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心念要"脫亞入歐"的日本，為跪舔美西方，如何肉麻到讓人惡心？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脫亞入歐”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日本通過“甩掉兩個壞鄰居”和學習西方，實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一系列革新，迅速跨入列強的行列。

日本不待羽翼豐滿就對當年的“大先生”中國動武，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乃至“七七事變”和太平洋戰爭，“大日本皇軍”在中國境內和亞洲各地橫沖直撞、“節節勝利”，使“脫亞入歐”的國策更加深入人心，也積淀了對中國和亞洲人民的歧視、蔑視心理。

1、深入日本人骨髓的“脫亞入歐”

日本戰敗投降后，這種歧視和蔑視亞洲國家的意識并沒有得到清理。相反，在美國的占領政策下，崇拜強者、歧視弱者的民族心理越發泛濫。特別是舊金山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簽字后，日本成為美國的戰略同盟伙伴，美國在為其張起核保護傘的同時，利用“朝鮮特需”等輸血方式使日本的經濟迅速恢復，并把美國式的民主制度、政治觀念、社會意識、甚至生活方式一股腦移植到日本。

一時間，美國成為日本人最為推崇的國家，“哈美族”成為社會時尚，甚至連戰敗也只承認輸給美國，不承認輸給中國和亞洲國家。所以有學者評論，舊金山條約的簽字是日本的“第二次脫亞人歐”。

日本“第二次脫亞入歐”的表現形式和緣由在于：

(一)戰后日本凡事仰美國人鼻息，從不把自己視為亞洲國家

無論是海灣戰爭、轟炸科索沃，還是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日本總是西方世界中最支持美國的鐵桿派，毫不吝嗇地輸資，甚至出動自衛隊助威。在經濟上，日本也是以美國和歐洲為主要市場，即使在東南亞各國開辟了市場，也是打著“經濟援助”的招牌輸入資本、利用廉價勞力、獲取資源、原料及高額利潤。事實證明，戰后東南亞各國并沒有從中獲得日本的先進技術，從而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各業。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頭面人物西尾干二曾對此有過露骨的表白，他說:

戰后德國處于戰勝國的包圍之中，若想貿易立國不同這些近代國家群交流就無法進行，所以，戰后德國如果不否定自己就不能生存下去。

戰后日本是靠產業立國，日本周邊國家中具有購買力的國家幾乎沒有，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也幾乎發揮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作為日本重要的貿易伙伴就是北美大陸市場的開發和擴大，因此，我們對美國應該表示真誠的感謝。

西尾的話道出了一部分日本人歧視亞洲、蔑視中國、崇拜美國的真實心態。

(二)反映在處理戰爭遺留問題上，采取了明顯偏袒歐美和本國、無視和冷淡亞洲的雙重標準

舊金山條約簽字后不久，日本政府立即恢復了被GHQ廢除的軍人《恩給制度》，對戰爭中死傷官兵家屬以及服役官兵予以補償，直到今天仍然是年年補貼。

但是，對曾是“大日本帝國臣民”的朝鮮、臺灣籍軍人及其家屬卻另眼看待，將其排除在“恩給”之外。對民間人被害賠償訴訟也是東、西有別，早在舊金山條約中，就規定了“將日本在同盟國及他國的資產、資本等通過紅十字會補償給(歐美人)俘虜”(第16條)，但中國和亞洲各國的俘虜卻不能獲取該條約規定的補償。

1993年，英國首相梅杰訪日時，又提出俘虜的補償問題，理由是當年獲得的補償數額過少。日本政府雖然沒有應允補償，卻通過暗箱操作向民間企業進行募捐，準備滿足英國政府的要求，后來，只是由于募捐效果不佳，這件事才告罷。而對亞洲各國民間人的被害賠償，日本官方始終持排斥態度，說明日本政府對東西方民間人被害賠償的態度迥然有別。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亞洲各國人民相繼向日本政府提起被害訴訟，然而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一件亞洲人被害案件獲得日本政府的賠償。即使司法機關判處政府應該支付一定數額的補償，但日本政府拒不執行，通過上訴抵賴。福岡中國勞工被害訴訟案以及劉連仁案就是一個例證。

