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俞浩說幾句公道話：聽不見音樂的人，才會覺得跳舞的人瘋了

俞浩微博被禁言了。

“追覓生態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億美元的公司生態。”“追覓、華為、小米三分天下。”“造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車。”

曾經俞浩發的一條接一條，評論區炸得也一條接一條：“瘋了吧”“賈躍亭第二”“又一個PPT大師”。

截圖被到處轉，媒體截最出格的幾句話，配上聳動標題，全網推送。

“瘋癲”“狂妄”“賈躍亭第二”——這些標簽在輿論刀俎間反復切割，把這位清華出身的極客，刻成了一個面目模糊的爭議符號。

喧囂褪去，剝開那個被惡意剪輯的“發瘋式營銷”面具，底下是一條硬核創業路：有焦慮到成宿成宿睡不著，也有玄幻霸總莫欺少年窮酣暢淋漓的爽。

1987年，江蘇南通，俞浩出生在一個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家庭。按俞浩所說，一個被50塊錢學費就能壓到腰都抬不起來的家庭。

他從小動手能力極強，12歲還沒學物理，憑直覺設計出一套雙控電路。后來翻開初中課本，才發現自己的方案跟教科書完全不一樣。這種從底層重新構建的習慣，跟了他一輩子。

2005年，俞浩保送清華。在校園里組建了極客空間“天空工場”，造出了中國最早的四旋翼和三旋翼無人機。

2009年，當國產高端馬達還深陷技術迷霧時，他已經在這片土地上點起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顛覆之火。

2015年，他選了一條更冷的路——吸塵器的高速數字馬達。

這小東西是智能清潔設備的“心臟”，被戴森等外國巨頭捏了很久。他試了100個方案，差點抑郁。

但只用了兩年，團隊推出了首款10萬轉速的高速馬達，直接捅破了行業那層紙。后來20萬轉、25萬轉的技術也陸續儲備完成。

從那時起，追覓的路就定了：不做國際大牌的跟班，而用原創技術走自己的路。

地方處境

追覓為什么能在兩年內跟十幾個城市達成產業基金合作？得先看看地方政府現在的處境。

土地財政的黃金時代正在退潮。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從高點猛跌，很多地方的“賣地錢”連利息都還不上了。

過去靠賣地搞基建、搞拉動的路子，走不通了。

地方政府手里還捏著大把產業引導基金，但大量資金困在低效的園區和同質化項目里，找不到好出口。

2026年初，國家有關部門明確要求政府基金“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

這是地產產業資本轉型的藥方，也是不得不摸著合肥過河的新路。

合肥當年的成功像一束光，照進了這片焦慮的曠野。

2008年，合肥拿出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重倉”京東方；2020年，投70億元救蔚來。

合肥靠“國資領投、社會資本跟投”，打造出了三個國家級產業集群。

合肥的法子不是撒錢，而是盯著產業鏈核心節點，缺什么補什么。

更關鍵的是機制：每次投資都帶精密的盡調和對賭，形成“國資投、項目落地、股權退出、再投”的閉環。

光京東方一個項目，合肥國資就凈賺約140億元。但當全國的城市都開始學合肥，新問題來了：好項目不夠。

一個好標的，十幾個城市同時搶，招商條件一路加碼。

搶著搶著就出事了——威馬、天際、愛馳接連爆雷，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國資，跟著造不出來的車沉了底。

就在“錢多、好項目少、投資焦慮”這個節骨眼上，追覓出現了。

追覓有一樣東西是那些PPT公司比不了的：它已經被市場驗證過了。

2026年第一季度，IDC數據出來了：追覓銷量份額23.7%，銷額份額28.0%，第一次同時登頂全球掃地機器人雙第一。

產品賣了120多個國家，在30個國家市占第一，其中10個超過50%。海外線下店6500多家，2025年營收約400億。

對地方政府來說，把追覓拉過來，新質生產力落地天然成功率就高，不是初創公司那樣的PPT畫餅。

追覓也有拿得出手的核心科技：高速馬達、AI視覺、運動控制，全球累計申請專利超1萬件，授權超3000件，近一半是發明專利。研發人員占比約70%，研發投入是同行平均三倍以上。

