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壽朱樂村白樸家族住地與墓葬地理考辨—— 兼論元碑地名訛誤

靈壽朱樂村白樸家族住地與墓葬地理考辨

—— 兼論元碑地名訛誤與家族史料價值

（苗夫，苗子）

〖摘要〗清末至今，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元代戲曲名家白樸家族的寓居地與歸葬地位于今正定縣朱河村。本文綜合金石碑刻、歷史地理、文獻校勘及民間族譜等資料，梳理古代地名書寫、籍貫標注的傳統規則，辨析“朱洛”“朱駱”“朱樂” 三個地名寫法的流變脈絡，考證證實安徽六安《白氏宗譜》記載的“正定府靈壽縣朱駱村”才是白氏家族最終居住地和墓葬地，即白氏家族晚年定居、卒后歸葬之地為今河北省靈壽縣朱樂村。文章同時論證了民間族譜中地理、墓葬細節記載的珍貴史料價值，為元代白氏家族歷史文脈溯源提供扎實的文獻與地理依據。

關鍵詞：朱樂村；白樸；白恪；神道碑；地名考辨；恒山

一、引言

白樸（1226— 約 1306），原名白恒，字仁甫、太素，號蘭谷，祖籍山西河曲，生于河南汴京，是元代杰出的雜劇家、散曲家，位列 “元曲四大家”。其父白華，字文舉，號寓齋，為金朝重臣、知名文學家，與文壇大家元好問相交至厚；其弟白恪（1246—1309），出仕蒙元，官至正四品。本文研究的白氏家族，主要以曾寓居古真定地區的白華、白樸、白恪父子三人為核心。

自元明清以來，各類史料與學術研究均認定白氏為古真定人士。元代袁桷所撰《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記載：白恪“葬于真定路真定縣朱洛村”。受這一碑文影響，后世普遍將白氏家族墓葬地劃定在今正定境內。由于古地名 “朱洛村” 在當地無從考證，學界便牽強附會，將其對應為如今的正定縣朱河村。

近些年來，塵封近六百年的《白氏宗譜》被整理公開，譜中明確記載白氏家族最終居住地為“正定府靈壽縣朱駱村”，墓葬地在“真定府靈壽縣鳳凰墩朱駱村東南之塋”，也就是今天的靈壽縣白朱樂村及其東南嶺上。這一新史料的出現，打破了延續百年的固有結論，也引發了學術界的質疑、辯駁與觀點交鋒。

本文結合金石學、歷史地理學、古典文獻校勘學、民間宗族史料等多重研究視角，對白氏家族寓居地、墓葬地兩大核心問題展開系統考辨，力求厘清歷史真相，訂正相關歷史地理謬誤。現將核心結論先行闡明：金朝滅亡后，白氏家族投奔鎮守真定的元將史天澤，初期暫住真定城南郊；之后擇址靈壽縣鳳凰墩朱駱村（今白朱樂村）修建宅院、正式落籍；家族成員身故后安葬在朱樂村東南五里之處，其中白樸墓壙存有石蛙作為標識。

二、當前學術爭論的焦點和各方觀點

目前學術界對白氏的故居和墓葬地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是“正定朱河說”，另一種是“靈壽朱樂說”。爭議的核心，是厘清史料中白氏 “居真定”“卜筑滹陽” 兩大地理概念的具體范圍，以及判定 “朱洛村” 究竟隸屬今正定還是靈壽縣。

持“正定朱河說” 的學者，主要依托元代一手文獻提出質疑。元王博文《天籟集序》、袁桷《白公神道碑銘》、鐘嗣成《錄鬼簿》等同時代典籍，均寫明白氏為 “真定人”“居真定”“卜筑滹陽”，尤其是神道碑對白恪葬地 “真定路真定縣朱洛村” 的記載非常具體，被視作白氏定居和歸葬正定縣的直接證據。

持“真定朱河說”觀點的學者進一步指出，《白氏宗譜》成書于白恪離世 140 年之后，屬于后人追憶編纂，并無元代原始文獻佐證，譜中 “靈壽朱駱村” 的記載，大概率是由 “真定朱洛村” 讀音演變而來的附會之說。還有部分研究者提出，靈壽朱樂村距離滹沱河較遠，村落南側為松陽河，與史料中 “滹陽” 的地理描述不符；綜合來看，古地名 “朱洛村” 必然是如今的正定朱河村，靈壽 “朱駱村” 只是后世傳抄、記載產生的訛誤，《白氏宗譜》相關記載存在主觀臆斷的成分。

