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襟即玄圃，筆下成琳瑯——評《發現“昆侖石刻”》

《發現“昆侖石刻”》，劉釗著，中華書局，2026年4月版

“昆侖石刻”是2025年度人文學科的熱點之一。前期學術界主要圍繞石刻的真偽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鳴；隨著國家文物局對石刻的認定，這場大討論又轉為對昆侖石刻各方面價值的研究。劉釗教授是最早參與討論并力主石刻為真的學者之一，先后在古文字微刊、《光明日報》上發表多篇文章，所論邏輯嚴謹、出言有據，為學界信服。這本《發現“昆侖石刻”》正是他相關研究的系統性集結。

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梳理了石刻披露后的各方信息，包括多家報道、國家文物局的認定及作者的幾點意見；第二章對昆侖石刻的文字和文本進行了細致的尋繹疏證，同時說明造假之不易；第三章專釋“采藥”，判定其學術歸屬、搜羅歷代資料和記錄；第四章論定秦始皇尋仙采藥是舉國行為的性質；第五章集中主要疑偽觀點，分九節展開批判；第六章則是作者參與昆侖石刻討論的幾點感想。總的來說，有關石刻證真的部分，作者悉心爬梳網絡上正反雙方的各類意見，巨細不遺，客觀分析、小心舉證，如老吏斷獄，允為平議；在石刻價值的發掘上，則旁征博引，上引下聯，顯示出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和高致的學術品位。

一、析形釋義，曲盡精微

本書的第一大特色就是在語言文字研究上的純熟。通過辨析字形和考索詞義，作者不僅廓清了爭鳴中對石刻內容的質疑，也深化了我們對秦代文字、詞匯的認識。石刻中“皇”字的寫法曾在學者間引發熱議，疑偽者根據里耶秦簡《更名方》及秦詔版上“皇”字所從的“白”形，中間橫畫懸空不與邊框相接的特點，對昆侖石刻的真偽提出疑慮，作者則遍檢出土文獻資料做出了詳密的回應。書中指出，高奴銅石權、國博藏始皇詔十六斤銅權、赤峰蜘蛛山陶量上的“皇”字都有從“自”的舊字形甚或新舊字形共現的情況；詔書銘文之外、一般認為屬于秦末的龍崗秦簡更有新字形和不規范字形（“皇”字從“白”但中橫與兩側相接，昆侖石刻“皇”字屬此）并存的現象。故而僅憑昆侖石刻“皇”之一字即斷其偽的意見并不合適。不止如此，作者還進一步考察了《更名方》中的“旦”字，結果竟發現秦文字中完全符合規定的新字形只有兩例，《更名方》對“旦”字的規定幾乎沒有被執行。對“皇”“旦”兩字的調查，充分展示了作者作為古文字學家絲分縷析的功力，其結論也使學者反思，以往被視作斷代標志的《更名方》在實際貫徹中也不宜死看。“所謂秦法嚴苛也是相對的。一項行政命令從頒布到執行，是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和過渡的。尤其是文字具有很強的惰性，對任何改變都很難快速作出反應。”應該承認，作者的這段話對我們理解包括秦書同文字在內的歷代語文政策，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書中對“云夢”用字的分析也相當精彩。陳劍先生首先注意到秦文字中“云夢”之“夢”寫作從“艸”從“夢”的“”字，作者在此基礎上據秦封泥和龍崗秦簡提出，秦時的“云夢”很可能就是寫成“雲”而不寫成“雲夢”的。漢代封泥中“云夢”字則已作“夢”而不作“”，“雲”正反映出秦代的用字習慣。封泥是璽印使用的痕跡，秦漢官印的用字差別很可能代表著官方的不同規范。“皇”“旦”在各地簡牘、銘文中使用的參差，與“雲”在秦封泥中的整齊劃一，恰顯示了民間與官方在應對文字規范問題上的張力。

關于昆侖石刻的用詞，這里可以拈出作者對“可”字的抉剔。石刻中“可二（？）百五十里”之“可”是“大約”的意思，作者指出這一義項古人并未措意，《助字辨略》與臺灣地區的《中文大辭典》所用書證均出《史記》，隨后《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才使用了秦代《韓非子》的詞例。書中還羅列了26條秦簡語料進一步證實“可”的大約義在秦時已經出現且使用較為普遍，昆侖石刻之“可”正合于當時的用詞習慣。作者對古漢語詞義的敏感和詞匯時代性的準確把握，使本書堪任從語言文字學角度研究昆侖石刻的力作。