這不是靠概念包裝的公司，而是實打實投入出來的，研發出來的，市場拼出來的獨角獸。

這也帶來了地方產業基金更新心動的東西：產業鏈的上下游輻射效應。

追覓的孵化地蘇州吳中區，已經集聚了1000多家機器人企業，產業規模1600億。一家追覓，帶起了成百上千家上下游。

這種“鏈主”效應，正是地方政府最想要的——他們要的不是一棵大樹，而是一整片森林。

所以，吳中金控牽頭搞了100億的機器人產業基金群，一期10億的追覓生態智能制造基金落地，追覓以“鏈主”身份參與項目篩選和產業導入。

2025年一年，追覓就在吳中區帶動了5個上下游項目簽約，又跟紹興、杭州臨安、成都、柳州等十幾個城市落地了專項基金，各地產業基金累計注入超百億。

比起追覓，俞浩的敘事，也是自洽和他洽的。

俞浩對追覓的規劃，遠不止做清潔電器。他朋友圈里那些“瘋話”，背后有一套邏輯。

核心就一條：技術平臺化復用。高速馬達既能用在掃地機上，也能用在新能源汽車動力系統里，還能用在飛行器上。

AI視覺既能識別地面垃圾，也能做工業檢測和自動駕駛感知。伺服電機既能驅動仿生機械臂，也是人形機器人的關節基礎。

追覓不是在給哪個產品定做技術，而是在搭一套可以反復用的底層能力。

基于這個邏輯，追覓把成熟業務和新業務分拆獨立上市，讓每個賽道拿到匹配的估值。

他還押注了具身智能。行業預測顯示，到2035年中國具身智能市場規模有望破萬億。

追覓生態孵化的魔法原子人形機器人，已經進了自家工廠“打工”，從產線驗證到量產交付，跑通了。

造車、手機、芯片、機器人，每個都是千億級的投入。400億營收的基本盤，夠不夠同時在這么多戰線上開戰？

俞浩說：“到2040年全球將有100億臺智能體在運行，每臺都需要‘大腦+心臟+血液’——這就是我們的核心能力。”

這話你可以不信，但它確實是一個技術理想主義者在時代風口上的押注。

三個問題

追覓到底是不是好企業？俞浩到底是吹牛的還是干實事的？那個“追覓生態”是泡沫，還是可能走通的路？

判斷一家企業好不好，最直接的兩條：有沒有核心技術？有沒有市場真實份額？在這兩條上，追覓交出的成績單沒法讓人忽視。

先看技術。

追覓在高速數字馬達上的深耕，是中國硬科技從“抄”到“超”的一個縮影。

他們把轉速從2萬轉一路干到10萬、20萬，還在旗艦吸塵器上全球首發了25萬轉的磁懸浮馬達——這比普通家用吸塵器10萬到15萬轉的常規區間高一大截。

研發投入是同行平均三倍以上，形成了“研發一代、儲備一代、布局一代”的體系。

這不是短跑，是馬拉松。

再看市場。

2026年第一季度，IDC確認追覓登頂全球雙第一。銷量份額23.7%，銷額份額28.0%。銷額領先幅度大于銷量——這說明它賣得更貴、更高端。

在競爭最激烈的德國市場，追覓拿下了近50%的份額。而且它不是只做掃地機：洗地機、吹風機、割草機都在用同一套技術內核，多品類協同，抗風險能力更強。

俞浩身上最有意思的，不能看他社交媒體說了什么，而是他悄默聲做了什么。

清華讀書時，他造出了中國最早的四旋翼無人機。創業做馬達，試了100個方案，差點抑郁。他用兩年 時間把2萬轉干到10萬轉，打破了戴森壟斷。

后來他說：“難點不在技術，在心理上。大家覺得戴森無法超越，以至于實驗數據趕超時，我們第一反應是擔心弄錯了。”

在公司里，他反復強調：“沒有底層技術，今天的第一，明天就可能被超越。”

他把研發投入分三塊：三分之一做產品迭代，三分之一做技術創新，三分之一搞前沿探索。他愿意花幾年時間啃最難的技術，然后拿產品去跟世界頂級對手正面硬剛。

2026年6月5日，IDC數據確認追覓登頂全球雙第一那天，俞浩在內部只說了一句：“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我心里挺平靜的。不是不激動，是覺得我們或許應該更努力，更早拿到這個成績。”

如果你只把它當成一家做掃地機的公司，你理解不了為什么Pre-IPO融資能拿到700億估值，為什么各地產業基金愿意真金白銀跟進來。

打動這些聰明錢的，是“技術平臺化復用”的邏輯——追覓不是清潔電器公司，是一個新質生產力的孵化平臺。

風險是真實的，追覓能不能守住掃地機基本盤的同時，在這么多新賽道里殺出來，需要極強的組織能力和供應鏈整合能力。

內部200多個BU各自通過天空工場創投獨立募資，“賽馬（參數丨圖片）機制”下，跑不出商業閉環就拿不到下一輪錢。NAVO半年就在全球簽單出貨，自我造血。這套機制已經跑通了。

