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的歷史

利維坦按：

我們總以為微笑屬于生物學：嘴角上揚，眼角微微收縮，傳遞快樂與善意。但歷史提醒我們，即便是最熟悉的面部表情，也并非天然如此。在歐洲漫長的藝術史中，露齒而笑曾被視為粗俗、失態甚至缺乏理性的象征；而今天，人們面對鏡頭時幾乎本能地露出笑容。一個簡單的表情何以經歷如此劇烈的意義轉變？追尋微笑的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面孔的變化，更是社會如何塑造身體，以及文化如何重新定義人類情感的故事。

在人際交往中，微笑是最容易遠距離識別的面部表情。它也比大多數其他表情更容易做出。其他表達情緒的面部表情——比如恐懼、憤怒或痛苦——往往需要動用多達四塊肌肉。而微笑只需要一塊肌肉就能完成：位于嘴角的顴大肌（不過，要呈現出真誠而愉悅的微笑，還需要眼輪匝肌同時輕微收縮）。微笑不僅易于做出、易于識別，還極具多義性。它可以表示感官上的愉悅與喜悅、歡快與逗趣、滿足、愜意、愛意、誘惑、釋然、壓力、緊張、惱怒、憤怒、羞恥、攻擊性、恐懼，乃至蔑視。可以說，幾乎任何情緒，微笑都能傳達。

微笑對人類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事實上，做出微笑所需的面部肌肉早在母體子宮中就已經具備，準備隨時用來安撫焦慮的父母。微笑甚至可能比人類這個物種本身還要古老。許多大型猿類都會做出微笑般的表情，這表明微笑最早出現在人類共同祖先的臉上，遠早于智人的出現。正是查爾斯·達爾文，在他的經典著作《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1872年）中，首次以科學方式展示了大型猿類的“微笑”。他還指出，大型猿類的這種表情，和人類的微笑一樣具有多重含義：它可以表示愉悅（尤其是在被撓癢癢時），但也可以是一種帶有攻擊性的自我防衛。

摘自查爾斯·達爾文《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1872年）。? Wellcome Collection

由此看來，微笑似乎一直伴隨著我們，而且似乎從未改變。看起來似乎只需再邁一步，就可以宣稱微笑根本沒有歷史。但事實遠非如此。實際上，微笑擁有一段引人入勝卻長期被忽視的歷史。

要理解這段歷史，我們首先需要把握一些更宏觀的文化因素。微笑的普遍性與多義性意味著，在社交場合中，僅僅“看見”某人微笑是不夠的——你還必須知道這個微笑究竟意味著什么。這種表情需要被解讀、被破譯。在這一點上，它和“使眼色”（wink）頗為相似。正如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1973年所指出的那樣，從生理學角度看，使眼色和我們所說的“眨眼”這種不自主的眼皮抽動完全相同。要讓一次使眼色被理解為“使眼色”而非單純的“眨眼”，使眼色的人和被使眼色的人都必須理解彼時彼地所通行的文化代碼。而這些代碼，當然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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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我們往往傾向于從空間與多樣性的角度來承認這種代碼的差異：比如，普遍認為西方的微笑文化，與日本、中國等社會中的微笑文化有所不同。然而，微笑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也存在時間上的演變。

比如，在某些古希臘雕塑中可以看到所謂的“古風式微笑”，嘴唇被塑造成微笑的形狀。然而，古典學者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未必就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種表情，它或許僅僅是為了表現一種健康與滿足的整體狀態。換句話說，這種“微笑”的形態確實存在，但我們并不知道它當時所承載的含義。

