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契丹壁畫）
在公元11世紀后期，東亞大陸的三個并立政權，是遼，北宋，西夏。
我們講述道宗的故事，往往會把視角聚焦在十香詞冤案和太子耶律浚之死上，認為是道宗的昏聵和耶律乙辛的專權葬送了大遼江山，但是如果我們將視角拉遠，我們會發現，就在契丹人走向深淵的同時，南方的北宋和西北的西夏，也在各自的軌道上急速下墜。
三個政權的衰敗路徑截然不同，但內在的邏輯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說句比較通俗的話，就是都是“控制欲”反噬的結果。
這個世界上罕有沒有控制欲的人，人要沒有控制欲，那就是無欲無求，那簡直就可以被稱之為是老神仙了。
道宗的控制欲來自于皇權的安全焦慮，那么北宋的控制欲則來自于一種更奇怪的東西，那就是文人政治的過度成熟。
而且，這三個政權之所以滅亡，最大的原因都不出現在外部。
北宋自立國之初，最愛“防弊”，什么意思呢？就是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后，他非常害怕別人cosplay他，也整這么一出，所以他設計了一套非常嚴密的，嚴密到令人窒息的制度來保證皇權要始終在趙氏手里，所以才有了后來的以文制武，強干弱枝，三權分立，頻繁輪調，幾乎所有的設計，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保護皇權。
這套制度是有效的，它終結了五代十國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局面，帶來了長達百年的穩定，不過任何制度都是有有效期的，當宋太祖防弊的思路被推到極致，它就會變成一種自我束縛。
遼朝道宗和北宋仁宗的統治是有重疊的，而在仁宗朝的后期，北宋已顯示出疲態，宋朝的軍隊很多，但戰斗力低下，財政上更是入不敷出，土地兼并十分嚴重，神宗在即位之后，他很有魄力，他決定要改變現狀，于是他開始支持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古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爭議也是最激烈的一次改革，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等吧，反正王安石認為，既然朝廷最大的問題是沒錢，那么自己就用理財的方法來賺錢，而且王安石的態度是，如果你支持變法，那你就是忠臣，如果你反對變法，那么你就是小人，你就應該滾蛋。
神宗的態度也大差不差，支持變法的就是進步派，不支持變法的就是守舊派。
（宋神宗）
那這個時候，政見不同就變成了忠奸之別，朝廷的共治傳統也被打破了。
在北宋開國初期，為了防止武人當權作亂，皇帝決定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不是漂亮話，這是非常實在的權力分配機制，比如北宋這個朝廷，它很多的事情是要經歷這么一個流程的：
由宰相來提出，由百官來討論，由臺諫來評議，由皇帝來拍板決定。
因此北宋的士大夫也普遍認為，天下絕不是皇帝一家的私產，治理天下也應該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的責任，皇帝也不應該獨斷專行，必須尊重士大夫的意見。
當然北宋的共治難以稱之為民主，這更像是一類精英內部的協商機制。
但王安石為了減少推行變法的阻力，他直接繞開了北宋士大夫們共同討論，協商解決的政治慣例，直接用皇權來強行鎮壓反對意見，甚至是將反對者污名化為奸黨，這種做法在短期內加快了改革的速度，但長期來看，其實是摧毀了北宋士大夫之間最基本的信任，從此之后，北宋的朝廷將不會再是一個共治討論的地方，而變成了一個你死我活的角斗場。
神宗時新黨得勢，舊黨被打擊，等到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舊黨上臺，司馬光等人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修補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漏洞，而是全盤否定，廢除新法，青苗法廢了，募役法廢了，方田均稅法廢了，連邊境上好不容易筑起來的城堡也主動放棄了，他們還積極打擊新黨，把新黨成員都給攆走了。
等到高太后病死，哲宗親政，新黨又被重用，新黨又開始打擊舊黨。
從公元1069年到公元1100年，三十一年的時間里，北宋的國策在變法和廢法之間反復橫跳，沒有哪項政策能連續執行超過十年。
這就是黨爭的代價。
作者無意討論誰對誰錯的問題，作者想說的是，北宋的政治制度看似健全，但其實行政系統大多時候都是無法正常運轉的，官員們不再關心如何治理地方，如何減輕百姓的負擔，為官者開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站隊和互撕上，哎，你今天彈劾我一個門生，我明天就參你一本結黨，你把我貶出京師，等你下臺了，你看我收不收拾你就完了。
