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馬爾克斯和莫言：文學獎得主如何面對遠方的侵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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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給泰戈爾寫了一封信。

當時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已經爆發一年，南京大屠殺震驚世界，日本軍隊正在中國土地上推進。作為亞洲最負盛名的詩人，泰戈爾不斷發表聲明，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

而野口米次郎希望他停下來。

信中邀請泰戈爾在參加東京舉行的大東亞學者會議，希望這位享譽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能夠到日本訪問，并且在中日戰爭問題上保持“中立”。

當侵略發生時，要求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不要發聲，其實就是要求他默認。

對于泰戈爾來說，這封信最痛苦的地方還不在這里。寫信的野口米次郎和他是是老朋友，可以說是知己。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泰戈爾曾經是日本最堅定的欣賞者之一。

1916年至1929年間，他五次訪問日本。他迷戀日本的茶道、俳句和傳統美學，迷戀那個剛剛在日俄戰爭中擊敗沙皇俄國的國家所展現出的精神氣質。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亞洲知識界，日本有著特殊意義，是第一個完成現代化、并擊敗歐洲列強的亞洲國家。

它像黑夜中的火炬，讓無數亞洲知識分子相信，東方并非只能匍匐在西方面前。

泰戈爾也是其中之一，他寫詩贊美日本，贊美這個亞洲希望。

野口米次郎則是這段友誼的重要見證者，他長期訪問泰戈爾創辦的圣蒂尼克坦國際大學，兩人詩歌唱和，書信往來，堪稱同道。

然而到了1938年，一切都變了。泰戈爾最終發表了公開信：

只要日本對華侵略不停止，我絕不會出席任何由日本政府、軍部主辦的官方文學活動、國事訪問與授勛儀式。我不能用自己詩人的聲望，去掩蓋轟炸、屠殺帶來的人道災難，不能為一套建立在暴力之上的謊言背書。

“愿終有一日，貴國人民能從戰爭幻夢中清醒，看清今日暴行將留下永恒的歷史罪責?！?/p>

2

1974年，智利軍政府領袖皮諾切特邀請馬爾克斯訪問圣地亞哥。

那時距離阿連德政府被推翻剛過去一年，總統府上的炮彈痕跡還沒有完全修復，監獄里關滿政治犯，流亡者散落世界各地。

而軍政府突然熱愛起文化來了，他們邀請拉美最著名的作家，授予榮譽，頒發勛章，舉辦論壇，希望世界看見一個文明、開放、熱愛文學的智利。

馬爾克斯拒絕了。拒絕得毫不猶豫。

此后幾年，智利駐法國、西班牙、墨西哥等國使館不斷發出邀請，他不斷拒絕。

1980年，智利試圖授予他最高官方文學獎，附帶豐厚獎金，全國媒體宣傳。馬爾克斯公開退回提名。

他說：“文學的使命是站在受難者一邊，而不是站在施暴者的慶典舞臺上。”

這句話后來被無數人引用。

因為它說出了一個簡單卻常被遺忘的道理。文學當然不能阻止坦克，不能阻止炸彈，不能阻止監獄，但文學至少可以拒絕成為它們的化妝師。

哪怕這種拒絕沒有實際作用，但是，有些事情不是為了成功而做，而是因為應該做。

馬爾克斯還多次拒絕與他不認可的政府合作。1980 年代里根執政時期，美國長期軍事干涉中美洲，所以他拒絕了里根政府邀請他赴白宮參加官方文學招待會、接受政府表彰。

同期，因為哥倫比亞推行高壓安保法令，馬爾克斯長期流亡墨西哥，多次拒絕回國參加國家相關活動。

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此后以色列文化部、大學、文學獎多次邀約他訪問、領獎，他一律回絕。

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對中國當代作家影響很深，包括莫言、余華等人，都是通過模仿馬爾克斯成長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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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8日，俄烏戰爭爆發后，上千名世界作家聯合發表公開信。

他們宣布拒絕參加由俄羅斯國家資助和主導的官方文化活動。其中簽名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石黑一雄等人。

在這里引用其中兩段話：

作為以真相、對話、跨文明理解為創作根基的創作者，我們就與俄羅斯國家機器綁定的官方文化交流表明堅定立場：我們將統一回絕所有俄羅斯國家資助的官方文化活動邀約，包括莫斯科國際書展、克里姆林宮文學晚宴、國家級文學獎項、俄駐外使領館主辦官方招待會、政府牽頭國際論壇，以及所有由俄文化部全額出資、監管的線上活動。

出席這類國家背書的活動，等于出借我們的國際聲望，服務于美化侵略戰爭的軟實力宣傳。作家與藝術家絕不能成為對主權鄰國發動暴力軍事沖突政權的裝飾工具。

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戰爭不同，但問題始終相同：當文學與發起戰爭的政權相遇的時候，作家應該站在哪里？文學應該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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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莫言前往俄羅斯領取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他在莫斯科出席新聞發布會，隨后前往維申斯克鎮，尋訪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故鄉。

因為《靜靜的頓河》，肖洛霍夫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描寫沙俄士兵參加的一戰似乎就是當下場景的復制：

士兵同志們！萬惡的戰爭已經拖了兩年。你們為了保衛別人的利益已經在戰壕里煎熬了兩年。各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流了兩年血。幾十萬人陣亡和變成了殘廢，幾十萬人淪為孤兒和寡婦 —— 這就是這場大屠殺的結果。你們為什么打仗？沙皇政府把幾百萬士兵趕上火線，為的是掠奪新的土地……

莫言的作品，尤其是《紅高粱》系列，寫的是抗日往事，是對侵略者的控訴。對俄羅斯發起的戰爭，他應該洞如觀火，對烏克蘭人民遭受的一切，他應該感同身受。

他去了俄羅斯。這是他的選擇，自然有他的理由。

一個作家不是另一個作家的復制品。

我們無法要求他按照泰戈爾的方式行事，無法要求他按照馬爾克斯的方式行事，更無法要求他成為我們期望中的人。

大概是因為并沒有奢求，才不會覺得遺憾。

但正因為如此，我才更加仰望那些偉大的靈魂。那些靈魂告訴我們，世界存在另一種高度。

世界上有很多作家，也有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只有一些人能稱得上偉大。

包括泰戈爾、馬爾克斯、帕慕克等人。

他們讓人明白，靈魂之所以偉大，是在利益、榮譽、國家這些東西之外，仍然堅持人類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共同價值：

和平、自由、愛、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