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5年就業亮紅燈，這個曾經光鮮的行業，擠滿忍氣吞聲的年輕人

和其他大多數行業的實習生不一樣，實習律師和所在律所的關系，捆綁得更深。律師在執業前必須實習滿一年，期間，無證的實習律師需要掛靠律所工作，一旦離職、轉所，除特殊情況外實習期都需重新計算，這也意味著，此前的投入悉數白費。

當雙方的關系變得劍拔弩張，有人選擇直接對簿公堂，但更多實習律師覺得，自己并沒有掀桌子的資本——無論是業界資源還是人脈關系，一個剛踏進圈子的年輕人都處于劣勢，只能沉默。

文 |鐘宸

編輯 |百九

運營 |歪歪

對簿公堂

近500人微信群的平靜，被丟進來的一份判決書“炸”開了。

發送者趙連，是福建泉州一家律師事務所的主任。今年4月，她將矛頭對準了曾經在該律所和她共事過，后來又把律所告上法庭的實習律師孫承。

這是終審判決。法院裁定，律所返還孫承墊付的、本應由用人單位繳納的社保費用16748.52元，并為孫承出具離職證明。對此，曾是孫承帶教律師的趙連，顯然氣不過，“這種白眼狼的事情，應該發下”。

微信群里，聚集了不少泉州本地的律師，趙連直言：“我們律所吃虧不打緊，給同行看看借鑒下……招人需謹慎，不要引狼入室。”

▲圖 / 《凡人歌》

從判決書看，這本是一起普通的勞動糾紛。2023年9月，孫承與趙連所在的律所簽訂《實習律師協議》，進入該所實習。在一年的實習期內，律所要求孫承自行承擔全部社保——包括本應由用人單位繳納的部分，共計16748.52元。等到2024年12月，孫承實習期滿、申請轉所時，律所卻拒絕出具離職證明。她最終選擇起訴。

但在業內不少人看來，這一案件撕開了一個口子，實習律師和律所、帶教律師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再一次被擺到明處。

同樣是4月，實習律師柳黎收到了仲裁裁決書。她贏了，仲裁員支持了她的訴求：律所應支付拖欠工資差額、違法辭退賠償金，以及加班費，她于4月25日在支付寶收到了這筆錢。

此時距離她離開北京那家律師事務所，已經過去大半年。但回憶起來，那些刺耳的語音、當面的嘲諷、還有那句“我要在律師圈封殺你”，依然像昨天發生的一樣清晰。

2025年9月30日，柳黎收到辭退通知書。上面寫著“截止到目前你應交的社保、工資已全部發放”。三天前，她到手的工資是4440元。但帶教律師，那位她曾經無比信任的律所合伙人，承諾給她的月薪是8600元。

她發了很多條微信討要差額。對方沒有正面回復，而是列舉她的工作問題。以柳黎不缺錢、沒有拿證等說辭回復她，柳黎一一反駁，堅持按照約定拿足額工資。帶教律師只同意補發1200元（注：帶教以財務做賬繳納五險一金方便為由，與柳黎簽訂的合同月薪為6000元），讓她“做事不要情緒化”。被柳黎拒絕后，帶教滿不在乎地說：“我建議你申請仲裁較勁，好吧。”

▲圖 / 《打開生活的正確方式》

柳黎沒有退縮，她申請了勞動仲裁。沒想到，帶教律師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直接和她撕破臉。

10月13日上午，柳黎提醒曾經的客戶單位做好工作交接，說明自己被拖欠薪資且已離職。帶教得知后，突然發來幾段數十秒的語音，夾雜著不少針對她本人的不堪入耳的臟話。帶教甚至語音威脅：“我也在我的朋友圈封殺你，在我的律師圈，你別想找到工作……誓死不罷休。”

柳黎愣住了。她很難想象，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資深律師，能這么跟人講話。更讓她憤怒的，是對方拋出的另一項指控——“盜刷飯卡”。帶教曾給她一張客戶單位的飯卡，用于每周值班時吃午飯。柳黎一共去了四次，吃了四天。國企食堂不過十元，帶教卻在語音里說：“你盜刷了幾萬塊。”

