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中心之爭，香港為什么能贏新加坡？

2023年前后，關于亞洲金融中心之爭，市場一度流行“坡升港降”的敘事。

在當時的輿論語境里，香港幾乎要變成“金融廢墟”，而新加坡則順理成章地準備接過王冠，成為新的亞洲金融中心。

那兩年，雙城之戰白熱化。在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指數（GFCI）的評分上，兩地以1分之差，交替領先，各自管理的資產規模也一度并駕齊驅。

但經過一輪貼身肉搏，如今新加坡VS香港的戰局，已經逐漸明朗了。香港的GFCI評分已經連續一年半反超新加坡，資產管理規模也完成反超。就連前兩年風風火火趕赴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如今也開始扎堆倒流回香港。

香港是怎么拿回主動權的，它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到底穩不穩？

本文持有以下觀點：

1、更具縱深的大后方。新加坡的大后方是6.8億人口、3萬億美元經濟體的東南亞；而香港背靠的是14億人口、18萬億美元經濟體的中國內地。這種量級的差異，為香港撐起了一個更有深度的金融市場。尤其在全球化撕裂的當下，香港作為東西方的金融橋梁，重要性在加強。

2、更具活力的金融創新空間。香港崇尚市場調節和自由貿易，是冒險家的樂園；新加坡則帶著濃厚的儒家色彩，講究事無巨細的強監管、有章有法的無死角覆蓋。這種差異，讓香港在虛擬銀行、數字金融等金融創新領域跑得比新加坡更快。通常，創新能力更強的一方有更大的潛力。

/ 01 / 香港重新確立領先身位

回看2023年，香港確實經歷了一段“逆風局”。

彼時恒指深陷熊市，IPO募資額跌入二十年谷底，大量外資離港外資機構，加上高凈值大佬們排隊去新加坡設立家辦。一時間，“亞洲金融中心遺址”的調侃甚囂塵上。

小紅書上甚至遍地都是去中環交易廣場打卡的帖子，試圖用“門前冷落車馬稀”的鏡頭，來佐證這座不夜城似乎在一夜之間被資本遺忘了。

相比之下，彼時承接了海量潑天富貴的新加坡，風頭無兩。內地的互聯網巨頭和投資機構紛紛將海外總部或出海中心押注于此，還有創始人干脆“肉身入坡”不回來，從北上廣深飛往樟宜機場的商務艙里，擠滿了內地的財富精英。

這種體感也被數據證實。在2023年3月發布的第33期GFCI報告中，新加坡超越香港位列亞洲第一。隨后一年半里，新加坡壓著香港一頭。

如果說GFCI指數還帶有從業人員主觀問卷的色彩，那么財富的流動更有說服力：2023年新加坡資產管理規模（AUM）達到4.1萬億美元，硬生生把管理4.02萬億美元的香港擠到了身后，斬獲亞洲資管規模第一城的王冠。

然而，就在市場以為“坡升港降”已成定局時，香港卻頑強的捍衛了自己的王座。

在2024年9月發布的第36期GFCI報告中，香港評分反超新加坡，重返全球第三的。截至2026年5月，這一領先地位已保持約20個月。而在硬指標上，香港資管規模沖上4.5萬億美元，再次將新加坡的4.46萬億美元甩在身后。

比數字更有風向標意義的，是超級富豪的錢用腳投票。

流向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開始返港，中東的巨量避險資金也沒有流向老牌避險天堂新加坡，而是大規模、持續性地重倉香港。今年曾有過單周數百億級別的資金凈流入、數十家頂級中東家辦密集落地中環。

成功捍衛亞洲金融中心的王座，香港做對了什么？

/ 02 / 更有縱深的大后方

2023年，新加坡取代香港的言論甚囂塵上。本質上是一系列短期宏觀變量與外部擾動交織的產物：美聯儲歷史性的激進加息、內地經濟周期的復蘇時滯、房地產市場的去杠桿陣痛等。

這些周期性因素確實能在短期內改變資金的流向，但無法決定資本停泊的終局。長線資金的選擇，最終看的還是兩地的金融市場深度和潛力。

作為自由港，香港和新加坡都背靠廣大的經濟腹地。新加坡對應的經濟腹地，是東南亞那塊6.8億人口、3萬億美元規模的市場；而香港對接著14億人口、18萬億美元規模的內地。