持“靈壽朱樂說”的觀點與之正好相反，其核心主張便構成了本文的整體內容。

三、基礎史料梳理：白氏曾短期寓居真定縣城南

（一）核心地理概念與元代文獻記載

在展開考證前，首先區分兩個古代常用地理概念。滹陽，即滹沱河北岸，屬于大范圍區域代稱，古代文人與官方史料常以此泛指今正定、靈壽一帶；真定則是多層級行政區劃名稱，歷史上先后存在真定路、真定府、真定縣等建制，古人行文提及“真定”，多為廣義地域概念，管轄范圍包含今靈壽縣域。

1．元代多部權威文獻記錄了白氏家族與古真定的淵源：

元王博文《天籟集序》（1287 年）記載：“居無何，父子卜筑于滹陽。” 作為白樸摯友所作序文，這是白氏一族定居滹陽區域最直接、最權威的史料，但并未標注具體村落。

元鐘嗣成《錄鬼簿》（1330 年）直言： “仁甫，真定人，殆以其父子卜筑滹陽言之耳”，既佐證了前人記載，也再次說明 “真定” 為寬泛地域概念。

袁桷所撰神道碑提及“郡伯后居真定”，印證白華一家定居真定，依舊無具體住址。

《金史?列傳》記載白華歸降蒙古后“居真定，依史天澤，杜門不出，以詩文自娛”，同樣只記載大致區域。

明代《白氏宗譜》補充記載白華：“迨國亡隱居真定，既又卜筑滹陽”，與元代史料一脈相承，細節更為豐富。

安徽六安《白氏宗譜》“（白華）隱居真定，既又卜筑滹陽”

2.白樸作品印證了白氏居真定的具體位置

白樸詞集《天籟集》收錄其在真定時期創作的十余首詞作、三篇散曲，作品內容直觀反映了他當時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場景。

《摸魚兒?真定城南異塵堂同諸公晚眺》是白樸在真定時期的代表作，學界考證創作于1237 至 1271 年之間。詞作題注明確提及居所 “真定城南異塵堂”，記錄了他與友人在城南宅院登高賞景的場景，證明白氏一家曾居住在真定城南郊的院落之中。另一首《賀新郎?題王肯堂所藏秋林萬岫圖》中 “我亦有、鎮州茅屋”一句，所指也是真定城南的居所。

結合史料與作品可以還原史實：金亡之后，白華父子北上真定依附史天澤，暫住真定城內，隨后在真定城南、滹沱河北岸結廬而居。白氏身為前朝遺民，被迫隱居避世，居所大概率為獨處宅院，并未形成村落，這也是正定各類地名典籍無相關記載的原因。

（二）正定朱河村與白氏故居及墓葬地毫無關聯

近代部分學者依據神道碑“真定縣朱洛村” 的記載，將白氏居所與墓葬地劃定在正定朱河村、諸福屯一帶，這一推論缺乏史實支撐，十分牽強。

第一，歷代官方史料無“真定縣朱洛村” 的記載。翻閱《元史?地理志》《大元一統志》、歷代正定方志、地名典籍與古歷史地圖，從古至今，正定縣域內從未出現過 “朱洛村” 這一地名。白氏家族為名門望族，若家族聚居、墓葬均在正定下轄村落，各類官修文獻必然會留下記錄，現存史料空白足以否定這一猜想。

第二，“朱洛村” 與今 “朱河村” 無法對應。從字形、字音、字義來看，“洛”與“河”差異顯著，二者不存在文字演變、讀音通假的關系，后世僅因兩村名均帶有“朱”字便強行綁定，毫無學術依據。民間流傳的“朱俗里即朱洛村”說法，也沒有任何官方文獻佐證。

第三，朱河村沿革脈絡清晰，與“朱洛村” 毫無關聯。據正定地方史料記載，朱河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間，早期村民以高姓為主。因村落地處滹沱河、周漢河、旺泉河三河交匯處，最初定名“諸河”，取眾河匯流之意；當地地勢低洼、水網密布，后世口口相傳逐漸訛變為“朱河”。村落名稱演變過程清晰，全程未與“朱洛”產生交集。