之后，帶教在微信上表示會報警讓民警來查證，柳黎猜想，對方言下之意或許是想用刑事犯罪指控來威脅她。那時，她剛被辭退，沒有收入，還要交房租。她發現自己除了反擊，別無選擇，“一個人如果什么都沒有了，就無所畏懼了”。

最終，柳黎并沒有接到民警的電話，卻因被指控盜刷一直擔驚受怕，不敢將飯卡交還。在仲裁當天有仲裁員、書記員以及攝像頭的情況下，柳黎才敢將飯卡還給帶教，并讓帶教說清楚盜刷這件事，但最終未得到正面回應。

某種程度上說，個人和機構對簿公堂需要鼓起十足的勇氣。更多實習律師覺得，自己并沒有掀桌子的資本——無論是業界資源還是人脈關系，一個剛踏進圈子的年輕人都處于劣勢，只能沉默。

同樣是實習律師的慶鈴，曾試圖反抗。她發布了一篇“避雷”帖，細數之前實習所在律所的不公。帖子發出不到一天，電話就響了。那頭是曾經的帶教律師，聲音不急不慢：“大家以后都是混這個圈子的，天津就這么大，別鬧得特別難看。”

慶鈴不知該如何是好。她是北方某211大學法學院的本科生，經學長推薦進入天津一家律所實習。學校的課程教過合同法、刑法，卻沒教過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猶豫之后，她將帖子設為“僅自己可見”。等她兩天后鼓起勇氣再公開，算法早已將那條帖子沖到無人問津的角落。

“師徒制”的異化時刻

趙連在行業微信群里“掛”曾經的實習律師這件事，引發了不少討論。

同一個群里的一位彭姓律師，首先站出來聲援了實習律師孫承，“師傅不給自己徒弟辦理離職證明是不妥當的……一、二審法院判決后，作為律所應當預知不履行法院判決的后果，不能怪自己的徒弟去申請強制執行”。

和其他大多數行業的實習生不一樣，實習律師和所在律所的關系，捆綁得更深。根據《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律師在執業前必須實習滿一年，期間，無證的實習律師需要掛靠律所工作，一旦離職、轉所，除特殊情況外實習期都需重新計算——這意味著，此前的投入悉數白費。

而能否順利度過這一年實習期，實習律師和帶教律師的關系至關重要。在傳統觀念以及部分資深律師眼中，帶教關系被視作“師徒傳承”，帶教律師被稱為“師傅”或“老師”，在實踐中傳授經驗，完成對實習律師的“傳幫帶”。

但在實際的權力關系中，不少人覺得比起“老師”，帶教律師更像實習律師的“老板”。

最初到天津那家律所面試時，慶鈴覺得她的帶教說話溫柔、案源豐富，決定留下。但入職后，她發現情況變得不一樣。帶教讓她在一周內歸檔辦公室所有卷宗，將案件材料按順序整理后打孔裝訂成冊。她預估自己做不完，對方就要求她周末加班。聊天記錄顯示，帶教在晚上十點后還在給她安排工作。

▲圖 / 《即刻上場》

有一段時間，她幾乎承擔了案件除開庭之外的七成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證據材料整理、續封申請書、強制執行文書的撰寫等等。她把實習生活總結為帶教“讓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去年冬天有一次，帶教讓慶鈴跑到另一個區送資料。她坐了一個多小時地鐵，又走了十多分鐘的路，才到達客戶公司。推開辦公室的門，帶教正和客戶喝茶聊天，而慶鈴被凍得手腳冰涼、面部通紅。那份資料其實并不重要，慶鈴“也不知道（帶教）咋想的”，相比委屈，她更多感到憤怒：“明明叫一個跑腿就能解決的事，干嘛非得讓我們跑一趟？”