1998年4月，山口縣地方法院曾判決政府應分別對3名韓國“從軍慰安婦”支付90萬日元賠償，政府當局抗訴，結果，高等法院又把案子翻了過來，原告落了個敗訴。9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不過6萬元左右，財大氣粗的日本當然不是為這幾個小錢吝嗇，從骨子說，歸根結底還是沒把亞洲人民放在眼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亞洲各國死傷3000余萬人，日本戰死傷300萬人。在戰后日本政府召開的首次追悼會上，吉田茂總理在悼詞中明確把追悼對象劃定在“300萬日本人”的范圍之內，根本沒有考慮由于日本的侵略戰爭而死傷的亞洲人民，這種“內向型追悼會”一直持續到村山富市內閣時期，才把3000萬死難的亞洲人包含在內。這也反映了日本官方無視亞洲的“高傲”和“自大”。

(三)戰后日本的經濟騰飛，更助長了“脫亞入歐”觀念的蔓延

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經過短短的經濟恢復期，很快出現經濟騰飛的趨勢，甚至在幾次石油危機中安全著陸，在西方世界普遍不景氣的時日里“一國獨榮”，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創造了“日本神話”。

這種現象使日本社會越發堅信了兩種觀念：一是“復古主義”，即維系和堅持日本的“傳統”和“文化”;二是繼續“脫亞入歐”。戰后以來，由于各種原因，亞洲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始終落后于西方世界，尤其是冷戰時代帶來的負面影響，使明治以來形成的“大和民族”的孤傲和自居再度滋生和膨脹，鄙視亞洲“貧窮落后”、“非文明國度”的心理在無形中層層積淀——這是一種溶在骨子里的歧視和偏見，即使有時并不顯現在表面。

另外，有必要提及的是，戰后以來，盡管中國人民在千瘡百孔的舊中國基盤上創造了一個新中國，贏得了全球矚目的進步和發展。

然而，由于國際關系的風云變幻，政治與政策的失誤，天災人禍的襲擾，以及社會的動蕩、政治運動的頻繁等原因，與同時代日本高速發展的經濟狀況對比，中國的經濟發展始終停滯落后，人民的生活水準還長時間停留在貧困國的邊緣，這在客觀上也助長了日本國民高踞亞洲之上的優越意識，更是作為國人應該有所記取的教訓。

(四)“民族凈化史觀”的推波助瀾

80年代中期，中曾根康弘組閣以后首次提出“東京審判史觀”的概念，稱“日本戰后受太平洋戰爭史觀和東京審判史觀的毒害”，要求積極推進“教育改革”，特別要著眼于“轉變國民意識”，“日本人必須達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

中曾根之所以強調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根本目的在于煽動國民丟下“包袱”，不為過去的歷史自慚形穢，進而重塑日本的“國際形象”。中曾根的說教得到“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等右翼學術團體的響應和支持。他們在各種場合都忘不了強調日本民族的“優秀”，比亞洲近鄰任何國家都具有“優秀的傳統”，“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富裕的國家”等。

西尾干二還在他的《國民的歷史》中不惜篡改歷史真實，夸大日本的遠古文明，甚至宣揚日本的繩文文明“比世界四大文明還要悠久”。藤岡信勝則拋出一個“自虐史觀”，抨擊戰后的歷史教育是培育“反日的日本人”，是“自虐”，主張(教科書)“講授的中心應該是日本人引為自豪的歷史”。

西尾、藤岡在宣揚“民族優秀論”的同時極力貶低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視之為“野蠻”、“落后”、“非文明”。二人在共著的《國民的麻木》一書中竟然稱，“從西歐的標準看，中國和朝鮮同150年前一樣，依然是不知文明，沒有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冷戰崩潰后東亞的事態逐漸返回到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前的狀態”，“老大國野蠻、非文明、但持有武力，在這種狀況下，日本面臨著如何自存自立的重大局面”，“日本必須獨立地應對所有的野蠻”。

西尾和藤岡之流惡意地攻擊和誹謗中國等亞洲國家，其實質是“把國民的注意力引向美化民族的歷史”，是“著眼于進行民族凈化的戰爭”，是一種“已經超過警戒線的民族凈化史觀”。

