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鏈數字經濟”傳銷案二審落槌：程序正義與實體定性的雙重拷問

六哥｜文

核心提示：涉案金額超12億元、波及全國575家“分院”，“掃一掃全球專利發明人”徐蔚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近日由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主犯徐蔚獲刑十三年。然而，這起案件的審結并未平息外界的爭議。二審期間，辯護律師團罕見地發表嚴正聲明，指控河南高院“公然違反法定程序”“悍然剝奪當事人辯護權”，在未開庭的情況下僅用5個工作日便匆忙作出維持原判的裁定。與此同時，案件的核心定性之爭——“數字經濟創新”還是“典型傳銷騙局”——也在法律界引發了激烈討論。

一紙裁定引發的“程序地震”

2026年6月2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紙終審裁定，為這起歷時四年、轟動一時的“碼鏈數字經濟”傳銷大案畫上了句號。徐蔚、林碧波、孫天群等8名上訴人全部被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然而，就在終審裁定作出后的第三天，一份措辭嚴厲的《嚴正聲明》廣泛流傳。徐蔚等被告人的辯護律師聯名指控河南高院在二審中“嚴重違法、破壞司法公正”——未開庭審理、僅電話口頭通知、5個工作日內匆忙作出裁定。聲明中寫道：“此舉絕非簡單的‘程序選擇’，而是對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的公然違反，是對本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法定辯護權的實質剝奪。”

一邊是司法機關認定的“涉案12億、層級分明、虛假宣傳”的特大傳銷犯罪，另一邊是辯護方堅稱的“程序違法、實體錯判、數字經濟創新”。這起案件的焦點，不僅僅是徐蔚等人罪與非罪的邊界，更重要的是當前司法實踐中一個敏感而核心的命題：二審是否已經流于形式？程序正義究竟該如何實現？

一、案件定性之爭：是“數字經濟創新”還是“傳銷騙局”？

1. 控方邏輯：拉人頭、收入門費、層級返利，這就是傳銷

根據河南省新鄉市人民檢察院的公訴意見書及兩級法院的判決認定，徐蔚等人的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

商學院模式：2018年8月起，徐蔚等人在上海成立“碼鏈數字經濟商學院”，宣稱其擁有“全球二維碼掃一掃專利”，以“產業碼軟件授權”為名，要求參與者交納費用成為分院院長，再發展“產業碼事業合伙人”。形成了“總院—分院—合伙人”三級網絡。截至案發，共發展575家分院，收取所謂“產業碼許可費定金”5億余元。

物格門牌模式：這是本案的核心爭議點。2019年7月起，徐蔚等人注冊成立四川物格網絡游戲有限公司，以銷售“物格門牌”（宣稱是一種數字藏品、虛擬地產）為名，構建了“公司—大區代理—市級代理—區縣級代理—購買人”五級網絡。購買門牌的費用被按比例瓜分：區縣級代理提成40%，市級代理20%，大區代理10%，公司僅拿30%。

控方認為，這兩個模式的本質特征完全一致：以虛假宣傳引誘群眾加入，以“拉人頭”數量作為計酬返利依據，以下線交納的費用作為獲利來源。兩高一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條明確規定，“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據此，即便參與者不認為自己被騙，也不影響騙取財物的認定。

一審、二審法院均采信了這一觀點。

2. 辯方抗辯：這是有真實產品和服務的商業探索

面對控方的指控，徐蔚的辯護人在二審辯護意見中作出了系統的回應。

辯護人提出，徐蔚名下及其實控公司擁有103項國內外專利，并有專業第三方機構的專利價值評估報告為證。“產業碼合伙人”交納的費用，對應的是真實的專利授權使用費，而非空洞的“入門費”。“物格門牌”則具有雙重屬性：一是數字藏品本身的收藏價值，二是電子商城的鏈接入口和網上店鋪權益。消費者支付的是技術服務對價，而非傳銷中的“人頭費”。