慶鈴不是沒想過就此辭職、換一家律所，但除了一年的實習期得從頭再算，她也不知道下一個帶教會怎樣，“有可能會更糟糕”，只能選擇忍受。

另一位律師分析說，“傳幫帶”原本指的是“傳承、幫助、帶領”，但到了現實中，帶教律師對實習律師的傳承往往不足，雙方權力不對等的問題卻格外突出。

小靜對此深有體會。她的前任帶教經常以師傅自居，開車帶她去開庭時，會催她抓緊考駕照，“我在庭上累死了，你應該拉著師傅去開庭”。約定服務期時，帶教又強調：“我天天給你生活費，還讓你來學習，你應該感恩。以后你執業了也得在我這服務一段時間，不然我不白教了嗎？”

但與此同時，作為實習律師，小靜并不被允許喊帶教“師傅”——只有他的一位“關門弟子”有此特權。長期處于這種環境下，小靜一度糾結的是“為什么他可以叫，我不能叫？我是不是低人一等？”直到離開律所，她才驚覺“只有我思想不正常”。

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帶教還曾讓她晚上陪著去和當事人喝酒。有一次，同所的另一位女生喝了一斤白酒，回家后酒精中毒到醫院洗胃，第二天請假。小靜提了兩兜水果去看望，但帶教沒有慰問，反而問那個女生：“身體什么時候好，這邊還有酒局在等著你。”

▲圖 / 《我在他鄉挺好的》

私下每每提起讓她陪酒的帶教，小靜都咬牙切齒。但為了打好關系，她還是將自己獲得的案源分給帶教做，“沒有辦法，這個依附關系是永恒存在的”。

這樣的依附，根植于行業的規則。

廣東某大型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陳晗介紹稱，在當前的行業實踐中，合伙制律所雖然名義上需與實習律師簽訂勞動合同，但實習律師的工資、社保等成本，實際上往往由團隊合伙人或帶教律師個人承擔；個人所則由開設該律所的個人承擔，或由帶教律師自掏腰包。

這也意味著，實習律師的學習機會和薪資待遇都高度依仗于帶教律師，間接導致一些實習律師難以拒絕不合理要求。

《申請律師執業人員實習管理規則》規定，實習律師主動轉所或辭職的，一般需注銷實習證，重新計算實習期（但如果因律所未能履行實習協議、律所停業、合并、撤銷等非自身原因導致實習中斷的，可以申請延續原有實習期，無需從頭計算）。

小靜就付出過代價。她從第一家律所主動離職后，算了算被“耽誤”的時間：試用期一個月，實習兩個月，到新律所試用期和重新掛證四個月……“整個2025年基本沒干什么別的事”。

僧多粥少

律所的師徒關系，不是沒有溫情時刻。

凱德在福建某小型律所工作超過十年。在他看來，大多數帶教律師并非壞人，“看見TA（實習律師）就像看見自己的弟弟妹妹”。在泉州，他所在律所給實習律師開5000元一個月，還提供住宿。他會將一些較小的案件交給徒弟做，提成全部轉給徒弟。有后來離開律所的徒弟為了感謝他，每一年都給他寄水果。

師徒制的初衷或許是讓帶教律師與實習律師合作扶持，但由于法學畢業生人數多、需求少，形成了供需失衡的市場環境。招人成本不斷攀升，如今，更多律所傾向于降低實習律師的薪資、減少招聘名額——用陳晗的話說，這是“開源節流”。

除了薪資，律所一般還需為線下辦公的實習律師支付卡位費。陳晗算了一筆賬：即使每月開三四千元的工資，加上一年兩萬元的卡位費，招聘一個實習律師的年成本超過五萬元。而實習律師不能單獨辦案，帶教需要帶著辦、傳授經驗，“要么虧本，要么收支平衡”。他去年招了一個實習律師，今年已不打算再招，一是實習律師對其業務幫助作用小，二是團隊已經飽和。

事實上，“徒弟需要師傅，但師傅不一定需要徒弟，而且我有很多選擇”。陳晗強調，律師行業是充分市場競爭的行業，更多時候，招人都看市場行情。

▲圖 / 《即刻上場》

如今的行情就是“僧多粥少”。

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一直頗為嚴峻。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顯示，法學專業連續5年位列“紅牌專業”——這些專業的就業落實率、薪資和就業滿意度綜合來看都較低，且市場需求減少或增長緩慢。

