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勛：流動的吉祥物

出品 | 智械島

作者 | 霍如筠（北京）

首爾弘大商圈，一家名為“哥，是我”的烤肉店外，聚集了上千人。

他們不是來追韓流明星的，在等一個穿黑色皮衣的63歲男人。

店內，一張圓桌，四人落座。在韓國的聚餐文化里，座次和分工等級森嚴，最年長者坐主位，主導酒局；最年輕者坐末位，負責烤肉、倒酒、接服務員遞來的盤子。

這套規矩根植于儒家等級秩序，即使身家數十億美元的財閥掌門人，坐進烤肉店也要按年齡排輩。

當晚，主位坐的是崔泰源，65歲，SK集團會長，他左手邊是李海珍，Naver創始人，右手邊是具光謨，48歲，LG集團會長。

具光謨是桌上最年輕的，于是，這位掌管著韓國第四大財閥的家族第三代，被分配了忙內老幺的活：從天花板吊筒里抽出紙巾鋪在各位面前，給每個人倒水，然后拎起烤夾站在烤盤前，不停翻動五花肉。

最后到場的是黃仁勛。他在門口被人群堵了幾分鐘才擠進來，黑色皮衣上還帶著初夏的悶熱，他的座位是一個客位，坐上餐桌開始學習韓國酒桌規矩。

崔泰源拿勺子敲杯，往啤酒里兌燒酒，這是炸彈酒。店主剛演示完，黃仁勛就搶過勺子自己敲。具光謨烤好的肉遞過來，李海珍教他用蘇子葉包泡菜和五花肉。他照著學，包了一大口塞進嘴里，又夾起辣椒蘸醬吃。

飯局快結束時，黃仁勛低頭在自己坐過的桌面上寫下一行字：JENSEN WAS HERE，下面又添了三個詞“LOVE LOVE LOVE”。

這不是一個全球市值第一公司掌門人的晚餐，而是一個按當地文化代碼編排好的劇本。在這場劇本里，世界上市值最高科技公司的CEO，只是一個需要被教怎么吃烤肉的外國客人。

吃完晚餐，黃仁勛走出門，轉場至附近的炸雞店，開始向圍觀的市民分發蜂蜜香蕉味薯片。第二天，便利店數據顯示，那款薯片的銷量較前一周同一天暴增776%。

把時間向前撥回五天。臺北，黃仁勛站在GTC大會的聚光燈下，身后大屏幕滾動著Vera Rubin、RTX Spark、AI Factory，他攤開雙臂，宣告“智能體AI的時代已經到來”。演講結束后的深夜，被拍到在夜市拎著一袋麻花。

當然，再早一些，因為最后一個加入特朗普白宮隨行，被中國大陸網友調侃“臨時叫你的飯局不要去”，黃仁勛背個包就匆忙上了飛機。

阿拉斯加機場背著雙肩包，臺北夜市拎麻花，首爾烤肉桌上學習包蘇子葉，將這三幀畫面并置，是一個63歲男人，橫跨三個國家、出現在三種截然不同場景中的剪影。

英偉達CEO黃仁勛，正在成為一款流動的吉祥物。

吉祥物的本質是什么？是被喜愛、被追逐、被合影，也是被牽著繩子行走。它的路線不由自己決定，由節日、由人群、由它代表的那支隊伍決定。

在首爾那間烤肉店里，這個全球最有權勢的科技領袖之一，按照韓國人的規矩坐客位、喝炸彈酒、學包蘇子葉。

黃仁勛在服從當地的文化代碼，服從供應鏈的優先級排序，服從一場他必須贏、卻不能完全掌控的游戲。

綁著黃仁勛的繩子，一端拴著英偉達5萬億美元的市值，另一端拴著全球AI產業的命脈。他必須不停地走，因為停下來，人群就會散去。

科技圈頂流黃仁勛，究竟在承受什么、回避什么、在銷售什么、又在恐懼什么？

一、商業半徑：當一個人的行程成為資產定價模型

把黃仁勛最近六個月的飛行路線畫出來，得到的是一張全球AI產業的權力地圖。

1月，上海，浦東新區菜市場；1月，深圳，福田CBD某火鍋店；5月，北京，吃炸醬面、炸魷魚，南鑼鼓巷成為黃仁勛“痛街”；6月，臺北，GTC大會，兩小時演講，發布七款新芯片，宣布進軍AI PC市場；6月，首爾，會見現代汽車、LG、SK海力士、三星電子及Naver，簽下與SK海力士的多年期HBM合作協議，宣布在韓新建AI研發中心。

堪比國家元首的外交行程，區別在于，國家元首的行程是為了外交，黃仁勛的行程是為了市值。

眾所周知，英偉達的估值模型已經變了，英偉達的市盈率長期在30倍以上，其中隱含的假設是：它不僅是硬件的供應商，更是AI時代基礎設施的唯一建造者。

這個敘事需要持續不斷的燃料，新產品、新合作、新市場、新概念……黃仁勛本人正是最直接的輸油管。

黃仁勛每一次露面都在完成三項工作：

第一，為供應鏈注入確定性。他在SK海力士的展位上寫下“請多生產一些”，這句話的價值在于發出這個信號的人。資本市場解讀為：HBM的訂單沒有放緩。第二天，SK海力士的股價止跌。