大后方的體量和縱深不同，直接決定了人、財、物等核心要素的含金量：

人：過去兩年，香港的內地家族辦公室激增680家，內地財富在香港私人財富中的占比超過57%。作為對比，截至2023年，新加坡全城的家族辦公室總數也才1400家。

錢：2025年，僅港股通南向資金的年度凈流入規模就達到了約1.4萬億港元，累計凈流入額突破5萬億港元，這是新加坡根本無法想象的資金流動性。

物：也就是優質資產。當大批在A股階段性難以開閘融資的優質企業需要出海求生時，香港成了最合適的IPO和再融資跳板，一批科技新貴源源不斷貢獻的IPO增量的核心動力。

更大的人、財、物優勢最終為帶來了更有深度的金融市場。

以兩者的股市對比為例，截止2024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共2,606 家，總市值約為41,716 億美元）。而新交所上市公司共623家，總市值約為5,780億美元，不足港交所的15%。從市場流動性看，新交所每月平均成交金額不足港交所月均交易額的10%。

對于掌握巨額財富的高凈值人群和機構而言，資本市場的深度至關重要。大額資金的進出極度依賴充足的流動性，誰也不想在一個規模有限的淺水洼里，因為一筆稍大的買賣就砸出巨大的價格波動。

未來，香港的金融地位也還在提升。在全球化退潮、地緣博弈加劇的“小院高墻”時代，地緣已經取代了單純的ROI，成為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的重要變量。

而在東西方產業各有優劣、資本流向卻難以被簡單斬斷的當下，香港依托“一國兩制”的穩定環境、完善的法律體系和成熟的金融基礎設施，也有了雙重避險的屬性：

它既是內地資本出海的“前哨跳板”：內地資金涌入香港樓市，本質上是在尋求一種既能對沖地緣風險、又能低成本試錯海外的路徑。

它也是國際資本配置中國的“首選入口”：港A兩地同時上市的公司，港股溢價（H/A）有超過40%的奇觀，證明了在外部投資者眼中，香港依然是直連中國產業紅利、且風險可控的橋梁。

作為連接東西方的金融橋梁，香港的金融中心的戰略地位正在放大。而這是新加坡無論如何也沒有的區位紅利。

/ 03 / 冒險家與儒家的對抗

雖然在亞洲金融中心之爭中斗的激烈，但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它們更像是在全球財富“東移”的宏大敘事中，比賽誰跑得更快。

邏輯在于，兩者的底層發展邏輯有本質的“差異化”。

香港與新加坡，走的是兩條截然相反的治理路線：前者強調市場調節與自由貿易，如同中世紀晚期的威尼斯，是天生的冒險家天堂；后者則帶著濃厚的儒家精英色彩，強調有章有法、事無巨細的“管家式”管理。

這種差異的形成由兩者的生存土壤決定。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Fintech、數字貨幣等新興領域天然扮演著“試驗田”的角色。它很重要的作用是幫母體在新領域先行先試，把監管框架跑通、把風險測完，再向內地復制。

而缺少戰略大后方的新加坡，只能無限強化自己“小國中立、極致安全”的招牌。這就要求它的法治與管理必須做到無死角覆蓋。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前幾年新加坡偵破了一起洗錢案，隨后當地銀行迅速收緊了對流入資金的監控，對銀行、家辦和對沖基金展開了嚴厲的合規審查。由于對財富來源（KYC）的背調力度空前加大，新客戶的入賬和準入周期被拉長到了一至兩年。

這種治理環境的不同，直接決定了分工的差異：新加坡適合“財富保值”，是資產存放、穩健傳承的安全島，但短板在于市場盤子淺、標的少、缺乏高增長的腹地驅動。

香港則天然擅長“財富增值”，是產業投資、資產孵化，金融創新的中心。舉個例子，在金融創新領域香港的敏捷度往往走在新加坡前面。

以虛擬銀行為例，香港虛擬銀行通過零門檻開戶、高活期利率、創新險種以及社區化運營，在用戶體驗上對新加坡同類產品形成了代差。這使香港虛擬銀行的存款規模是新加坡的3倍以上。

咨詢公司Quinlan & Associates與Allfunds發布的報告也佐證了這一點：香港通過數字渠道獲取財富管理服務的投資者比例高達93%，高于新加坡的85%；而對AI理財感到滿意的投資者比例，香港更是新加坡的兩倍。

最近“從坡返港”的富豪們，有句話很適合為這場雙城之爭做注腳：在新加坡留一條退路固然重要；但要想干事，精力和資金還得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