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令：革命復革命——AI到底改變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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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5月10日，英偉達CEO黃仁勛在卡內基梅隆大學2026屆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他將人工智能描繪為一次前所未有的機遇釋放：“年輕一代正擁有過去任何一代人都不曾擁有的強大工具”“所有人重新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黃仁勛的判斷延續了技術企業關于AI時代的一貫樂觀敘事，但顯然難以回應眼下各行各業正在經歷的復雜情緒。AI的普及，固然打開了“知識/技術平權”的想象，也孕育著新的財富創造空間；但技術迭代加速與生產模式重構，也在重新校準許多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坐標”。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群體之間新的“技術鴻溝”正以更隱蔽的方式形成。

在IPP副研究員李明令看來，理解“AI革命”及其影響，要看到其背后的社會邏輯。他指出，AI的特殊之處在于，其正在淡化現代社會長期依賴的人力資本邏輯，使文憑和專業所構成的一部分既有優勢被削弱，甚至被智能工具重新“封裝”和普遍化。但問題在于，AI在消解舊優勢的同時，尚未形成一種新的、清晰穩定且可被普遍積累和分享的機會機制。由此帶來的，并不只是“人往何處去”的技術焦慮，更是“人何以自處”的社會焦慮。

李明令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副研究員

5月10日，英偉達CEO黃仁勛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的演講，再次戳中了人們對于AI的復雜情愫。在演講中，黃仁勛稱，在AI時代，“沒有哪代人擁有如此強大的工具和機遇”，“讓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雖然這一觀點意在鼓舞大眾大膽創新，但卻再度引發了人們對AI這一革命性技術的迷茫情緒。在我看來，大眾對AI的復雜情緒背后，不只是“人往何處去”的哲學困惑，還有“人何以自處”的社會學焦慮。

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身著學位服，在戶外畢業典禮上向畢業生們揮手致意。圖源：英偉達

當我們談起“革命”，我們在說什么？

在政治語境下，推翻舊政權，以一套新的統治結構取代舊的統治秩序，就是一種“革命”——這種革命帶有很強的沖突性。而在技術語境中，顛覆了舊的技術范式，令建立在原有技術基礎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逐漸暴露出“落后性”，也是一種革命。這種“革命”往往是溫和的暴力——這也是目前談起AI革命時提到最多的涵義。當然，技術上的“革命”并不是一個徹底性的概念，往往是疊加和繼承的，正如我們今天依然還在使用化石燃料一樣，而電力、互聯網更是AI發展的基礎。

從機械化、大規模生產到信息化與人工智能，工業革命的演進不斷重塑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形態。

今天想與讀者探討的，是一種“社會語境的革命”。在這一語境里，革命是“社會優勢群體的不斷迭代”。雖然迭代的方向“可正可負”，但在全球現代化的進程中，這個迭代的方向基本不是內縮，而是外擴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于革命的理解反而比較正向。具體來說，就是曾經占有主導性優勢的人們不再擁有主導性地位，社會優勢群體逐漸得到擴充的過程。這也是社會新興群體可以參與和享有資源的過程。

這一迭代的本質是資源分配格局的變化。這包括兩個層面：一種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讓更多的人群分享到既有的資源；另一種涉及到發展，即資源的生產擴張使得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本來只屬于少數人的資源或特權。

以醫療為例。在醫療人才極其短缺的時候，醫療資源分配呈現顯著的“排他性”：過去，醫生首先為王公貴族服務，然后是官僚階層，再后來是富裕人群。隨著近現代醫療教育的普及，醫生的職業化進程加速，執業醫師的規模顯著擴張并向外分布，普通大眾才得以分享到專業醫療的資源。這種醫療資源供給的結構化轉型，就是一場深刻的“平權革命”。

當然，社會革命不只是個別領域的解放或更替，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與重組。歷史地看，優勢群體的擴充標準，往往從血統開始，先是政治身份，再來是經濟水平，后來是人力資本。這種革命背后的機會邏輯，往往從先賦性因素（與生俱來的先天條件）開始，逐步邁向后致性因素（通過后天努力獲得的資本或能力）。這同樣反映了社會形態的變遷路徑：從貴族社會，到封建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現在的后工業社會。

在這一變遷中，從貴族占有主要資源，到官僚階層可以參與享有，再到工商業階層可以參與享有，到現在依靠個人能力就有機會參與享有。盡管在不同的時代，社會優勢群體往往可以繼續保留一定的優勢，但差別在于，不斷會有新的群體參與到社會主要資源的分配當中。

當人力資本躋身成為資源分配的主要邏輯，就打破了以血統、家族、家庭背景為篩選依據的規則，進入了依賴個人能力的時代。這時的人力資本，往往以文憑、資格、職稱作為制度性的認證基礎。只要得到一定的制度性認證，就意味著達到了參與分享社會資源的門檻。當個體可以依靠后天努力邁入這一門檻，社會就步入了高度流動性的階段，社會優勢群體的規模也隨之空前擴大。

所以說，每一次“革命”，都有可能會讓社會越來越平等——和以往相比，今天的人們不再需要家里“有權有錢”才能接受高等教育，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參與到分享社會財富之中。雖然家庭出身依然十分重要，但普通人至少比以前更有機會實現階層上升。