追覓的希望在于：能像當年的京東方、蔚來一樣，用產品的勝利回答所有質疑。京東方走了十五年，蔚來用了兩年，追覓從馬達突圍到全球雙第一不到十年。

那份被反復嘲諷的“宏大理想”背后，也許藏著中國硬科技從單品龍頭向多賽道生態突圍的一條路。

媒體兩面

在追覓這十年里，大眾傳媒扮演了一個復雜又矛盾的角色。它既是照亮暗角的探照燈，也是一把容易傷及無辜的雙刃劍。

先說好的一面。

輿論壓力倒逼企業規范治理。

當“百萬億美元”的口號喊出來，當俞浩朋友圈截圖被到處轉，媒體的質疑形成了一種壓力測試。

追覓在財務披露、合規建設上變得更謹慎，還主動請第三方機構審計各BU的獨立性。這種“圍獵”客觀上起到了監督作用。

媒體曝光也提升了投資圈的透明度。

以前地方產業基金投了誰、怎么對賭、怎么退出，公眾很難知道。

因為追覓太有話題性，吳中區100億基金群的架構、1:1返投要求等細節被一一挖了出來，讓“以投帶引”模式的風險與收益被公開討論。

一些地方國資后來開始更明確地公示投資邏輯，這正是媒體監督帶來的改變。

對俞浩“狂言”的反復審視，也倒逼他把戰略時間表說清楚了。

他公開回應“百萬億美元”是20年以上的長期目標，“短期確實有夸張成分”。這反而有助于市場更理性地看追覓。

但另一面，流量導向的碎片化傳播和標簽化敘事，造成了嚴重的誤讀。

最典型的是對地方產業基金的嘲諷。

每次“某地國資投追覓”的新聞出來，評論區就一窩蜂喊“接盤”“擊鼓傳花”。

這種論調看似犀利，卻忽略了地方政府從土地財政轉型的真實困境。

吳中區從2016年就開始布局機器人產業，不是在追風口。他們投100億基金之前，做了近一年的產業摸底。

不是“一擲千金”，而是“謀定后動”。是“謀定后動”。

輿論還容易放大失敗案例，對創新機制視而不見。

威馬、愛馳暴雷了，人們就對所有地方政府投資新勢力都戴上“有罪推定”的眼鏡來看待它們。

但追覓的模式跟威馬不一樣：威馬是單一主體靠國資輸血，追覓是“生態基金+獨立BU”多主體獨立融資、獨立對賭。

NAVO同時拿了蘇州和紹興兩地國資的錢，兩地聯合投資、差異化返投，風險分散了，效率也高了。

這種創新模式，媒體幾乎沒有報道過。

更糟的是，“求全責備”讓地方政府變得畏首畏尾。

一位產投人士說：“現在最怕的不是項目失敗，是被輿論盯上說成國有資產流失。”

這種壓力讓本該投向硬科技的錢，轉向更“安全”也更平庸的標的。

與污名化相伴的，是媒體對追覓商業模式的嚴重誤讀。

“技術平臺化復用”這個核心邏輯，幾乎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翻翻新聞報道，全是“狂言”“朋友圈截圖”“造車是不是PPT”。

至于它怎么從馬達出發，把算法、視覺、控制能力復用到掃地機、吹風機、割草機、汽車三電系統——沒人做系統解讀。

結果，公眾眼里的追覓只是一家“做掃地機的”。

追覓的研發強度和專利積累，也被營銷爭議淹沒了。

當俞浩在朋友圈高調發言時，媒體截取最出格的幾句話，卻沒人追問：25萬轉馬達跟戴森比到底怎樣？仿生機械臂真的解決邊角清潔痛點了嗎？

這些問題在流量邏輯下遠不如“百萬億美元”有傳播力，一個研發占比超70%、專利破萬件的硬科技公司，硬是被塑造成了“營銷驅動”。

全球化成績也被選擇性遺忘了。德國市場近50%份額，30個國家市占第一，一家能跟戴森、iRobot正面硬剛，并打贏的中國品牌，國內報道的力度還不如對俞浩朋友圈的炒作。