第四，正定諸福屯與白氏家族無關。有民俗研究者猜測“朱洛村”為如今的諸福屯，甚至認為當地白姓族群為白樸后人。經查證，諸福屯白氏為回族，而白樸家族是漢族，族群屬性截然不同，這一點即可直接推翻相關猜測。據光緒《正定縣志》記載，諸福屯白姓于明代自正定衛指揮使白璋一代定居正定，與元代白樸家族亦無血脈關聯。

清光緒《正定縣志》

綜上，正定縣從來沒有“朱洛村”，《白公神道碑銘》中“真定縣朱洛村”屬于孤證，既不能證明當地存在此村落，更不能將其等同于如今的朱河村。朱河村位于正定城區以東，地勢、方位、環境均與白樸筆下的“城南茅屋”不符，二者不存在關聯。

四、史料深度考證：白氏家族定居、歸葬于靈壽縣朱駱村

元代文獻記載白氏“真定人”“卜筑滹陽”，與《白氏宗譜》記錄的“靈壽朱駱村”并不沖突。古代行政區劃、籍貫書寫、地名傳抄的多重特點，能夠合理解釋兩種記載的差異；同時大量證據指向，靈壽朱駱村（今朱樂村）才是白氏家族最終定居與歸葬之地。

（一）《白公神道碑銘》存在地名隸屬訛誤

神道碑記載白恪“葬于真定路真定縣之朱洛村”，核心錯誤在于混淆了村落的行政隸屬，將靈壽縣下轄的朱駱村，誤記作真定縣轄地。

元袁桷《白公神道碑銘》“（白恪）葬于真定路真定縣朱洛村”

首先，碑文創作背景造成了隸屬訛誤的結果。此碑由白恪之子白湛整理家族行狀、生卒、葬地等基礎資料，再交由白恪生前同僚袁桷撰文。白湛常年在浙東道（駐今浙江寧波）為官，袁桷晚年辭官定居慶元鄞縣（今浙江寧波），二人都遠居江南。朱駱村僅是北方一處普通村落，在古代信息閉塞的條件下，一般人知道其在大真定域內已然不易，其隸屬何縣并不在意；加之白氏一族早年在真定城生活，二人便想當然將朱駱村劃歸真定縣，且袁桷并未親自前往墓葬地實地核查，出現村名隸屬錯誤在所難免。

其次，碑文本身是應急而就、記載粗疏。白恪、白湛父子常年在外為官，返鄉次數極少，就連白恪具體的卒年、月、日都無法準確記錄，僅以“某年某月某日” 一筆帶過。作為私家墓志，該碑文無需官方審核校勘，書寫隨意性較強，把靈壽屬地誤寫為真定縣，是當時民間文書常見的疏漏。

（二）正史與族譜書寫規則不同，記載并行不悖

中國古代有著固定的籍貫記載傳統：官修正史、文人典籍等記錄人物籍貫，一般只寫到路、府、郡等高層級行政區劃，以郡望代指故里，不會細化到縣、鄉、村，這是古代文史書寫的通用規則和禮儀。例如宋太祖趙匡胤祖籍為清苑縣東安村，正史統一記載為“涿郡人”；靈壽籍名將曹彬、名臣韓億，史料中也多記為 “真定人”，因為真定作為府治，知名度更高。因此，即便白氏落籍靈壽，元代文獻記作“真定人”也完全符合時代書寫慣例。

安徽六安《白氏宗譜》：“（白華）卒葬真定府靈壽縣鳳凰墩朱駱村東南五里之塋”（左）“（白樸）葬朱駱村之塋，壙有石蟾”

而私家宗譜的記載要求截然相反。族譜以記錄家族根脈、祖塋、族人遷徙為核心，必須做到精準細致，對于祖宅、祖墳，更是要標注具體村落、方位、地勢、墓葬形制等細節。《白氏宗譜》明確記載白華“隱居真定，既又卜筑滹陽”，白樸 “居真定朱駱村鳳凰墩”，同時詳細記錄白華葬于 “真定府靈壽縣鳳凰墩朱駱村東南五里之塋”，白樸 “葬朱駱村之塋，壙有石蟾”。譜中對墳塋朝向、宗族輩分、周邊地貌、墓內標記的記載面面俱到，嚴格遵循古代族譜的編纂規范。此處的 “真定” 是廣義的真定府轄區，并非狹義的真定縣。