身處買方市場，很多時候，實習律師都處于“被挑揀”的境地。

林偉在一家全國大型綜合性律所實習，每月薪資已經達到9000元，帶教也由他自己挑選。但這并不是行業普遍現象。據他觀察，團隊春招投遞進來的應屆畢業生多為研究生，絕大多數都有一段律所實習經歷，不乏985、211名校及“五院四系”（指20世紀50年代后建成的五所政法院校及四所大學的法律系，在法學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背景。高峰招人期，團隊一天就能收到十幾封簡歷。

在綜藝《令人心動的offer》里，實習律師們競爭激烈，某種程度上也因為最后的留用機會是差額的，第五季的最終offer歸屬就曾登上微博熱搜，閱讀量突破1.2億。

▲圖 /《令人心動的offer 第五季》

但對于現實中更多實習律師來說，差額錄取導致的超長留用實習期，幾乎成為了噩夢。林偉解釋說，在目前的就業環境下，想去比較好的律師團隊或者好的律所，基本上都需要在這個團隊進行超長時間的留用實習，“可能是6個月，甚至說一年都有可能”。

而正式入職前的超長實習，并不保證最終一定可以留下來，同期可能有幾個實習生競爭一個留用名額。林偉從學長學姐那里了解到，如果想在紅圈所或者精品所的強勢團隊掛證，都避免不了一段煎熬又焦慮的實習期。

而大鵝面試時律所開出的最高薪資僅4000元每月，有一家只開2500元，還要自行繳納五險一金，到手僅800余元。但她最終選擇現在的律所時，薪資已不是主要考量。

作為華東政法大學的本科畢業生，2023年考研失敗后，在蘇州找了三個月工作，面試了十幾家律所，最終選擇了現在的團隊。選擇的原因很簡單：帶教律師在面試前給她打了半個多小時的電話，耐心介紹自己的業務，問她住在哪里，說“那還蠻近的”。

在經歷了被質疑“你高中那么好為什么法考只考這么點兒”，又被反問“你覺得律所會遵守勞動法嗎”的十幾場面試后，這個帶教的溫和顯得格外珍貴。

變化的水溫

從個體的經歷跳出來，行業整體水溫的變化已經不是秘密。

大鵝聽到過帶教對現在律師費收不上來的抱怨，她一度以為帶教在暗示自己不需要助理了，做好了重新找工作的打算。直到開始執業的兩個月前，帶教和她談留用的事情，大鵝才暗自慶幸自己不用失業了。

律師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行業的變化。凱德某次在廈門法院開庭，對方律師在6000萬元的案件標的額度下只收了15000元的律師費，而在以前，2000萬元標的的案子就能拿到20多萬元的律師費。凱德回憶說，十年前的實習律師，一個案子拿到超過六位數的律師費也不足為奇，“他本身都能賺到錢，哪里還嫌工資低”？

律師費為何下降得如此劇烈？凱德給出了幾個原因。首先是客戶沒錢了。“原來顧問費一年5萬元，現在他就給你2萬元、3萬元。”在接受訪談前，還有客戶打電話給凱德，詢問其律師費能否降低，表示自己的經濟狀況也較為困難。

▲圖 /《家事法庭》

其次是執行難：這兩年來，他經手的至少三分之一的案件在法院拿不到一分錢。“當事人一聽，前面二三十個人告了都沒拿到錢，還要墊訴訟費、律師費，算了，就不起訴了。”

再者，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政策推行后，傳統意義上的庭審辯護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被壓縮。凱德需要在法院值班，上個月值班時遇到的8個案件，“全部是法律援助，沒有請自聘律師的”。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律師人數增長過快，法律需求的增速未能同步跟上，行業整體處于供大于求的境地。

在凱德所在的城市，已經有律師將貨車涂上律所名稱，長期停放在看守所門口招攬案件；還有律所租下看守所、法院門口的店面進行辦公；更有甚者，直接在門口貼廣告、發傳單。這些行為，要么觸犯了律師協會的相關規定，要么涉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及廣告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

