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寶島的女英雄朱楓，1950年犧牲獲毛主席贊頌

北京西郊的西山國家森林公園，有一個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廣場上的石壁上刻著四行詩，每行五個字，一共二十個字："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這二十個字是毛主席親筆題寫的，廣場上有四尊銅像，其中一尊屬于本篇要講的人：朱楓。

她是浙江寧波鎮海縣的一位富家小姐，本該安穩過完富足得一生。

朱楓犧牲的時候是四十五歲，距離她潛入臺灣執行秘密任務不到半年。

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當時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并叛變。

關押在臺灣保密局黑獄四個月的時間里，受盡了各種酷刑，但是始終沒有說出組織想要從她嘴里得到的東西。

1950年6月10日四點多鐘的時候，馬場町刑場就響起了槍聲。

人們在課本上學到了關于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地下黨遭到大量破壞的歷史，但是很少有人能完整地了解這條情報線上犧牲的個人。

朱楓并不是這條線上的唯一犧牲者，她當時還聯系了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陳寶倉將軍和聶曦上校一同馬場町就義。

但是朱楓是四個人中唯一的一個女性，也是內戰基本結束、全國大部分地區解放之后才選擇獨自一人過海執行任務的人。

1949年11月，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門將一項秘密任務交給了朱楓：假借探親之名去臺灣和已經在國民黨“國防部”里潛伏的吳石將軍取得聯系，獲取國民黨在臺灣以及東南沿海的兵力部署、防御體系等核心軍事情報，并將這些情報帶回到中國大陸。

這一年朱楓四十四歲，在大陸她已經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丈夫朱曉光是她在革命時期與之患難與共的戀人，兩個孩子也都在各自崗位上開始了新生活。

她完全可以不接這個任務，也不會有人怪罪她。但是她去了。

朱楓之所以被選中完成這項任務，是因為她在情報領域的工作經歷非常豐富且完美。

1945年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后，先是到上海、香港以做生意為掩護進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的時候她成立了一家公司，把公司的利潤全部上繳到黨組織里，只保留最基本的生活費用。

她在香港的商業網絡很廣，和各類人士打交道也都游刃有余，具有很強的社交偽裝能力。

而且在此之前她并沒有出現過任何“暴露”的跡象，她太普通了，普通到沒有一個人會把她的身份和“共產黨地下人員”八個字聯系起來。

而她的這種普通，在情報界是非常寶貴的。

1949年11月27日，朱楓乘船從香港來到臺灣基隆港。

這并不是一個臥底特工的職業報告，而是一位妻子對丈夫臨終時的情感。

她知道自己這次去很可能不會回來了，她不說破，但每一個字都是說破。

到臺灣之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朱楓七次進到吳石家里，取得了大量國民黨軍隊在臺灣及沿海島嶼上的防御計劃、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絕密資料，并且用臺灣地下黨的秘密通道把信息傳回大陸。

給解放軍后來制定東南沿海作戰方案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據。

吳石是國軍“國防部”的參謀次長，地位僅次于蔣介石、陳誠等少數幾個人。

朱楓能夠七次出入吳石的宅邸而沒有被發現，全靠她對每一個接頭環節的認真負責。

從不重復到吳宅的時間與路線，每次接頭前都會繞出一條沒有規律可言的新路線，確認沒有人跟蹤之后才按響吳宅的門鈴。

住在臺灣朋友提供的住所里，對外聲稱自己是來探親的一般家庭婦女，白天去菜市場買菜、跟鄰居打招呼、偶爾去家里聊天。

沒有人懷疑過這個操著江浙口音的中年女人。

“完美融入”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在香港經商多年練就的，在商業場合同人寒暄，在茶樓談生意，和不同階層的人都能聊上幾句，把自己變成一滴水，倒入臺灣社會的海洋之后就再也找不出與周圍人不同的紋理。

但是整個情報鏈崩潰的速度比任何人都要快。

1950年1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國民黨保密局捕獲。

蔡孝乾在受盡酷刑之后背叛了組織，提供了臺灣地下黨組織的全部情況，包括朱楓和吳石之間的來往。

蔡孝乾的叛變是臺灣地下黨歷史上造成最大危害的一次出賣行為，因為他提供的并不僅僅是幾個聯絡點的信息，而是整個組織的核心網絡。

保密局的追捕隨即展開。

朱楓知道蔡孝乾被抓之后就立刻停止了所有活動，用關系找到撤退的辦法，先到臺灣南部再輾轉到舟山，想乘船回大陸。

但是蔡孝乾所提供的情況過于詳細，保密局的人員最后還是在舟山找到了她。

被捕之后，朱楓做了一件讓審訊她的特務都感到震驚的事。

被押往臺灣途中，趁看守不防備時，將隨身攜帶的金飾吞入腹中，以金子的重量壓碎自己的胃和腸道，想在審訊之前死去。

但是保密局的特務察覺到她有些不對勁后，就立刻將她送醫搶救，并且從死亡線上把生命拽了回來。

四個月內國民黨保密局對她進行了密集的審訊，軟硬兼施，許諾豐厚的金錢、自由以及家人團聚，威脅使用酷刑或者威脅死亡。

朱楓給出的回答始終只有沉默這一種形式。

吳石系統里的每個人的姓名、大陸聯絡方法、香港中轉站地址等等一句話都可能成為叛變的第一步。

因此她選用了最極端的方法，一句話也不說。

國民黨保密局后來在一份內部報告中提到，這連他們自己都難以置信。

朱楓四個月的審訊中表現出“寧肯犧牲自己生命也要遵守紀律、堅持到底”的精神，“黨性很強，學識很優秀”。

特務機構對自己親手殺死的一個共產黨員作出的評價，反而成了這個人最高級別的證據。

朱楓面色平靜，并不激烈也不害怕，好像她的靈魂早就交給那些情報系統了，在她身上剩下的只有可以被子彈打穿的身體。

她是臺灣檔案中的一名沒有姓名僅有編號的政治犯，大陸方面由于這條情報渠道的關系，很長時間以來都沒有把她的名字公之于眾。

經過兩岸學者共同努力以及家屬不斷的查找，在半個世紀之后，朱楓的遺骨于2009年被找到，并葬于浙江鎮海烈士陵園，2011年歸葬。

當她的骨灰盒送到中國大陸的時候，她的兒子朱明就跪在機場。

那時候毛主席所題寫的二十個字已經刻在了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的一面墻上很多年了。

這是對為了“天亮”而在最黑暗的地方死去的女人最莊重的確認。

朱楓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是英雄。

她只是在每一個可以選擇安全的時候選擇了危險，在每一個可以為自己考慮的時候選擇了別人。

1949年她已經在大陸有了安穩的生活，丈夫在等她，孩子們在等她，她可以選擇留下。

但是她自己認為這件事必須有人去做，而這個人就是她自己。

受盡折磨、接受審訊的時候可以隨意說一些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來換取生還的機會，很多被捕的地下黨員都做過這樣的選擇，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她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