兩種文獻一個記郡望、一個記實地，側重點不同，內容并不矛盾，反而形成互補。

（三）文獻與作品佐證白氏遷居靈壽的過程

《白氏宗譜》中“隱居真定，既又卜筑滹陽”一句，清晰勾勒出白氏家族的遷徙路線：先在真定城南臨時居住，之后再度選址，在滹沱河北岸的靈壽境內修建宅院，長久定居。結合《金史》等資料，白華在 1234 至 1235 年進入過真定路靈壽區域，1235 至 1237 年暫住真定城南，1237年白氏父子團聚后同吟白華《滿庭芳-示劉子新》“短衣匹馬，重見鎮州山”；若干年后正式遷居靈壽朱駱村。

白樸的詞作也留下了遷居靈壽的痕跡。《滿江紅?庚戌春別燕城》中“腰一?、歸老作菟裘，真定里”，體現出白樸計劃在真定府境內置辦田宅、終老余生的想法。此處的 “真定里” 并非真定縣城，而是白氏父子早有目標的靈壽朱駱村。《水調歌頭?送王修甫東還》《水龍吟?登滹沱河樓》《鷓鴣天?滹陽道中》等作品，多次描繪連綿山色、層疊峰巒。而古真定縣地處平原，有 “三山不見” 的說法，境內無山地丘陵；靈壽縣依山傍水，山川風貌與詞作描寫高度契合，進一步證明白樸后期長期生活在靈壽。

（四）人生志趣決定白氏選擇山野村落隱居

白氏家族選擇遠離城鎮的靈壽朱駱村定居，與其身世、心境和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白華是金朝舊臣，金國覆滅后淪為前朝遺民，一心閉門隱居，不再出仕；白樸年少親歷汴京戰亂，親眼目睹家國傾覆、親人離散的慘狀，一生多次拒絕蒙元朝廷的征召，寄情山水、以詞曲自娛。

在蒙元統治初期，社會局勢動蕩，前朝文人多選擇遠離政治中心、避居鄉野。白華曾在家書中直言：“吾輩不能死國，又不能遁跡山林，將何往乎？”遁跡山林本就是父子二人不得已的心愿。文壇大家元好問晚年也是先居真定，后遷居獲鹿鄉野，與白氏的選擇如出一轍。靈壽朱駱村地處丘陵地帶，環境清幽、遠離市井，恰好契合白氏避世隱居的追求。白華去世后，族人便將祖塋選在村落東南五里的風水寶地，這里也成為白氏家族世代歸葬之地。

五、文獻價值辨析：詳實族譜可信度優于孤碑

神道碑與民間族譜同屬私家史料，但二者的創作屬性、嚴謹程度、傳承體系差距明顯。綜合判定，《白氏宗譜》的史料價值與可信度更高。

從創作屬性來看，神道碑是為喪葬而立的“應急文書”，創作時間倉促，撰稿人不了解實地情況，內容簡略、疏漏較多；而族譜是宗族耗時多年、集結族人整理編纂的家族史書，會系統搜集歷代口傳、手寫記錄、先人筆跡與遺物等資料，編纂流程嚴謹，內容體系完整。

兩大史料核心指向一致：均記載墓葬地為“朱洛 / 朱駱” 村，分歧僅在于村落隸屬關系。從地名現實來看，正定縣自古無 “朱洛村”，靈壽縣至今存有朱樂村（古朱駱村），結合“名從實地” 的史學原則，墓葬地隸屬靈壽縣已是定論。

《白公神道碑銘》是單一孤證，除該碑文外，元代至明清所有官方方志、地理典籍，均無“真定縣朱洛村”的記載。按照古代禮制，名門望族的聚居地、祖塋大都會被區劃典籍、地方史志收錄，這一史料空白，足以說明碑文地名記載有誤。

反觀《白氏宗譜》，雖成書距離白恪離世已有140 余年，但對于宗族史料而言，這一時間跨度并不算久遠。五服之內宗族血脈相連，祖宅位置、祖塋方位、墓穴標記、村落名稱等信息，是宗族代代相傳的核心記憶，由族人筆錄存檔，絕無憑空編造的可能。白樸作為元代文化名人，家族本身留存有大量文字資料，明代后人修譜時整合前代史料，內容真實可靠。單純以 “成書晚”否定族譜價值，是忽視中國宗族文化、片面解讀史料的行為。