二、考史論事，極致廣大

本書的第二大特色是史學研究的深湛。作者結合《史記·秦始皇本紀》與北大漢簡《趙正書》等文獻，分析了秦始皇晚年因“熒惑守心”、疾病日篤等事畏懼天命將終，從而游徙四方、求藥天下的急迫心態。由昆侖石刻的“采藥”亦可推知，其尋仙采藥活動必屬舉國行為，不應局限于史書所載的東部地區。立足這一視域，本書對里耶秦簡中以往認為是采摘一般蘑菇的“求菌”記載進行了深入的闡發，聯系到湘西至今仍是野生靈芝的主產地，簡文之“菌”應特指靈芝而言。簡牘頻見的秦代湘西采芝活動，與始皇帝晚年服藥登仙、渴望長生久視的欲求密切相關。可以稍作補充的是，里耶8-1689簡整理者原釋“求菌內久”的“內”字，楊先云先生已改釋為“日”，可從。如此，簡文“求菌日久”“日夜求（菌）”等語所折射出的政令之繁苛，更使嬴政汲汲于“變氣易命”的心態愈發清晰起來。昆侖石刻、湘西秦簡，東西萬里的兩宗材料和史事，在作者作為歷史學家老辣獨到的眼光下，草蛇灰線，固有跡象可尋。

書中指出，秦始皇派遣的采藥使者“翳”，是仰慕先祖伯翳而名。這與秦印所見以祖先“非子”為名是同樣的道理，正合于秦人的起名習慣。作者早在1999年就已發表《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提出“人名是文化的鏡像和觀念的折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思想、信仰習俗、道德觀、價值觀、文化心理及美學觀念，具有社會學和文化史上的意義”。這篇文章引起了古文字學界對出土文獻中人名資料的長期關注，時至今日相關論著仍然層出不窮。本書將這一觀察視角運用于昆侖石刻的解讀，同樣相當契合和成功，不僅為石刻的真實性提供了一條重要的隱性證據，也顯示出人名學對于歷史研究的獨特價值。

本書對史料的剪裁和利用，視野是相當寬廣的。從《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先秦奇書，至唐宋史乘、明清實錄、各地方志，均在作者目力之內，雖事涉懸隔，但作為情理上的佐證則并無不可，要在說明歷代帝王貪戀權力、妄想長生之心魔難除，勞民動眾之本質不變，作為觀念的訪名山、求仙草思想源遠流長。至于書中所用的材料，更是囊括了古籍、璽印、畫像磚、鏡銘、繪畫、首飾等多種品類，充分展現出作者對史料高超的駕馭能力和文獻學、考古學、博物學等多領域的卓越造詣。這些都使得本書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大為增色。

三、金針度與，示人門徑

作為一本研究秦刻石的專業學術著作，本書在普及性上也兼顧得恰到好處。作者往往在相關問題上舉出一些經典的例證以資比類合觀，使得本書內容的豐富度常常溢出昆侖石刻之外，可以作為文史研究的入門指南。

針對石刻中“昆陯”這一寫法不見于傳世典籍的質疑，作者舉出了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杭錦旗發現的“干章”銅漏，據此可糾正《漢書·地理志》西河郡“千章”縣之誤。又如“洛陽”之“洛”，出土西漢文字資料皆作“雒”，可知今本《史記》中的十幾例“洛陽”乃系后人所改。“干章”例由裘錫圭先生首揭，“洛陽”例早在曹魏時魚豢已肇其說，清人段玉裁力倡，近年經虞萬里、李運富等學者研究，業已通過了出土文獻的考實。憑借這樣經典的案例，讀者容易悟出：傳世文獻經過歷代傳抄翻刻，其面貌是層累造成的，文字錯訛在所不免、用字習慣也不宜據為典要。

談到上古時代的中西交通史料，作者特別揭出今本《竹書紀年》“王使王孟聘西戎”、《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征“升于昆侖之丘”“為銘跡于懸圃之上”等記載，并進而提示了這幾種典籍的史料價值：“《竹書紀年》除了在研究戰國史上的重要地位外，李學勤先生曾專門談到《竹書紀年》在夏代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穆天子傳》五處提到‘井利’，一處提到‘毛班’，毛班見于西周青銅器班簋，利也見于青銅器。井利和毛班后來又見于清華楚簡《祭公》，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存在鏈條，可見《穆天子傳》中有不少有根據的史料。”緊接著便以《山海經》為例，備舉了王國維、胡厚宣、李零等多位前輩在《山海經》與古史新證上的成績。跳出上述個案，作者意在呼吁學人將眼界放寬，重新審視這些昔日以為語涉荒誕、事有不經的戰國著作，從其悠謬緣飾之中擘肌分理，注意到“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作者曾在《出土文獻與〈山海經〉新證》一文中講到：“這些神話或傳說史料一樣能夠描繪古代中國的精神世界的圖景，并從中窺探古人的思想觀念，從而證明或解釋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以也絕對不能輕視。”像這樣頗具方法論意義的論斷在本書中還有很多，值得讀者留心。

作者嘗向筆者言及，書稿中雖然對“采藥”的相關史事和思想觀念做了較為充分的闡釋，但限于精力和篇幅，有關“昆侖”的部分則未及申說。如果一定要指出本書的不足，我想這應是一大遺憾。昆侖石刻是一處無盡藏，作者的自鑒也提示了更為廣闊的研究空間。

張之洞在《清代著述諸家姓名略》中有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發現“昆侖石刻”》正是這樣一本以古文字學為基點，出入經史的可信之作。出土文獻為秦漢史研究的重新繁榮投射了新的希望，本書所揭示的內涵和提供的范式，既是繞不開的里程碑，更是突破性的新高度。

來源：康博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