庫羅斯雕像上的古風式微笑（約公元前530年，或為現代仿制品）。? Getty Museum

古羅馬人則呈現出另一種變體。如果我們按字面理解他們的詞匯，會發現他們并不區分“微笑”與“大笑”——兩者都用同一個拉丁動詞“ridere”來表示。直到羅馬帝國末期，才出現了一個表示“較小程度”的派生詞“subridere”。由此衍生出的名詞“sub-risus”（后演變為“surrisus”），意為“次一級的笑”——一種輕微或低聲的笑，且常常帶有嘲諷的意味。這種“次等”的地位以及這種帶有縮小意味的形式被保留下來，并隨著該詞在中世紀盛期進入羅曼語族時，與“大笑”區分開來。例如，大約在1300年前后，法語中已經分別有了表示“笑（動作）”的“rire”、表示“笑（這種行為）”的“le rire”或“le ris”，以及表示“微笑”的“sourire”（源自“sous-rire”，即“次一級的笑”）。

大約在同一時期，以類似的方式，意大利語吸收了“ridere”和“sorridere”，西班牙語有了“reír”和“sonreír”，葡萄牙語有了“rir”和“sorrir”，普羅旺斯語則有“rire”和“sobsrire”。同樣在這一時期，凱爾特語和斯拉夫語系中也出現了專門表示“微笑”的詞，但用的是非拉丁語源的詞匯：丹麥語有了“smile”，瑞典語有了“smila”。英語中的“smile”一詞最終則源自高地德語或斯堪的納維亞語。

頗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就在同一時期，“微笑”也開始進入西方藝術傳統——其代表便是那座著名的“微笑天使”（smiling angel）雕像，創作于1236年至1246年間，至今仍裝飾在法國東北部蘭斯大教堂的西立面上。歷史學家們將這一令人愉悅、且看起來極為“現代”的表情，譽為西方文化中一種全新文明價值觀登場的標志。

“微笑天使”。? Philosophy of Language

由此，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這種微笑，從13世紀起便已開始在西方世界流傳。文學作品表明，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它所承載的情感范圍，與我們當代文化中賦予它的含義已頗為接近。彼特拉克曾夢見他愛人“那如天使般明亮的微笑”；而這種溫柔的抒情筆調，在莎士比亞的詩作中同樣可以找到——盡管這位“吟游詩人”也深知，“一個人可以面帶微笑，卻內心充滿惡意”。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也欣然接納并采用了微笑這一表情。然而，其含義卻并非總是一目了然：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蒙娜麗莎》（1503-1517年）唇邊那抹既經典又令人困惑不已的微笑，便是最好的例證。

不過，盡管微笑在西方文化中確實生機勃勃，但那時的微笑還并非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樣子。

在西方藝術中，它與今天的微笑有一個極其關鍵的不同之處：微笑時的嘴唇幾乎總是閉合的。在面部形象中，露出牙齒的情形極為罕見。即便走遍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與博物館，搜尋19世紀之前的繪畫、素描和雕塑，也幾乎找不到一例像今天這般咧嘴露齒的微笑。當然，張口露齒的形象確實存在，但這類形象無一例外都帶有負面的意涵。

人們很容易將這種現象歸因于當時口腔衛生狀況不佳。但事實上，從中世紀晚期墓地出土的骸骨來看，當時人們牙齒患齲齒的程度，反而比18世紀以后——隨著糖大量進入西方飲食——要輕得多。因此，自蘭斯大教堂“微笑天使”所開啟的那個時代以來，微笑之所以呈現出這種緊閉雙唇、矜持端莊的樣態，其根源似乎更多在于文化價值觀，而非生理上的缺陷。

當時，有三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這種“露齒”的表情在藝術中被盡量回避。

首先，張開的嘴在當時與社會底層人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毫無遮掩地張大嘴巴、露出口腔內部的“丑陋”，是只有平民才會做的事。這種藝術上的慣例，恰恰反映了上層社會和貴族階層所通行的礶儀規范——這些規范在16世紀初由兩部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明確闡述：曼托瓦外交官巴爾達薩雷·卡斯蒂利奧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論》（The Book of the Courtier，1528年），以及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Erasmus）的《論兒童教養》（On Civility in Children，1530年）。