最讓人難受的，是俞浩本人的企業家精神被嚴重扭曲。

“狂人”標簽代替了真實人格。他確實在朋友圈說過一些出格的話，但剝離上下文、配上夸張標題，一個有血有肉的創業者就變成了“自大狂”的符號。

可他在登頂全球第一后說的是“我們或許應該更努力，更早拿到這個成績”，這是一個對自己和團隊要求極高的人。

“賈躍亭第二”的類比，說實話，挺荒唐的。賈躍亭的問題不是夢想大，是業務之間沒有技術協同，資金鏈全靠輸血。

追覓的擴張有技術平臺化復用作底，每個BU獨立融資、自負盈虧，本質完全不同。

可“生態化反”的歷史陰影太深，輿論對任何“生態敘事”都條件反射般地敵視。俞浩成了這種集體焦慮的犧牲品。

媒體還忽略了他最可貴的品質：長期主義和第一性原理。

他說：“只要不超過物理學或人類認知的邊界，剩下的都是資源問題。”

這是從物理定律出發倒推需要什么資源、花多長時間。跟那些純講故事、靠資本催熟的創業者不是一路人。

可到了媒體那里，這句話被簡化成“狂”。

媒體的監督功能是寶貴的。沒有追問，追覓可能不會那么快完善治理，地方基金也可能缺乏公共監督。

但當監督越過臨界點，變成一場“流量圍獵”，破壞同樣不可忽視：對地方基金的污名化讓轉型中的政府畏首畏尾，對追覓模式的誤讀讓其他硬科技企業在“講故事”和“做實事”之間兩難，對俞浩形象的扭曲可能讓更多有理想的創業者選擇沉默。

俞浩的遭遇不是個案，也不孤例。

2008年，馬斯克的SpaceX火箭連炸三次，特斯拉量產陷入地獄，華爾街集體唱空“特斯拉要完了”。

他把最后的錢全押在第四次發射上，那一天，全世界都在等著看他笑話。結果火箭入軌，SpaceX活了。

后來阿姆斯特朗和塞爾南公開批判SpaceX，馬斯克在采訪中眼含熱淚：“這些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希望他們能來看看我們有多艱難。”

再往前推二十多年。1985年，喬布斯被自己創辦的蘋果驅逐。之后十年，他創立的NeXT公司燒了2.5億美元，銷量不到五萬臺。

蓋茨公開評價那是“垃圾”，媒體把他塑造成“自以為是的混蛋”。

1997年亞馬遜IPO時，很多人堅信網上書店“就是個笑話”。

此后近20年，貝索斯因為“無止境投入擴張”一直被華爾街質疑。巴菲特后來承認，錯過早期投資是因為小看了貝索斯的執行力。

回到中國，大疆的汪滔跟俞浩鏡像對稱：一個極度沉默，一個極度表達。

汪滔早年每次公開表達都被簡化成標簽，“世界蠢得不可思議”跟了他十年。他選擇不再提供新素材。

十年后大疆年銷800億，世界替他編了一個故事：獨裁、暴君、不近人情。

這些故事說明：真正的創新者往往走在時代前面。

馬斯克說，如果當時天天和質疑者吵架，就沒時間搞研發了。喬布斯在斯坦福演講中說：“你無法預先把點點滴滴串起來；只有在回顧時，你才會明白這些點是如何串起的。”

俞浩自己說得最好：“聽不見音樂的人，覺得跳舞的人瘋了。但我能聽見那個音樂。”

中國正從土地財政向新質生產力艱難跨越。我們需要成千上萬個像追覓一樣在底層技術上十年磨一劍的企業，也需要上百個像合肥、吳中那樣敢“以投帶引”的地方政府。

這需要的是一個能容納復雜性、容忍試錯、鼓勵長期主義的輿論環境。

媒體當然有權追問。但追問的前提是理解，監督的底色是尊重。

當輿論從探照燈變成行刑隊，誤傷的不只是俞浩和追覓，而是整個中國硬科技的突圍之路。

回過頭看俞浩那些朋友圈。

有人說是狂妄，有人說是夢想。那條“百萬億美元”的朋友圈下面，點贊和嘲諷摻半。他沒有刪，也沒有解釋更多。

這可能是整件事里最容易被忽略的細節：一個敢在朋友圈喊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億美元公司”的老板，和一個在視頻號和微博里跟網友坦誠聊自己出身和童年的小鎮青年——這是同一個人。

與其坐等一個“敗北”的笑話，不如靜候一個“崛起”的傳奇。當初那些截圖瘋傳的時候，最激動的嘲諷者，未必知道追覓已經全球登頂了。

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如果追覓倒在了跨界擴張的路上，所有的嘲諷都會變成事后諸葛亮式的正確；但如果它真的走通了那條“技術平臺化復用”的生態之路，今天的每一聲嘲笑，都將成為未來商業史教材里的反面注腳。

愿我們多給中國硬科技一些時間，去生長，去開花，去結果。

也愿下一個俞浩出現時，我們不再急著貼標簽，而是先問一句：他聽見的那段音樂，我們是否也能試著聽一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