辯護意見特別強調了一個重要事實：合同中明確約定了退出機制，一審庭審中多名辯護律師也向法庭出示了消費者退出“產業碼合伙人”和退定“物格門牌”的證據。辯護人認為，允許參與者自由退出，從根本上否定了傳銷活動“騙取財物”的主觀目的。

為了進一步論證“物格門牌”并非憑空捏造的騙局，辯護方還提交了一份《關于以區塊鏈土地項目類比理解物格門牌案的意見》，將物格門牌與國際上流行的The Sandbox的LAND、Otherside的Otherdeed等“元宇宙土地項目”進行類比，認為“數字地塊可以是平臺內權益，不必等同現實土地所有權”，“項目未完全成熟，不當然等于詐騙或傳銷”。

3. 法院裁判：預期收益無法實現，資金被層層分贓，這就是詐騙

二審裁定書對辯方意見作出了針鋒相對的回應。

法院查明，產業碼合伙人的收益從未實現。證人證言證實，商學院分院的產業碼合伙人至案發沒有獲得任何利益或分紅。

法院據此認定，所謂的“專利授權”、“數字藏品”只是誘騙群眾入局的幌子，資金的主要來源和去向均圍繞“拉人頭”和“分贓”展開，完全符合傳銷犯罪的本質特征。

定性之爭的核心啟示：這起案件暴露了一個現實困境——當一種商業模式兼具“技術服務”的外殼和“拉人頭”的內核時，司法應當如何判斷？

徐蔚的辯護律師北京澤亨律師事務所江丞華指出，一審法院未能區分“以提供服務為名收取費用”的商業行為與“以騙取財物為目的”的傳銷陷阱，錯誤地將一種基于“碼鏈思想”和“掃一掃專利”的、具有數字經濟創新屬性的O2O商業模式，生硬地套入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刑事框架。

二、程序爭議：一場未開庭的二審與辯護權的邊界

如果說案件定性問題尚有爭議空間，那么二審程序問題則觸及了刑事訴訟中更為根本的價值——程序正義。

1. 法院：電話通知、書面審理、5天結案

根據辯護律師2026年6月5日發表的《嚴正聲明》，河南高院于5月25日僅以“電話口頭通知”方式，決定對本案進行書面審理，不再開庭。隨后，在短短5個工作日內，合議庭便作出了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

聲明中寫道：“該裁定不僅片面采信證據而且將非法證據強行曲解，遺漏重大審判事項，對新證據概不質證，錯誤適用法律，將涉案財物置之不理，導致該案基本事實與處理結果嚴重不符，可以稱之為審判事故。”

辯護人認為，這一做法直接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的規定。

2. 本案是否屬于“應當開庭”的情形？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一）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二）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三）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四）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

本案中，8名上訴人全部對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了異議，并且這些異議直接指向定罪量刑的核心問題——究竟是否構成傳銷罪。辯護人在二審期間還提交了足以動搖一審定罪根基的“新證據”——即一審中沒有鑒定的“價值鏈商城”的審計報告。從文義解釋和立法精神來看，本案完全符合第（一）項“應當開庭”的情形。

然而，河南高院選擇了書面審理，這引發了法律界的廣泛討論。

批評者指出，“事實清楚”恰恰是需要通過二審開庭來檢驗的，尤其是在一審判決存在重大爭議、被告人全部翻供、辯護人提出大量程序違法的情形下，書面審理無異于“自我確認”，使得二審的糾錯功能形同虛設。

3. 4500萬凍結資金被“先劃后審”的爭議

除了二審程序問題，辯護方還披露了一個更為敏感的指控。

據辯護意見稱，新鄉縣公安局在偵辦本案期間，違法將四川物格網絡游戲公司安徽分公司等賬戶上處于凍結狀態的4500余萬元資金劃撥至新鄉縣公安局暫扣款賬號。針對這一行為，新鄉市人民檢察院已于2024年專門向新鄉縣公安局下發了《糾正違法通知書》，正式確認該劃款行為違法。

然而，截至二審裁定作出時，新鄉縣公安局既未對此違法行為作出合理說明，也未說明該筆巨額款項的具體下落。

辯護方尖銳地指出：“這一巨額款項的違法處置，令人不得不懷疑，本案的偵辦是否受到了不當經濟利益驅動，進而影響到全案證據收集的真實性與全面性，案件的基礎公正性因此受到根本動搖。”