這兩部著作都強烈告誡人們：除了滿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不應以任何其他方式張開嘴巴；若不然，便會被視為有失體面。它們傳達的信息是：若實在忍不住要笑，那就靜靜地笑，緊閉雙唇，保持端莊、得體、有禮。例如，弗朗斯·哈爾斯（Frans Hals）的《微笑的騎士》（Laughing Cavalier，1624年），盡管畫名暗示他面帶燦爛的笑容，但他的雙唇卻始終緊閉。倘若不是這樣，那便等于在否認自己作為一位紳士的高貴身份。

《微笑的騎士》，1624年，弗朗斯·哈爾斯。? wikipedia

這兩部奠基性的著作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被反復再版，并被譯成多種語言。伊拉斯謨的著作于1532年首次出現英文譯本，卡斯蒂利奧內的著作則在1561年（這一版本似乎正是莎士比亞所熟知的版本）。盡管這兩部著作分別是寫給宮廷臣僚和學童的，但它們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這些群體，尤其是通過文藝復興時期盛行的“禮儀指南”這一文體——這類書籍宣稱要向讀者展示，有禮儀修養的人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應當如何舉止得體。

這些文本，正是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1939年所稱的“文明化進程”的一部分——這是一場行為方式上的革命，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對身體各個孔竅的控制，尤其是在公共場合。例如：進食時嘴巴應保持閉合，吐痰被視為禁忌，鼻子不應當眾摳挖，耳朵不可在人前掏弄，目光不應直視盯人——當然，更不能放屁。

《蝦女》（約1740-45年），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作。? National Gallery

毫無疑問，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規則注定會被打破。但打破它們，會暴露出一個人低下的品格。或者——這是第二個起作用的因素，無論在藝術中還是現實中——它會暴露出一個人理性的喪失。張大嘴巴這一形象，在當時被普遍用來描繪精神失常之人，但其含義遠不止于此，它還涵蓋了那些理性能力因激情或低級欲望而暫時失控的人。這也是為什么在為數不多的、表現露齒白牙微笑的肖像中，有一些是孩子——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蝦女》（The Shrimp Girl，約1740-45年）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按照定義，她尚未到達“理性的年紀”，還沒學會如何講究禮儀。（又或者，她本就來自社會底層，永遠也不會懂得這些規矩。）

第三個解釋西方藝術中缺乏正面“張口”形象的因素，與所謂的“歷史畫”有關——這類繪畫描繪的是古代歷史或圣經中的場景。這類場景中的人物，常常被表現為深陷于某種強烈情緒之中，比如恐懼、驚惶、絕望、狂怒，或是某種狂喜（無論是精神層面還是肉體層面的）。17世紀時，路易十四的首席宮廷畫家夏爾·勒布倫（Charles Le Brun）試圖為歷史畫中“情感的表現”建立一套系統的規范。他從西方藝術中可追溯至古典時代的隱性傳統中汲取靈感，同時也試圖從哲學家勒內·笛卡爾當時最前沿的生理學理論中，為自己的想法尋求支撐。

笛卡爾認為，松果體是“靈魂的居所”，位于頭部、雙眼之間、鼻梁后方。思維和感覺正是在這里產生，并由此影響“動物精氣”流向各處肌肉——其中尤為重要的，就是面部肌肉。對勒布倫而言，由此可以推論：當靈魂平靜安寧時，面部也會完全處于靜止狀態。反之，當靈魂受到激蕩，這種激蕩便會在面部表現出來——尤其是在眉毛部位，因為這是面部離松果體最近的部位。情感越強烈，面部上半部分的肌肉扭曲程度就越大——繼而，面部下半部分受到的影響也會越來越明顯。只有極其強烈的情緒，才足以讓嘴巴大大張開。

勒布倫的理論從17世紀末開始在歐洲廣泛傳播。盡管笛卡爾式的靈魂觀后來逐漸式微，但勒布倫用以闡釋這些理論的面部表情圖譜卻始終廣受歡迎。事實上，在整個18世紀乃至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臨摹他這套“表情圖譜”，成為業余畫家學習描繪人臉的標準方法。這些表情程式也滲透到了其他類型的繪畫中。