2、“脫亞入歐”的根源

從戰后到2000年前后，日本共有26位首相登臺組閣，其中，除細川護熙和村山富市兩位非自民黨人首相公開承認過戰爭的侵略性質外(細川在“侵略戰爭”的發言后遭到攻擊，改稱“侵略性行為”)，其他擔任過首相之職者均對戰爭性質或是曖昧回避，或是曲意辯解，或是以行動(如參拜靖國神社)固執己見，或是公開為侵略戰爭涂脂抹粉。

而內閣大臣、國會議員、執政黨要員中公開承認侵略戰爭，主張認真反省、道歉謝罪、賠償損失的人更是鳳毛麟角。也就是說，日本政界的當權人物大多是站在肯定“大東亞戰爭”的立場上，來處理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則不難理解日本戰后責任長期存在的根源所在了。

按著國際法的準則，日本政府理應積極主動地就戰爭給亞洲人民帶來的巨大傷害予以公開賠禮、道歉和謝罪，妥善解決戰爭遺留問題，恢復和彌補被害國家和人民的尊嚴，并對戰爭被害的全員及其遺屬給予合理的賠償。

同時，更應該自覺地清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思想理論殘余，鏟除再度發動侵略戰爭的土壤，繼承歷史的記憶，牢記歷史的教訓，從而使日本民族真正溶于亞洲和國際社會之中，開創一個和平和穩定的國際環境。然而遺憾的是，日本政界根本無意去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一直采取拖延、詭辯或排斥的手段對付國際社會的追究，甚至面對國際社會的抗議呼聲我行我素、無動于衷。

人們不知道他們究竟要拖延多久，也難以揣摩他們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但是有一點，日本如不認真對待和解決戰后責任問題，日本就不可能真正回歸亞洲，也不會得到亞洲人民的諒解和寬恕。特別是隨著亞洲國家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經濟實力的長足發展，以及民主化的逐步推進，這對于日本來說意味著什么，日本的當權者們一清二楚。人們有理由懷疑，日本在“脫亞入歐”的道路上究竟還能走多久。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走上一條政治、軍事大國化的道路，而否認戰爭責任，美化“大東亞戰爭”，掀起翻案逆流則是這一國策的組成部分。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不顧國內外輿論的反對，首開戰后首相“公式參拜”靖國神社之先河。也是在他的任上，右翼團體“國民會議”拋出“皇國主義史觀”的教科書，掀起了第二次攻擊教科書的逆流。戰后第一位“失言大臣”藤尾正行也在這個時候跳出來大放厥詞，結果跌下臺去仍不反悔。從此，政界的“失言大臣”頻出，公開為戰爭翻案的濫調猖狂泛濫，參拜靖國神社也幾乎成為政界官員的“時尚”。

1993年，自民黨在大選中失敗，結束了戰后38年“一黨獨大”、連續執政的歷史。八黨聯立政權首相細川護熙就任后發表了關于“侵略戰爭”的講話，引起朝野上下右翼保守勢力的猛烈抨擊，已淪為在野黨的自民黨再也不必考慮在臺上時的“顧忌”和“謹慎”，立即組織一個“歷史研討委員會”，召集右派學者編撰了一部《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并在日本戰敗投降50周年這一天出版發行，這部《總結》是自民黨戰爭觀的真實體現，也是戰后以來日本戰爭責任問題遲遲沒有得到解決的癥結所在。

1996年，自民黨又返回日本政治權力的中心，橋本龍太郎上臺后不出半年，就邁進了靖國神社的大門，成為戰后繼中曾根之后第二位“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在橋本任上，與美國共同修訂了《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為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奠定了基石。也是在這一年，日本掀起了從教科書刪除“從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內容的第三次攻擊教科書逆流。小淵惠三登臺以后，右傾化的步伐越發加快。他聯合國會中的保守政黨，采取“保保聯合”的形式，建立了自(民黨)、自(由黨)、公(明黨)政權。

在“保保聯合”體制的護駕下、國會順利通過了《周邊事態法》及相關法案，實現了“國歌國旗法制化”，又在國會內首次成立了“憲法調查會”，展開了修改憲法的切實步驟。也是在這一年，日本政府撥123億巨資建立的、宣揚“大和精神”的“昭和館”正式對外開放。為此，有學者評論說，1999年是“日本地殼變動的一年"。

