天津
顧頡剛先生是史學界的前輩。一九二三年我進了濟南第一師范學校，喜愛文藝，也讀了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當時，新文化運動洶涌澎湃，對于古代典籍采取懷疑探討態度，這種立意創新，不墨守成規的精神是可貴的。錢玄同先生，改名疑古玄同。顧頡剛先生說：大禹是條蟲。當時，自己歷史知識淺薄，對這種創見，既驚異又佩服，在心里印下了極深的印象。
但，我對顧頡剛先生，不但無緣識荊，連他的生平事跡，也不了然。
一九六二年暑期，在青島療養院里第一次和顧先生晤面。他衣著樸素，和藹親切，久仰山斗，令人欽敬。
樓前散步，隨意聊天。三句話不離本行，一下子把話題轉到藏書上來了。談到這個題目，顧先生興致甚高，臉上神色飛揚。
他說：北京的幾位朋友的藏書，我心中有個數目。說著，他舉起右手，扳起指頭。接下去，他如數家珍地向我說：振鐸十萬冊；阿英十萬冊；我八萬冊；唐弢四萬冊；何其芳三萬冊。
他說的時候，帶著感情，一位學者重視書，有愛書如命的心情。
我聽了他的話，心里想，真是“你家有黃金，鄰舍家有等盤(天平)”。自己愛書，搜求書，也關心別人的書，連數目多少也記在心上。
青島一晤，印象美好。回到北京以后，據我調查、詢問的結果，幾位朋友的藏書和顧先生所說的大致一樣。各人愛好不同，研究的科目不同，所藏的書種類自然也就各異了。
白壽彝同志隔一段時間總來看看我。他有部車子，行動方便，每次來，總是先用電話約好時間，見了面，總是說：看了顧先生，還要到侯外廬同志那里去看一下。
有一次，他說：顧先生身體不行了，多半臥床。周總理讓他掛帥搞“二十四史”,他責任心強，大事還得操心。侯外廬同志也是我們的老朋友，住處離我不遠，因受“四人幫”迫害，健康情況不佳。我去看過他，說句話很吃力，聲音微弱。這三位歷史學家，他們是同行，又是好朋友。
因為所從事的工作不同，雖然懷念顧先生，每次同壽晤面，總詢問他的身體情況，但始終沒去探望過他。現在，顧先生已經不在了，壽來時，還不時談及往事，憶念顧先生。
原載上海《解放日報》198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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