這幅畫名為《歡樂的家庭》（Het vrolijke huisgezin），是荷蘭畫家揚·斯滕（Jan Steen）于1668年創作的油畫。畫中可以看到市井的一面：很多人都是露齒而笑的。? Sophie Ploeg

荷蘭風俗畫里常常描繪一些醉醺醺的人物，在酒館和客棧里東倒西歪，縱聲大笑，或卷入激烈的爭執。一些畫家的自畫像中也出現了露齒的形象，他們借此表現一種譏諷、玩世不恭的姿態——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倫勃朗乃至更早。但常規肖像畫依然忠實于卡斯蒂利奧內所倡導的、源自宮廷的“閉唇”傳統——蒙娜麗莎和《微笑的騎士》正是其中的代表。

直到1787年，這一切才被打破。那一年，在巴黎，伊麗莎白·路易絲·維杰·勒布倫（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與路易十四的宮廷畫家勒布倫有姻親關系）在盧浮宮的年度沙龍展上展出了一幅自畫像（該畫至今仍藏于盧浮宮）。畫中，她膝邊依偎著女兒，落落大方地望向觀者，帶著得體而迷人的微笑，露出了自己的白牙。

《維杰·勒布倫夫人與她的女兒讓娜-露西-路易絲》（1786年），伊麗莎白·路易絲·維杰·勒布倫（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作。? RMN-Grand Palais (Musée du Louvre)/Michel Urtado

藝術界為之震動。一位評論家寫道，“有一個細節，是所有藝術家、有品位之人以及收藏家們都無法接受的，自古以來也從未有過先例——那就是她在笑的時候，露出了自己的牙齒……”在18世紀末的巴黎，西方文化中誕生了一種全新的現象，它打破了西方藝術中一切固有的規范與傳統——現代意義上的“微笑”由此誕生。

維杰·勒布倫夫人或許在1789年那場更為著名的政治革命來臨之前，悄然開啟了一場藝術上的革命。但有證據表明，她畫中的這個微笑，所反映的其實是法國社會本身已經在發生的變化。當時的人們似乎確實笑得更多了，并開始以一種全新的、積極的眼光看待這一姿態。巴黎正是這一變化的先鋒。這座法國首都早已確立了某種“潮流引領者”的地位——某種意義上的“網紅城市”，在時尚行為與流行商品方面，引領著歐洲其他地區競相效仿的風潮。曾在凡爾賽宮廷中備受推崇的那種僵硬的莊重感、禮儀上的拘謹與面部的不動聲色，在巴黎這座更為活躍、更具動態感的都市文化中，漸漸失去了吸引力。在沙龍、咖啡館、劇院、商鋪等場所中，更為放松、不拘小節的舉止已成為常態。

此外，露齒微笑也因18世紀中葉席卷歐洲的“感性崇拜”而獲得了新的聲望——這一思潮由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帕梅拉》《克拉麗莎》）和讓-雅克·盧梭（《新愛洛伊絲》《愛彌兒》）等人的畇銷小說所推動。現代讀者在閱讀這些小說時，往往會被書中大量的哭泣和啜泣所震撼，因為主人公的品德正遭受著殘酷的摧殘。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物最終都是帶著一種崇高的微笑走向勝利的。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些小說（以及同類作品）激發了讀者效仿書中人物行為舉止的愿望——這種現象與近代好萊塢明星或社交媒體網紅所產生的影響頗為相似。小說中那種展現健康白牙、象征美德與超脫的微笑，在現實中成為了巴黎社會精英階層效仿的范本。在同輩人面前自然地展露自己的情感，不僅變得可以被接受，甚至成為了一種被推崇的姿態。英國旅行者們對巴黎人在日常交往中頻繁地相互微笑感到驚訝不已。這座城市，儼然已成為世界的“微笑之都”。

