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雅、趙萬里：地方性產業的技術擴散與社會耦合——基于杏花村酒業發展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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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產業的技術擴散與社會耦合

——基于杏花村酒業發展的案例研究

王俊雅1 趙萬里2

(1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2南開大學社會學院)

對于技術擴散的研究，學術界已有豐厚的積累。早期的探索在微觀層面揭示了技術作為隱性知識，如何通過師徒制、實踐社群和“干中學”等社會互動方式進行傳遞與傳承，深刻闡明了其社會學習的本質。在中觀層面，研究則聚焦于產業集群，闡明了地理臨近所帶來的知識溢出與集體學習效應。然而，無論是微觀的“社會學習”還是中觀的“集體學習”，這些理論在將“社會”視為技術擴散背景的同時，卻往往未能深入分析社會內部不同行動主體的復雜互動。

邱澤奇在分析中國鄉村變遷時提出了“三秩并行”與“三秩歸一”的模型，用以描述政治秩序、經濟秩序與社會秩序在鄉村場域中的并存與融合狀態。這一視角對于理解三者間的互動機制具有重要價值?；谶@一邏輯，本文構建一個整合性的“政府-市場-社會”三角分析框架，并引入“社會耦合”這一概念，用以刻畫和評估技術擴散過程中三者的互動質量。

研究以山西杏花村汾酒為案例，圍繞三個核心問題展開：不同歷史時期杏花村釀酒技術的擴散路徑呈現何種特征？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如何互動并影響技術擴散的效果？技術擴散的有效性與可持續性取決于怎樣的社會條件？綜合運用歷史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與問卷調查等方法，通過對檔案資料的挖掘、對老中青三代釀酒工匠的訪談、對生產現場技藝傳承的觀察以及對341名當地居民的問卷調查，研究得以還原技術擴散的真實圖景，并剖析其背后的動力機制。

研究發現，技術擴散的有效性與持續性高度依賴于“社會耦合”的實現程度。這一耦合狀態隨著宏觀制度變遷與地方行動者的互動不斷演進。計劃經濟時期，技術擴散遵循“政府主導-企業配合”的單一路徑。國家通過“汾酒試點”將傳統手藝轉化為現代工業技術，奠定了汾酒標準化基礎。但技術被鎖定于國營體系，市場缺位，社會個體依附于單位，呈現低度耦合。當政治目標偏差現時，傳統工藝便被扭曲，暴露出單一政治邏輯的脆弱性。改革開放后，市場力量回歸，地方政府角色調適。從“汾杏酒廠”創辦到“家家做酒”的草根實踐，技術擴散呈現“政府推動與市場自發相結合”的雙軌模式。但監管滯后、國企與民企沖突、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碰撞，使社會耦合處于低水平探索狀態，陷入“一放就亂”困境。

進入21世紀，在資源型經濟轉型戰略下，杏花村白酒產業實現深刻調整。2009年“中國汾酒城”建設與“招工安置”政策，將被征地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提供制度化技術學習渠道。政府搭建平臺、市場分級協調、社會深度融入，正式與非正式傳播路徑有機交織，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社會耦合。

通過杏花村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技術擴散背后更為深層的社會邏輯。研究進一步明確了政府角色轉型的關鍵樞鈕作用——從全能生產者到戰略平臺搭建者；論證了市場分層作為耦合穩定化的經濟基礎，以及個體技術賦能作為耦合的微觀基石。

從實踐層面看，杏花村的經驗為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推動產業振興，不能僅著眼于技術引進或資金投入，更要注重構建政府、市場與社會協同共進的制度生態。這意味著，產業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思考：如何通過空間規劃和社會政策為技術擴散搭建平臺？如何培育分層競爭而非簡單扶持壟斷的市場生態？如何讓普通勞動者真正從技術擴散中獲益，實現技能提升與社會流動？當然，社會耦合并非一勞永逸的靜態均衡，“地域鎖定”可能導致創新鈍化，利益聯盟固化可能擠壓中小企業空間，賦能不均衡可能加劇內部分化。因此，建立有效的反饋與調節機制，維持耦合系統的動態平衡，同樣是政策設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作者簡介

王俊雅，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科學社會學、社會學理論。

趙萬里，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科學社會學。

項目資助

2025年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科研項目制對高?？蒲腥藛T職業發展的影響研究”（TJSRQN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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