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求職詐騙”“招轉培”詐騙案中，主犯與從犯的罪與罰

近日，上海警方通報了一組數字：刑偵總隊牽頭，松江、青浦分局協同，打掉2個“開店創業”類詐騙團伙，抓獲犯罪嫌疑人130余名，涉案金額1500余萬元。
電信詐騙、求職陷阱、刷單返利，這些詞早已不新鮮。作為上海長期接觸刑事案件的一線律師，我知道130多名涉案人員中，可能有剛畢業的大學生，入職不久的基層業務員、客服。如今，他們和真正的組織者一樣，被抓走，送進看守所，面臨著同一部刑法的審視。
這并非為他們開脫，而是想指出一個公眾視野之外的盲區：當一起“團伙詐騙案”被全鏈條打擊時，法律是如何區分這130多個人的？他們的家屬，現在又該做什么？
一、不是所有被抓的人，都叫“主犯”

詐騙罪的量刑，在上海是非常清晰的標尺：6000元起刑點，10萬元為“巨大”，50萬元即“特別巨大”。1500萬的涉案總額，意味著主犯的刑期會奔著十年以上。但問題在于，這1500萬是全體涉案人員的“共同犯罪數額”。在司法實踐中，主犯對全案負責，而從犯只對自己參與或經手的部分負責。
怎么區分？司法機關看三點：誰發起犯意、誰制定模式、誰主要獲利。
那兩個被打掉的團伙里，真正符合這三條的，不過十來人。他們是老板、股東、運營總監，是設計“開店創業”話術腳本、搭建虛假導師團隊、安排資金轉移通道的人。這批人沒有任何爭議空間，從偵查到審判，都將被視為打擊重點。
而剩下的一百多人，角色各不相同：有負責在招聘平臺發帖引流的，有扮演“創業顧問”聊微信的，有做人事行政、發工資算考勤的，甚至還有剛轉正沒幾天、稀里糊涂被拉進項目組的。他們在法律上大概率被認定為從犯。
根據刑法第二十七條，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這不是一句空話，在上海以往同類“招轉培”案件的判決中，基層業務員的實刑率遠低于主犯，大量人員最終被判處緩刑，部分情節顯著輕微的，甚至在審查起訴階段就被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
但這里有一個殘酷的前提：這些從輕情節，不會自動降臨。它需要有人第一時間介入，需要證據及時固定，需要家屬在黃金窗口期內作出正確決策。

二、刑事案件里，最怕的是“等”

太多家屬在得知親人被刑拘后的第一反應是：“先等等看，也許過兩天就放了。”
這個想法，在普通治安案件里或許成立。但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涉眾型詐騙案里，時間從來不是朋友，而是敵人。
刑事拘留的期限，最長是37天。這37天在律師圈里被稱為“黃金救援期”，在這個階段，偵查機關還在搜集證據、梳理口供、固定資金鏈條，檢察院尚未正式作出逮捕決定。此時，律師可以依法會見當事人，了解其在團伙中的具體崗位、入職時間、業績金額、主觀認知等核心事實，并據此向檢察機關提交《不予批準逮捕法律意見書》。
如果檢察院采納了律師意見，當事人可以辦理取保候審，先回到社會、回歸家庭，等待后續司法程序。而一旦37天內檢察院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當事人將繼續羈押在看守所，后續再想變更強制措施，難度將成倍增加。
這37天里，家屬唯一能做的合法有效的事，就是委托一位專業刑辯律師，在第一時間介入會見和溝通。任何宣稱“有關系能撈人”的中間人，在這個階段出現，幾乎都是為了利用家屬的焦慮。
三、退贓退賠，不是“花錢買刑”，而是“認錯換罰”

另一個容易被誤解的問題是退贓退賠。
不少家屬擔心：“退了錢，是不是就等于承認有罪？”這是一個嚴重的認知偏差。在刑事司法中，退贓退賠是法定的從寬處罰情節，而非認罪的“把柄”。
尤其對于基層業務員來說，他們的違法所得往往只是底薪加少量提成，數額從幾千到兩三萬不等。如果家屬能夠在偵查階段主動退出這筆錢，并盡可能彌補被害人損失、取得諒解，那么在后續量刑時，法院會給予非常明確的從寬反饋。在同類案件中，主動退賠的從犯，判緩刑的比例遠遠高于未退賠的。
這不是“花錢消災”，而是法律給予真誠悔過者的出路。

四、寫給那些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人

如果您是涉案人員的家屬，此刻一定心如刀絞。但我請您冷靜下來，想清楚三件事：
第一，您的家人不一定就是“詐騙犯”，在法律定性上，他可能是被利用的工具人，是犯罪鏈條中作用極小的末端環節。這不是自我安慰，這是刑法明確規定的從寬事由。
第二，現在最不需要的，是慌亂和病急亂投醫。不要在朋友圈找關系，不要輕信“保釋”承諾，不要試圖毀滅證據或串供，這些行為一旦被認定，會把輕罪拖成重罪。
第三，盡快委托一名有刑事辯護經驗的律師，讓他去看守所會見您的家人。只有律師能見到人，只有律師能向辦案單位正式遞交法律文書。這是法律賦予家屬的唯一正規路徑。
對于當事人來說，如實供述，認罪認罰，分清責任，不扛不該扛的擔子。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的自首、如實供述，以及第十五條規定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目前唯一能主動掌握的減刑籌碼。
最后說句公道話。有些涉案人員，剛工作不久，對法律認知不足，大多都是基層人員，這是他們人生的一次重大危機，但法律同時給予悔過自新的機會。理性應對、依法辯護，是度過此關的唯一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