第二，為資本市場提供信心錨點。根據《財新》報道，韓國綜合指數6月5日上午跌幅一度超過6%，KOSPI 200期貨當日下跌超5%而觸發熔斷，交易暫停五分鐘；多只韓國芯片巨頭股票低開低走，三星電子早盤跌幅一度接近7%，SK海力士跌幅超8%。

6月8日，黃仁勛在同SK集團會長崔泰源召開記者會時表示，如果你是一個AI股持有者，你應該感到高興，（科技股）股價目前非常低。

一個公司CEO，希望自己的話可以穩定另一個國家的股市。

第三，為下一代產品創造需求。GTC上，他花了大量篇幅講智能體AI，說這種AI需要Vera Rubin。客戶還沒搞清楚什么是智能體，但已經覺得自己需要買新芯片。

把產品路線圖包裝成技術趨勢的經典手法，卻存在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他越成功，英偉達就越依賴他。越依賴他，他的行程就越無法停下。

黃仁勛出現在哪里，哪里就有機會；黃仁勛沒出現的地方，就意味著被忽視。這種“個人中心主義”的估值邏輯，意味著他必須永遠在路上，不能在任何一個市場缺席太久。

而當黃仁勛親自推薦股票時，這條線就更模糊了。他在臺北說“Marvell可能是下一家萬億美元公司”，第二天Marvell股價暴漲32%，這一漲幅創下了Marvell自2000年以來最大的單日漲幅紀錄 。?他在首爾說“買高通股票”，高通盤前漲3%。

黃仁勛不是分析師，沒有披露自己的持倉，更沒有為跟風的散戶提供風險提示。要知道，當一個擁有近2000億美元身家、掌握全球AI算力命脈的人說出“買它”，這句話就不再是建議，而是信號。

信號可以被解讀，也能被誤讀。

二、走鋼絲的人沒有安全網

黃仁勛喜歡說“英偉達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審視他的行程地圖，會發現一個清晰的三角形：美國（政治保護）、中國（最大市場）、韓國（核心供應鏈）。黃仁勛必須在這三個點之間不停移動，因為任何一個點的斷裂都會讓英偉達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在美國，他是有功勞的異鄉人。

英偉達市值超5萬億美元，是美國科技霸權的象征，但黃仁勛的個人處境，遠比外界想象的復雜。

2025年的一次播客訪談中，主持人當面問他：“你把AI芯片賣給中國，不等于把濃縮鈾賣給敵人嗎？”。

最具象征意義的是2026年5月的訪華隨行名單里沒有他，被特朗普電話補邀。這意味著，在華盛頓的權力走廊里，黃仁勛仍然是一個需要被批準入場的人。

華裔身份、技術背景、相對低調的政治獻金記錄，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使他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中始終處于可用但不可信的灰色地帶。

在中國，他是被警惕的伙伴。

黃仁勛曾說，英偉達在中國AI芯片市場的份額已經接近0%。這個數字是否精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趨勢：華為昇騰正在快速替代，DeepSeek等國產大模型已經跑通國產算力，互聯網大廠的訓練集群正在向國產芯片遷移。

不是英偉達的產品不行，而是客戶無法確定明天還能不能買到。當一個產品的供應完全取決于兩個大國之間的博弈，企業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尋找替代方案，黃仁勛對此心知肚明。

他在北京喝豆汁、逛胡同、在年會上扭秧歌，這些畫面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獲得數億次曝光，但背后是一個正在失去全球最大應用市場的殘酷現實。

他親民，更像是在告別前的溫情演出：他知道自己無法改變政策，但他至少可以影響人們對英偉達的情感聯結，為未來可能的回歸留一扇窗。

在韓國，他是求人辦事的甲方。

輿論通常認為英偉達是甲方，韓國的HBM廠商是乙方。但仔細審視HBM4的產能規劃，會發現權力關系遠沒有那么簡單。

SK海力士的擴產要到2027年才能落地，而英偉達的Vera Rubin預計2026年下半年就要大規模出貨。每一顆Vera Rubin芯片需要堆疊十幾層HBM，沒有足夠的內存，再強的GPU也只是擺設。

產能缺口不是可能，而是確定。黃仁勛在SK海力士的展位上寫下“請多生產一些”，這句話的姿態是請求，一個超級甲方在用個人魅力和流量，換取供應鏈的優先權。

地緣政治把全球科技產業鏈撕成碎片，黃仁勛選擇站在裂縫中間。

他不能選邊站，因為每一塊碎片都是他需要的，只能不停地走，用腳把碎片踩住，不讓裂縫繼續擴大。

三、黃仁勛的非虛構敘事

黃仁勛是最擅長講故事的技術領袖，他講的故事有三個特點：宏大、自洽、且英偉達永遠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他說“智能體AI來了”，然后告訴你需要Vera Rubin；他說“物理AI是下一階段”，然后推出Jetson Thor；他說“Token經濟學是未來”，然后強調英偉達的每瓦性能領先。