六、地理與地名流變考證：多重證據鎖定靈壽朱樂村

（一）山水地貌：“恒山之陽” 直指靈壽地域

靈壽縣坐落于滹沱河北岸、古北岳恒山（大茂山）南麓，也就是古籍所言“恒山之陽”，依山傍水、林木繁茂，自古流傳 “活在真定府，葬在靈壽土” 的說法。縣域內分布著多個以 “朱樂” 命名的村落，地處平原與丘陵銜接處的松陽河畔，距離滹沱河僅八里左右。早在金代，就有韓孝彥、韓道昭（音韻學家）“居滹陽松水（今韓朱樂）”的記載；樂羊、曹彬、申田等歷代名臣也多選擇在此歸葬，當地宗族墓葬文化底蘊深厚，至今仍有正定大姓家族在朱樂東西嶺上租地造墳。

清康熙年間《舊輿地圖》朱樂及山川位置圖

《白公神道碑銘》用“恒山之陽，松茂挺直”描繪墓葬周邊景色，雖為詠頌之詞，但古代碑志的寫景銘文絕非憑空修辭，必須貼合實地地貌。恒山山脈南延至靈壽境內，明代景泰年之前，靈壽山林茂密，是真定府乃至京城重要的木材、柴炭供應地，“松茂挺直”的景象與當地實景完全吻合。而古真定縣全境為華北平原，地勢平坦開闊，遠離恒山山脈，無山林丘陵景觀，根本無法對應“恒山之陽”的描述。同時，正定朱河村地處低洼水網地帶，河水常年泛濫，在古代并非修建大型祖塋的理想之地，宋昭憲皇太后祖父墓就曾因滹沱河水患，從正定城郊遷至西北高地，這也側面證明朱河村不可能是白氏祖塋所在地。

（二）地名流變：朱洛、朱駱、朱樂為同一村落

古代北方鄉村地名大多依靠口頭傳承，沒有統一的官方寫法，文人記錄時常根據讀音擇字書寫，同音異寫是極為普遍的現象。元代至明代前期，將今“朱樂”記作 “朱洛”“朱駱”，三字讀音完全一致，實為一個村子；明嘉靖九年（1530）之后，官方方志統一將地名定為 “朱樂”，但靈壽本地方言中，“洛、駱、樂” 至今仍讀作 lǎo，保留了古音。

從語音、文字演變規律來看，“朱洛/朱駱 — 朱樂” 是典型的方言讀音延續、文字逐步規范的過程，三個名稱指代的是同一個村落。加之正定縣始終沒有“朱洛村”，進一步排除異地重名的可能。時至今日，靈壽縣白朱樂村全村以白姓為主，全村白氏族人五百六十余人，是白氏家族世代聚居的直接實物佐證。

結語

綜合元代碑刻、文人別集、官修方志、民間族譜、地理地貌、地名演變等多維度資料考證，可得出四點明確結論：

第一，元代《白公神道碑銘》中“真定縣朱洛村”為典型的行政隸屬訛誤，受撰稿人地域限制、碑文倉促成書等因素影響，記載與史實不符。

第二，碑文中的“朱洛”、族譜中的“朱駱”與后世定名的 “朱樂”，屬于古代地名同音異寫，三者所指均為今河北省靈壽縣朱樂村。

第三，碑銘“恒山之陽”的地貌描寫、族譜翔實的墓葬細節、當地村落人口與地名沿革，形成完整證據鏈，證實白恪及整個白氏家族的墓葬均位于靈壽朱樂村。

第四，白氏家族金亡后暫住真定城南郊，后遷居靈壽縣朱樂村長久定居，家族成員身故后，陸續安葬在村落東南五里的祖塋之中。

本次考證也充分說明，內容翔實、傳承有序的民間族譜，是正史、碑刻之外重要的歷史文獻。在歷史人物籍貫、故居、墓葬地、古代地名等問題的考證工作中，民間宗族史料能夠彌補官方文獻的疏漏，為歷史文脈溯源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撐。

苗夫、苗子于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