2000年4月，森喜朗接替小淵上臺，他上臺伊始就對戰爭問題發表言論道，“關于戰爭，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看法，日本是否進行了侵略戰爭，應該由大家在歷史中作出判斷”。他還極力主張恢復戰爭時期天皇的“教育敕語”，認為“教育敕語表達的是一個很實在的真理，把這樣的東西全部廢棄合適嗎?”云云。當年5月，他又拋出了“神國論”，聲稱“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的國家”。這些論調都充分暴露了他的真實的戰爭觀和政治觀。

至于小泉純一郎，可以說是近20年來自民黨政治家中的“最強硬派”，他不僅置國內外的抗議呼聲于不顧，接二連三地去參拜靖國神社，而且借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為契機，制定出臺了《有事法制》，并促成該法案獲得國會通過。這樣，日本的“防衛范圍”就從“周邊有事”擴大到“全球有事”，比起小淵的“周邊事態法”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戰后50周年之際，日本國會通過了一紙《以歷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之決議》，這是在聯合政權首相村山富市以及內閣、國會中革新政黨的推動下形成的。然而，由于自民黨勢力的抵制，這份決議根本沒有涉及戰爭的性質，沒有承諾戰爭犯罪賠償，也沒有向被害國家和人民道歉謝罪。就是這樣的決議也遭到朝野內外的攻擊。

200多名自民黨議員成立了一個“終戰50年國會議員聯盟”(后改為“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發表聲明要“糾正單方面對我國斷罪和自虐的歷史認識”。“日本遺族會”、“報答英靈會”等右翼團體也聞風響應，成立一個“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在列島各地召開“阻止謝罪的不戰決議緊急集會”，展開大規模的簽名抵制運動，還制作影片、出版圖書、舉辦展覽、示威游行等，為侵略戰爭大唱贊歌。

朝野上下互動，倒行逆施還表現在靖國神社問題上，自民黨為敦促政府要員“公式參拜”靖國神社，成立有靖國關系三個協議會，同“日本遺族會”、“神社本廳”、“生長之家”等右翼民間團體沆瀣一氣，連續掀起“靖國神社國家護持運動”和“公式參拜靖國神社運動”，終于推動小泉接二連三的邁進靖國神社。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政界同民間的互動更加默契和頻繁。“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昭和史研究所”以及“歷史修正協議會”等右翼學術團體都同政界、政治家來往密切，并得到來自政、財、企各界的經濟援助和各類支持，同時又是政治家們的座上客。

老牌右派、“失言大臣”奧野誠亮就很是欣賞藤岡信勝，稱“好容易出現了從日本人立場考慮(問題)的學者”，“藤岡先生講出了我以前講過的話，我們是心息相通”。

特別是當右翼勢力掀起第三次攻擊教科書逆流時，政府、執政黨以及國會的一部分政治家公開為之鼓噪，推波助瀾。與之相呼應的戰爭翻案活動此起彼伏：1998年，由右翼團體青年自由黨出資，右派學者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加瀨英明等人杜撰，推出了美化東條英機、攻擊東京審判的反動電影《自尊》；接著，漫畫家小林善紀美化戰爭的《戰爭論》和鼓吹臺獨、污蔑慰安婦的《臺灣論》問世；2000年8月，原關東軍參謀草地貞吾、昭和史研究所頭面人物中村粲同國會議員阪垣正(阪垣征四郎之子)等人勾結在一起，四出募資竟在石川縣尾張神社建起一座高達12米的“大東亞圣戰大碑”。

2000年初，右翼勢力集結大阪，召開“20世紀最大謊言”的集會，氣焰囂張地攻擊南京大屠殺是“虛構”和“謊言”；2000年4月，文部科學省不顧國內外的反對和抗議，審定通過了“編纂會”篡改歷史的《新歷史教科書》，當受到教育機關的強烈抵制，采用率僅為0.039%時，右翼團體“日本會議”編寫的《最新日本史》又獲審定通過。

以上，有充分的史料證明，民間右翼勢力的活動并不是孤立的，站在他們背后的是政府、國會、執政黨、大財團、大銀行、大會社等實力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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