這些敘事單獨看，都有技術依據。但串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精密的閉環：黃仁勛定義未來，英偉達提供未來的唯一基礎設施，由市場為未來定價，再用掙到的錢去研發下一代產品，接著定義更遠的未來。

明晃晃的陽謀，因為不確定性極強的AI時代，跟大佬的風比自己判斷顯得更靠譜些，同時，任何一個占據行業壟斷地位的公司也都會這么做。

問題在于，這個閉環是否能夠永遠運行下去？

第一個值得審視的敘事：AI PC。

英偉達與聯發科合作推出的RTX Spark，號稱要重新定義PC。但供應鏈預測顯示，未來兩年基于這款芯片的設備出貨量約1000萬臺。在年出貨量2.5億臺的PC市場里，這是一個零頭。

知名分析師郭明錤在報告中指出：“目前PC市場的銷售額與熱度，都未體現出對設備端AI計算的剛性需求?！贝蠖鄶涤脩羧匀煌ㄟ^瀏覽器訪問云端AI，本地大模型的場景，除了少數開發者和極客，并沒有成為大眾剛需。

第二個值得審視的敘事：人形機器人。

黃仁勛在GTC上站在九臺人形機器人中央，畫面極具沖擊力。但行業報告顯示，機器人訓練數據極度稀缺，Sim to Real技術仍在臨界點，靈巧手的觸覺傳感器、高自由度的關節驅動等都還沒有成熟方案。

英偉達提供的是訓練平臺和算力，這確實是必不可少的底層設施。但平臺的成熟不等于產業的成熟，就像智能手機芯片的普及，要等到iOS和Android生態爆發之后。人形機器人真正的“iPhone時刻”，還有相當距離。

更重要的是，英偉達在這個領域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如果機器人真的普及了，最大的價值會留存在硬件層（芯片），還是應用層（操作系統、軟件、服務）？

歷史經驗表明，在任何一個成熟的科技生態中，硬件最終都會走向商品化，利潤向軟件和應用層遷移。英偉達目前的策略是試圖同時占據硬件和平臺層，但這個位置能否守住，取決于它能否像在數據中心領域那樣構建不可替代的軟件生態。在機器人領域，這個生態還遠未形成。

第三個值得審視的敘事：Token經濟學。

算力即營收，每瓦Token數即利潤率，這個公式在英偉達的世界里完美成立，因為它的業務就是賣算力。

但對于使用AI的企業來說，他們關心的是應用價值、是ROI、是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消耗了多少Token。

把商業模型包裝成普世經濟規律，是最高明的營銷。Token的定價權目前掌握在英偉達手中，因為它是唯一的供應商。但如果有一天，哪怕只是理論上出現了算力的替代方案，比如存內計算、光子計算，或者更高效的分布式架構，Token的價格就會回歸競爭性定價。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反身性。

黃仁勛說AI要爆發，資本涌入，算力被采購，他的芯片賣出去，然后他可以回頭說“你看，我說對了”。

這本來就不是預言，而是自我實現的循環。循環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它掩蓋了一個關鍵變量：終端用戶的真實需求。

資本可以采購算力，但算力最終要服務于應用。如果應用的商業化速度跟不上算力的擴張速度，就會出現產能過剩。

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就是前車之鑒。當時思科的路由器賣得盆滿缽滿，電信公司鋪設了海量的光纖，但互聯網應用的收入遠不及預期。泡沫破裂后，思科的股價從80美元跌到13美元，用了十幾年才爬回來。

黃仁勛多次用思科作為反面教材，說“不想讓英偉達重蹈覆轍”。但他沒有說的是：思科的CEO約翰·錢伯斯當年也是科技界的超級明星，也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和峰會上，也說過“互聯網將改變一切”。他說的沒錯，只是時間表錯了。時間表錯了，一切就都錯了。

今天的黃仁勛，和當年的錢伯斯有一個共同的風險：他們都在用自己的信用為未來的時間表背書。

當信用與敘事深度捆綁，一旦敘事的時間表被證偽，信用的崩塌會遠比業績的下滑更致命。

四、結語

黃仁勛出現在臺北夜市，手里拎著麻花。出現在首爾烤肉店，在桌板上寫“JENSEN WAS HERE”。出現在阿拉斯加機場，背著雙肩包等待登機。

每一張照片都在傳遞同一個信息：我是一個普通人。

但照片沒有說出來的，是這個人的一句話可以讓一家公司市值暴漲30%，他的行程影響萬億資產的定價，他的敘事定義了一個產業的未來方向。

最擅長定義未來的人，卻要為每一個當下的供應鏈細節焦慮不已。

“流動的吉祥物”這個稱呼里有贊美，有戲謔，也有一種難以言說的疲憊。黃仁勛成就了這個時代，也被這個時代囚禁。他創造了AI的敘事，也成了這個敘事的奴隸。

浪潮還在上漲，所有人都在歡呼。但沒有人知道潮水會漲到什么時候，也沒有人知道退潮之后，那個穿皮衣的背影還在不在。

當產業的命運被系于個人的行程表上，這究竟是行業的成功，還是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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