《宋文鑒》卷五十七：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巳。謂如此則請問者對眾足以為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
史料中的這么一個小細節讓人印象深刻，在元祐年間，北宋的最高學府太學，博士和諸生見了面都不說話，教諭無法施行，學生有問題也無可請教，表面上看是怕老師和學生交往過甚，怕他們在考試中作弊，但其實雙方的冷漠，是害怕被扣上結黨的帽子。
（史料記載）
連學校里都做不到正常交流了， 這個社會的信任程度可想而知。
無論新黨還是舊黨，其中不乏有經天緯地之才，懷濟世安民之志者，但他們都沒有真正的為百姓減輕過負擔，青苗法被廢了，但免役錢還在，方田均稅法停了，但各種苛捐雜稅只增不減，熙寧六年，一場大旱持續九個月，導致東北地區的流民是“扶老攜幼，塞滿道路”，百姓“賣麻籸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當時北宋有個叫做鄭俠的畫家，也是當官的，他根據這些慘狀畫下了《流民圖》呈上朝廷，神宗是“反復觀圖，長吁數四”，然后呢？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這就是北宋的困境，制度設計的太巧妙了，巧妙到沒有人能打破制度，文人政治發展的也太成熟了，成熟到所有人都沉迷斗爭而忘記正事。
遼朝的道宗喜歡搞制衡，因為道宗必須要平衡后族，結果耶律乙辛集團發展壯大，危害比后族還大，北宋為了保護皇權，搞防弊制度，釀成了新舊黨爭，他們一個是通過扶持代理人來制衡貴族，結果代理人失控了，一個是通過極化政治來推行改革，然而改革本身反而成了權力斗爭的犧牲品。
遼道宗大康五年，當道宗終于開始對耶律乙辛起疑心的時候，道宗卻發現，自己除了耶律乙辛之外，幾乎是無人可用，耶律乙辛集團占據了所有的要職，連皇帝的親衛都在耶律乙辛的掌控之中，北宋同樣也是如此，哲宗親政之后，可用之人無非章惇，蔡卞，舊黨已被清剿殆盡，新黨內部又裂變為不同派系，用誰治國？誰也指望不上。
很多人容易搞錯一個問題，在直覺上，道宗將近在位半個世紀，宋遼作為南北對峙的兩大政權，怎么著也得打幾場，但其實，道宗在位47年，宋遼之間沒有爆發過一次大規模的戰役，甚至就連像樣的邊境軍事沖突都很少，唯一一次接近戰爭邊緣的事件發生在咸雍二年。
《宣府鎮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我圣宗皇帝威德懷遠，宋修職貢，垂六十年，若以細故勤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言而止。
也就是說，道宗曾經動過討伐宋朝，興起戰爭的念頭，但是也被大臣給勸住了。
這不是道宗仁慈，這要歸功于澶淵之盟后，遼宋關系已經進入到了制度化和平的成熟期，雙方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外交禮儀和危機管控機制，說白了就是有問題就解決問題，而且可以不用打仗就解決問題。
（賀蘭山的雪）
道宗的戰略重心也不在宋朝，他的前半生被耶律重元之亂和耶律乙辛專權占據，后半生又有西北阻卜等部族的叛亂，這也能側面印證，出問題的是內部，更大一點的視角就是，宋，遼，西夏，因為大家都爛，所以打不起來。
古人云：外疾之害，輕于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于泰山，而莫之避。
來自外部的禍患，危害輕的像秋天的毫毛，人們卻都知道要避開它，而來自內部的禍患，危害比泰山還重，人們卻往往不知道躲避。
誠然，當一個政權的統治集團把精力都放在內耗上，對外戰爭反而成了奢侈。
或者說，連仗都打不起，打不動了。
值得一提的還有西夏，在這段后三國史上，西夏很容易被忽略。
因為下意識大家就會覺得，西夏很小，但其實，西夏并不小，西夏的范圍在今天的寧夏，甘肅，青海，內蒙古，以及陜西，大概有兩萬余里，這個面積那很不容易小覷了。
道宗時期，西夏立國不到二十年，這個政權北有遼，東有宋，兩個龐然大物把它夾在中間，所以它生存的唯一策略就是借力打力，要么聯合遼抗宋，要么聯合宋抗遼，實在不行就兩邊討好。
而關于他們在賀蘭山下（西夏人心目中的神山）的傳奇故事，將會是下一篇文章的內容...
參考資料：
《宋史》
《遼史》
《宋文鑒》
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
李小波.宋遼金西夏時期民族融合與黃河城市文明演進.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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