凱德把如今一些看守所、法院的門口形容為“菜市場”，“現在律師像賣保險一樣，誰吃飯都能碰到幾個”。

這種供大于求，也直接影響了凱德所在的律所。為了維持運營，他的律所開始接以前看不上的小案子：“今天有個爭議才十幾萬元的（標的額度），原來我們都看不上，現在都要‘弄’過來做。”

作為高級合伙人，陳晗可以看到律所的財務報表，對此更有體會。以前因業務數量多，陳晗基本不用跑業務，而現在隨著業務量下降，他需要跑到深圳尋找機會，去年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團隊平均收入也都有所下降。如今，除非業務量明顯上升，否則他都不再打算招聘新人。

大環境的改變也影響著律師的業務。陳晗介紹說，之前法律援助的案子由司法局支付律師費，一般案子做完就能結款，但現在回款周期拉長，甚至超過半年，其他客戶的回款周期也在拉長。去年一年內，陳晗同事簽約的法律顧問單位，有超過10家都沒有續簽。

全國某大型綜合性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鑫認為，目前律師行業已經跟10年前所面臨的處境“不可同日而語”。他原來做涉外投資業務較多，但近幾年國際環境的劇烈變化，也對涉外業務產生了較大影響，雖然與此同時，人民幣投資并購的業務隨著港股上市的紅火逐漸恢復，但依舊沒有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以他所在的律所為例，雖然人民幣業務的上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涉外業務的萎縮，通過其他業務的開拓律所收入也依舊在上漲，但業務量已經不如過去飽滿，團隊收入增幅也不如以往大。而因律師行業進入平穩發展期，張鑫也指出年輕律師的職業門檻、上升空間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他覺得，這是成熟行業的普遍現象。

其他行業的不景氣，同樣也像水波一樣傳導到律師行業。凱德的律所有一個客戶開瓷磚廠，去年、前年都按時繳納了法律顧問費用，今年3月本要支付費用，但到4月底凱德還沒收到款項。凱德判斷，客戶并不滿意服務，因為給客戶起訴的幾個案子都還未執行完畢，“他就說你把那幾個案子的錢追回來，我就付給你”。

這種難以執行的情況，凱德在幫助建材類的顧問單位起訴時感受明顯。因建材上下游產業發展困難，回款周期變長，他做了個估算，建材的這幾家單位訴訟執行壞賬率目前已經達到50%。

柳黎在身心俱疲的仲裁過程中，被醫院診斷出現抑郁癥狀，但她依舊希望在律所工作，“我就想等這個事情完全結束了，再好好地投入到新工作之中”。

▲圖 /《低谷醫生》

盡管如此，一些實習律師仍然對未來抱有期待。小靜至今記得一筆18000元的轉賬。那是一個案子的執行款，也是一個讓她記到現在的故事。

當事人是一位民工，專門給人“刮大白”。在她的記憶里，那位老人個子很矮，臉上還掛著白色的膩子粉，一雙手黑黑的、滿是粗糙的紋路，一看就是常年出力氣的人。老人怯生生地對她說：“我第一次上法院，律師，我啥也不懂……”而對面欠薪不還的是一對教師夫婦。

案子當庭調解，對方最終少給了2000塊錢。小靜心里不忿，但還是勸說老人收下款項。老人拿到錢后非常開心，連聲說“謝謝律師”。

這份感覺，與她當初學法律時的念頭幾乎背道而馳。讀法學院的時候，周遭很多人都說學法是為了公平正義，但那時候她就覺得，“這跟我有什么關系？我就是討口飯吃，掙錢養家，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可當她真正和那位老人四目相對時，一種壓不住的社會責任感突然涌了上來。但她也覺得，不公平才是生活的一種本質，幫助老人解決問題才是常態。

前一陣，小靜手里的案子積壓如山，壓力大到萌生退意。一天，所里一位執業多年的老律師碰見她，撂下一句話：“小靜，你這樣兒的，以后做律師你沒什么問題。”就是這句看似隨口的肯定，讓她在心里默默地想：那就再干一段時間吧。

▲圖 / 《裝腔啟示錄》

（文中均為化名。工資非特殊說明均為稅前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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