如果這一指控屬實，其嚴重性不言而喻：偵查機關違法處置涉案財物，檢察機關已經發函糾正，但問題至今未解決。這不僅是個案公正的問題，更觸及了刑事訴訟中對公民財產權保護的基本底線。

三、二審流于形式，“程序正義”如何實現？

徐蔚案的二審裁定，將一道沉甸甸的選擇題擺在了公眾面前：當一審認定的事實存在重大爭議，關鍵鑒定意見的真實性存疑的情況下，二審匆忙做出書面裁定是否有失公正？

從程序正義的角度看，河南高院的“書面審”決定確實存在重大違規之處。辯護人提出的管轄權異議、鑒定意見真實性爭議、審計報告獨立性質疑、違規劃款問題——這些都不是細枝末節的程序瑕疵，而是直接關系到案件公正審理的重大程序問題。對于這些爭議，二審法院本應通過開庭審理，讓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充分對抗，讓鑒定人、審計人再次接受交叉詢問。

徐蔚的辯護律師指出，一審法院作出的（2023）豫07刑初16號判決顯示，認定徐蔚等人犯組織、領導傳銷罪的證據包括"河南威盾司法鑒定中心司法鑒定意見"。但是，該鑒定報告的鑒定人陳仕權出庭時當庭陳述，該鑒定報告的鑒定方向為"存在性鑒定"，即僅對檢材中是否存在某種電子數據作出判斷，因此，他無法對鑒定數據的"真實性"發表意見。

“以一個‘內容真偽不明’的鑒定結論，去證明一個必須排除合理懷疑的犯罪事實，在邏輯上不能成立，這并非證據的瑕疵，而是證據資格的絕對喪失。”

另據庭審筆錄明確顯示，審計人員出庭時，面對辯護人提出的"為什么偵查機關在2023年1月18日先作出的起訴意見書中，其審計結果的數額和后作的審計報告一模一樣"這一問題時，給出了"我們在審計過程當中，報告草稿是要與委托方溝通的"的回答。

而關于徐蔚等及其辯護人提出的“新鄉市挺立眾創知識產權代理事務所及專利代理師不具備鑒定資質，鑒定不具有合法性”的意見。法院認為其屬于知識產權領域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其運用專業知識對涉案專利進行分析、判斷，得出的專家意見應予采信。

遺憾的是，這些關鍵問題的釋疑沒有等到二審開庭。

書面審理的最大風險在于，它使得二審的“糾錯功能”幾乎無法實現。對于一審中可能存在的證據采信偏差、事實認定疏漏，二審法官僅憑閱卷很難發現。尤其在辯護人提交了新證據的情況下，對這些新證據既不質證也不說明理由，難免讓人對裁定的公正性產生合理懷疑。

辯護律師在《嚴正聲明》中的一句話，或許道出了問題的核心：“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不可撼動的基石，辯護權是公民抵御權力濫用、守護自身權利的基本憲法屏障。”

徐蔚案已經塵埃落定，但它留下的思考遠未結束。

對于司法機關，這起案件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其一，新型網絡傳銷犯罪手段隱蔽、危害巨大，必須予以嚴厲打擊；另一方面，打擊犯罪絕不能以犧牲程序正義為代價。尤其是在案件涉及“數字經濟”、“區塊鏈”等新興概念、被告人全部翻供、辯護人提出重大程序異議的情況下，二審開庭審理應當成為“必選項”而非“可選項”。唯有程序與實體并重，才能讓每一份判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徐蔚案二審的程序爭議，再次凸顯了我國刑事二審“應當開庭”條款在實踐中被虛置的普遍性問題。這一問題若不解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恐怕難以真正落地。

辯護律師在聲明中稱，他們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向最高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監督。

徐蔚案的終審裁定，或許并非這起案件的終點。

如何找到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平衡點？徐蔚案留下的，是一道沒有標準答案的難題，也是一道必須有解的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