如果說“感性崇拜”賦予了小說讀者以這種時髦方式微笑的愿望，那么巴黎人在技術層面也確實占據了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座法國首都，已然成為口腔衛生護理領域舉世聞名的中心。在18世紀初之前，無論是在歐洲還是更廣闊的世界范圍內，口腔護理大體上只是“挑選性地剔牙”、服用止痛用的鴉片制劑，以及不分情況地拔牙這幾種粗糙手段的混合體。而此時的巴黎，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口腔護理專家，取代了昔日集市上的“拔牙匠”——牙醫（dentist）。

這個詞最早是在1720年代的巴黎被創造出來的，并在18世紀中葉進入英語。它指的是一類經過外科與解剖學訓練的專業人士，能夠運用精巧的器械進行牙科護理。這些新興的牙醫，能夠清潔、美白、矯正、填補、更換乃至移植牙齒，從而讓一口牙變得更干凈、更健康——并且，在微笑時顯得更具吸引力。當時進行“壯游”（Grand Tour）的歐洲貴族紳士們，常會專程在巴黎停留，以修整牙齒。

巴黎的報紙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牙齒美容產品與器具廣告。在牙簽、刮舌器、口氣清新劑、牙齒美白劑和唇膏之外，還出現了牙刷——而牙刷的發明，恰恰正是在這一時期，無疑預示著一個“微笑的現代性”即將到來。1780年代末，巴黎企業家尼古拉·杜布瓦·德·謝芒（Nicolas Dubois de Chémant）將瓷質假牙的發明推向完善，這預示著一個蓬勃發展的假牙產業即將興起。這意味著，即便一個人滿口無牙，也能展現出這種全新的、露齒的白牙微笑。

一幅描繪18世紀牙醫場景的油畫，據信由法國畫家讓-巴蒂斯特·勒費夫爾（Jean-Baptiste Lefebvre）創作，畫中展示了一位坐在奢華沙龍中的牙醫正在為病人進行治療。? Gazette Drouot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將維杰·勒布倫的這幅自畫像，視為一種為巴黎預防性與美容牙科以及時尚潮流所做的“高級藝術廣告”。這幅肖像在沙龍上的公開展示，確保了其影響力的廣泛傳播：觀眾們將這種“新式微笑”帶回了世界各地的家中。一個光明燦爛的未來，似乎已經確定無疑。

然而事實證明，巴黎這種“露齒微笑”的勝利，既是局部的，也是短暫的。它要再等上一個多世紀以后，才能真正在全世界范圍內確立其主導地位。即便是在巴黎——或許尤其是在巴黎——維杰·勒布倫式微笑所帶來的影響，也在兩年后被法國大革命所打斷，一種使這類微笑顯得頗為“成問題”的政治文化由此擴散開來。事實上，甚至在大革命爆發之前，"感性崇拜"就已經受到了新古典主義審美趣味的挑戰。例如，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那些氣勢宏大的歷史畫作，所呈現的盡是緊繃的下顎、僵硬的面部、緊閉的上唇，以及近乎歌劇式的肢體姿態。這種表現風格，在1789年之后占據了主導地位。

事實上，在“恐怖統治”時期（1793-94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微笑必須被壓制、隱藏起來。在那些熱忠于革命的人看來，微笑似乎是在追憶舊制度下那些養尊處優的貴族們曾享受過的、令人不齒的“甜蜜生活”。真正的愛國主義，容不下這樣一種似乎在嘲弄共和主義嚴肅精神的姿態。

