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阿根廷米萊被學者點名表象？資本主義舊制度仍在掙扎

據《拉丁美洲摘要》6月13日報道，數千年來，人類以辯證方式不斷前行，努力創造更好的生存條件。大約5000至6000年前，隨著新石器革命的到來——也就是人類從以狩獵和采集為基礎的游牧生活，轉向以農業和畜牧業為基礎的定居生活——階級社會在地球上確立起來。此后，農業走向定居化，城市化進程也隨之開始。

剩余產品開始積累，一方面帶來財富，另一方面也帶來不平等。社會階級由此出現，隨之而來的還有管理政務的統治者、以自己的方式解釋自然未知現象的宗教“專業人士”，以及通過武力“解決”積累過程所引發差異和沖突的士兵。

社會中的一部分成員開始占有剩余產品和生產資料。國家作為一種工具出現，通過強制手段保障所有者繼續控制社會、勞動者和生產。最早的法律開始制定，用以規范權威；軍隊也被正式確立為維護所有者利益的主要工具。階級和剝削由此形成。奴隸社會成為這種社會發展的最初表現形式。當一些民族不再處決戰俘，而是將其作為被俘勞動力加以剝削時，這一制度便被制度化了。

在奴隸制時代，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工業，資本稀少，生產技術也十分原始。土地和勞動是生產活動中僅有的重要要素。但由于勞動力處于奴役之下，勞動者并不擁有自己的勞動力，因此得不到任何報酬。奴隸的繁衍也完全由奴隸主出于自身利益來供養和推動。

公元前5世紀起，奴隸制在希臘興起，隨后在羅馬擴展為大規模制度。但從3世紀開始，奴隸制也開始走向衰落。城市相對于鄉村的優勢地位開始形成，這為封建社會的出現創造了條件，而封建社會在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看來，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

不過，這種進步并沒有克服一個根本性的不相容，即對抗性的階級矛盾并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過去，為獲取奴隸而發動擴張和戰爭；后來，戰爭則被用來征服土地，在這些土地上，自由農民扮演了與奴隸相近的角色。盡管這是重要的歷史進步，因為人們獲得了某種“自由”，但他們也被納入軍隊，從而維系了這一制度的穩固。

從3世紀開始，被征服領土和被統治民族的廣度與規模引發了危機和混亂。政府和統治者缺乏足夠的經濟能力，無法維持部署在廣闊地域中的龐大軍隊。在這樣的背景下，基督教在西方擴張開來，制度的弱點也開始顯現。作為權力中心的城市暴露出自身脆弱性，僅僅擺脫奴隸制統治已不再足夠，個人開始追求更多東西。

奴隸社會的終結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推動因素包括經濟變化、道德變化以及政治壓力。這個后來被稱為封建主義的新時期，其開端可以追溯到5世紀羅馬帝國危機之后，不過它在西方真正達到鼎盛，是在9世紀至15世紀之間。它的起源，與羅馬帝國和加洛林帝國崩潰后產生的不安全局面有關。

9世紀和10世紀，歐洲經歷了一段混亂時期。各君主國無力保衛自己的領土，只能讓渡部分權力，將部分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控制權交給地方貴族。這催生出一種封臣關系：臣屬于國王，以換取土地封授。社會結構因此發生變化，形成新的階級劃分：掌握權力者，即武士貴族和神職人員；以及無權者，即農民和必須耕種土地的農奴。

在這種情況下，封地成為以農業和畜牧業為基礎的經濟中心。農民大多是依附于土地的農奴，雖然已不再是奴隸，但仍依賴封建領主提供保護和耕種權。在歐洲，天主教會將這種社會秩序說成是神意的體現，自身又占有大片土地，并與王權和軍隊結盟，以恐懼作為統治和控制的工具。

這一制度一直“成功”運轉到14世紀和15世紀，隨后卻因城市復興、貿易增長以及商路出現而開始走向衰落。一個不再依賴土地的新階級——資產階級——由此發展起來。1348年暴發的黑死病引發嚴重的人口危機，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短缺，農民因此擁有了更強的議價能力，得以要求更好的條件，農奴制度也隨之削弱。國王在資產階級的財政支持下重新奪回對貴族的權威，并壓服封建領主，鞏固了恰在這一時期興起的現代國家。

這一過程催生了資本主義社會，其起點在于15世紀和16世紀歐洲從封建社會向現代性的轉型。它的出現，得益于貿易擴張、資產階級作為新社會階級的崛起，以及工業革命將農業勞動轉變為工資勞動和工廠勞動。