當然，每一次終結舊的不平等格局，也會引發新的不平等問題。盡管依靠個體的人力資本有機會改變個人命運，但是也產生了過度迷信學歷、優績主義泛濫、學歷歧視、院校“鄙視鏈”等問題。

“AI革命”的“朦朧”本質

那么“AI革命”到底是什么？根據上述分析，若能稱得上是一場“革命”，那么AI時代必然可以產生新的革命邏輯、新的社會優勢群體。

直白地看，當前的AI的確可以使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縮小，讓本來處在能力階梯中“相對偏下”的那部分人，快速跟上“上游”的那群人。曾經缺乏發展機遇的那部分人，在AI時代可以快速補齊自身的能力短板。

在AI的加持下，人與人之間的能力鴻溝縮小了：一方面，舊有的能力與經驗的積累被技術所封裝，正如CAD讓手繪建筑圖紙的技能逐漸失去價值一樣；另一方面，知識精英搭建的技術壁壘難以維系，通過準入規則來維持稀缺性和控制權的做法逐漸失效。在這個意義上，AI革命依然符合社會革命的內涵——AI可以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分享到“原本需要一定資格”才能得到的東西。

“AI革命”與過往的社會革命，既有共性也有本質差異：

相同點在于，原本依托傳統機會邏輯獲得優勢的群體，在AI的面前喪失了他們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說，AI淡化了當前資源分配的人力資本邏輯，動搖了現代社會的底層交換規則。正因如此，AI加重了一部分人的焦慮和無力感，尤其是試圖依靠認知技能獲得優勢的腦力勞動者——這批人往往正是近幾十年社會發展的核心受益者。

不同點在于，在過往的社會革命中，優勢是可以轉化的。比如說，經濟資本較高的人，仍有更多機會獲得更高的人力資本。但在AI時代，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優勢不只是被削弱了，甚至還被消解了——以前我們需要能夠精通表達、編程、設計、外語的專業人才才能做的事情，現在通過和AI對話就能自己完成寫作、代碼、做圖、翻譯——所謂的“能力壁壘”被智能工具普遍化了。即便是知識精英，也難以基于原有的人力資本穩固自己的未來優勢。與其說AI放大了人與人的差距，不如說AI更多的是拉平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

該圖比較了不同職業的AI暴露程度與適應能力。橫軸越靠右，說明該職業越容易受到AI影響；縱軸越靠上，說明其應對AI沖擊的能力越強。圖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右下方區域：客服、文員、秘書等崗位既容易受到AI影響，又缺乏較強的轉型能力，因此面臨更高的職業脆弱性。圖源：Brookings

最重要的是，AI革命還沒有產生新的迭代邏輯，更沒有提供一種新的補充性機會邏輯。就如工業社會提供了基于經濟資本的機會邏輯，后工業社會提供了基于人力資本的機會邏輯，迄今為止的人工智能社會，還沒有表現出能夠提供什么樣的“稀缺性”標準。所以，從某種角度上說，目前的時代是“失范”的。可見，一種基于群體性變遷、結構性迭代的革命過程，正在AI時代變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倉皇過渡的、劇烈卻又朦朧的轉型。

當然，也許是因為AI技術尚未成熟，AI革命尚在發端，所以對社會結構的重塑還需要時間。

新的不平等何以發生？

“機會平等”作為現代化的核心追求，主要表征就是社會優勢群體的持續擴容。我們固然希望社會優勢群體的規模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平等。但對于社會優勢群體而言，規模是否已經到“頂”了？還會有更多的人進入優勢群體、分享到機會資源嗎？更為均質的社會結構，還有可能出現嗎？目前看來，似乎已沒有足夠的社會要素，來支撐優勢群體繼續大規模地擴容了。

那么，AI時代，下一種引發不平等的要素是什么？

有人說，AI 使用能力會成為新的分層標準——有更多機會接觸高級AI、更擅長使用AI的人，將會獲得更大的優勢。但事實上，隨著AI技術的逐漸成熟，人類在AI使用能力上的區分將會不斷縮小——我們經常還沒學會使用上一代的AI工具，就已經有更高級的AI產品問世——快速的技術更新，遠超我們學習的速度。

AI的普及，讓大量的知識被顯性化，讓許多本該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擁有的技能成為了公共品。由此有人認為，在AI時代，創造力、想象力、行動力、能“提出好問題”的能力將會成為人與人拉開差距的核心要素。這也成為當前教育改革的討論焦點。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這種能力的本質，是在現有的優勢群體內部進行重組和再分層，而不是讓社會優勢群體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所謂的“核心競爭力”，正在當下的討論中逐漸變得愈發“形而上”化——這種能力不像經濟資本、人力資本那樣客觀、可量化、可認證，也難以通過標準化的教育大規模培養和積累，最終只會成為少數人所壟斷的特質。如果社會優勢群體不會因此繼續擴容，便違背了“社會革命”推動平等的核心方向，新的不平等也將由此滋生。

或許AI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革命不再意味著創造新的贏家，而是讓“贏家”和“輸家”的區分變得模糊。

本文作者

李明令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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