此外，人們越來越將“張開的嘴”與法國大革命聯系在一起，而這種聯想本身也帶有哥特式、恐怖乃至戲劇化的色彩。例如，憤怒的暴民在對受害者施以毀容時，往往就集中針對嘴部：1789年，國家官員約瑟夫-弗朗索瓦·富隆·德·杜埃（Joseph-Fran?ois Foullon de Doué）曾被指曾勸說巴黎民眾，如果買不起面包，就去吃草——他最終遭到了報應：砍頭后他的首級被插在長矛尖上游街示眾，嘴里還被塞滿了干草。根據一種對戈雅那幅令人不安的畫作的解讀，他將革命者描繪為吞食自己孩子的農神薩圖恩（Saturn）。英國的政治漫畫家們更是在此基礎上變本加厲，將巴黎的平民階層描繪為垂涎欲滴的食人族。甚至連杜布瓦·德·謝芒贈予人類的瓷質假牙，也成為了英國諷刺畫家托馬斯·羅蘭森（Thomas Rowlandson）冷嘲熱諷的對象。這類形象在歐洲人的想象中久久揮之不去，將那些更為純真的年代的記憶，漸漸擠到了角落。

《一位法國牙醫正在展示他的人造牙齒和假上顎的樣品》（1811年），托馬斯·羅蘭森作。? Met Museum

如果說在巴黎，維杰·勒布倫式的微笑已經失去了魅力、被掃進了歷史的塵埃，那么這其中也與一場醫療服務領域的危機不無關系。大革命時期的法令，取消了牙醫在醫療體系中曾經占據的那一小塊位置，也沒有為牙科手術訓練設立任何相應的制度安排。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牙醫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地位，很快便重新淪落到要與昔日那些走江湖的拔牙郎中爭奪顧客的境地。

在西方，作為一種公開的姿態，微笑就此沉寂了一個多世紀。

直到20世紀初，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它才重新浮現。牙科技術的進步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而在這方面引領世界的，已不再是巴黎，而是美國——美國是19世紀初最早將牙科訓練專業化的國家之一。然而，正如18世紀的情形一樣，微笑的“重新崛起”，與其說是源于牙科專業水平的提升，不如說更多得益于文化潮流本身。高度依賴視覺效果的廣告手法、好萊塢明星形象的塑造，以及快照式攝影的普及，都在其中起到了推動作用。任何擁有那個年代家庭相冊的人都會發現：正是從1920年代到30年代起，照片中第一次出現了“微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人們在面對相機時開始說“cheese”。肖像這種形式，由此變得“大眾化”——也變得“微笑化”了。

進入21世紀后，iPhone攝影和社交媒體進一步確認了“微笑”作為個人展示社會身份時最受青睞的表達方式。這些技術也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與全球各地微笑文化之間的隔閡——這些文化此前與西方的習慣并不完全相通。據估算，在推特每天發出的超過5億條消息中，每五條就有一條包含表情符號（emoji）。在這個電子時代的全球化大眾文化中，表情符號儼然已成為一種“通用語言”。在3000多個可用的表情符號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喜極而泣的笑臉”——它是最初那個笑臉表情的“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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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冠疫情的出現，給這場現代（西方式）微笑的漫長征程，帶來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一時之間，這種表情被迫退居到了外科口罩之后。誠然，敏銳的人或許早已察覺到，一個真誠而由衷的微笑，會讓眼周的肌肉產生可察覺的細微皺紋。但我們當中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敏銳。再說，又有誰的每一個微笑都是百分百真誠的呢？表情符號同樣感受到了這次沖擊。盡管“喜極而泣的笑臉”依然穩居全球使用率榜首，但另一個表情符號卻急速躥升——那就是“戴著外科口罩的臉”。

? The Guardian

這個“口罩臉”表情符號的流行程度，一度高漲到了這樣的地步：2020年11月，蘋果公司在發布年度新增表情符號時，被認為有必要對“口罩臉”表情進行微調——為臉頰添上一點紅潤的色彩，并在眼周加上一些意味深長的細紋，讓人看起來仿佛是在口罩之下微笑著。微笑，似乎正在“反擊”。而事實也表明，它似乎不太可能失去其標志性的文化價值與全球范圍的吸引力。隨著世界各地疫情形勢的逐漸緩和，每個人似乎都又有了微笑的理由。

文/Colin Jones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tim

原文/aeon.co/essays/a-history-of-the-smile-through-art-culture-and-etiquette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樹上的男爵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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