隨著探險航行和殖民主義擴展，國際貿易大幅增長。銀行和金融公司開始形成，促進了資本積累，并推動了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其鼎盛時期在15世紀至17世紀之間。無產階級也出現了。這一新的被剝削階級，源于土地私有化進程，尤其是在英國，大量農民被逐出鄉村，被迫大規模遷往城市，靠出賣勞動力謀生。

始于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以機器在生產中的大規模應用為特征，資本主義由此確立為占主導地位的制度。財富的來源不再只是土地，也來自對生產資料——工廠和機器——的占有。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思想家則通過捍衛自由市場和國家不干預經濟，為這一制度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

作為一種新制度，資本主義社會開始構建自身原則，其基礎是自由市場、私有財產和經濟績效。其核心價值鼓勵自主、對個人努力的回報以及經濟增長。從經濟角度看，這些原則形成了一套價值尺度，并被塑造成普遍真理，自此開始主導整個制度的運轉。

其中一些原則至今仍然有效，例如企業自由，以及個人在不受干預情況下作出選擇的自由；對私有財產的承認和法律保護，也就是對財物、生產資料和資本的保護；以及營造競爭環境，以推動創新、效率和質量提升，從而在市場中占據優勢，最大化資本和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利潤。

同樣，勞動和生產性投資應當通過財富和資本積累得到回報，這一前提也被塑造成生活中成功與幸福的體現，從而將個人成功、創業精神和個人責任置于集體福祉之上。

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認為，我們正處在資本的帝國主義階段。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稱，特朗普已經毫不掩飾地不再像過去250年來那些世界權力中心的領導人那樣，以提升資本主義競爭力和成功為目標來治理國家。

在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看來，特朗普以強勢方式破壞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基，沖擊那些在過去兩個半世紀中支撐這一制度的機構、法律、原則和價值。

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認為，特朗普正在留下自己的印記，其方式是加劇不平等，把利潤置于人的福祉之上，從而產生負面的連帶后果。照此看，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危機。這一過程表現出結構性危機的性質，根源在于積累模式的內在矛盾：對利潤無止境的追求，與社會福祉發生沖突。

這種不穩定表現為反復出現的衰退周期、極端不平等、勞動不穩定和環境掠奪。資本主義在過去也曾經歷危機，但那些危機具有周期性，使其能夠通過調整實現自我更新。如今則不同，已經可以看到結構性危機的跡象，而這種性質的危機，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認為，早在奴隸制和封建制消亡時就曾出現過。

這種局面在現實中的表現，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利潤集中在企業精英手中，而購買力停滯不前，社會高度兩極分化。對持續增長的需求以及對自然資源的商品化，已經造成嚴重的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威脅到可持續性。

如前所述，資本主義在日常運轉中不斷遭遇危機和破壞性下滑。面對這種情況，權力中心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地采取措施拯救金融體系，同時把成本轉嫁給工人階級。于是，醫療、教育、水資源和公共空間等基本領域，都被納入市場邏輯之中，利潤優先于權利保障。

在國際層面，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認為，這一切導致了地緣政治不穩定。圍繞市場、資源和霸權的國際競爭，制造了貿易緊張、關稅壁壘和武裝沖突，試圖通過重新安排制度來挽救它，而不顧這會導致種族滅絕、強加的戰爭，以及無力應對同樣影響全人類的瘟疫和大流行病。

這些現象，在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看來，都表明這一制度已經腐爛。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寫道，假定世界可以靠爆炸和死亡來運轉，本身就是對人類條件的否定。

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認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人們較難看清這一點，因為這一地區正是資本體系憤怒發泄的主要對象。

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認為，假定這種局面會永遠持續，不過是一種幻想。歷史上曾有多個大帝國主宰世界：拜占庭帝國持續了1058年，衰落歷時400年；羅馬帝國持續503年，衰落歷時200年；大英帝國持續400年，終結歷時97年；奧斯曼帝國持續623年，消失歷時239年；西班牙帝國持續406年，衰落歷時300年。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發問：今天還有誰記得它們？

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接著寫道，當今這個帝國的統治不過128年，卻已經顯露裂縫，以至于不得不訴諸一個“涉嫌嚴重不當行為者、殺害女孩的兇手、說謊者、販賣色情的投機商和懦夫”來維持自身。

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最后寫道，難道真有人相信，這樣一個“失格的人”會讓世界變得更好嗎？塞爾希奧·羅德里格斯·赫爾芬斯坦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要抵達那個輝煌未來，人民將會斗爭并取得勝利。人類正在見證一個新世界的誕生，而所有誕生都伴隨著痛苦。

最終，就像新生命降臨一樣，那個將要出現的輝煌未來，會讓這場斗爭顯得意義非凡，也會讓那些參與斗爭的人獲得回報：他們將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類社會誕生的見證者和參與者而感到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