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中第一忽悠大師被稱黃埔最大壞蛋成首個正法者，其故居成省保

小時候看抗戰電影，經常能看到日本侵略者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占領一個地方之后，就在墻壁上刷上標語，什么“大東亞共榮圈”，實現“王道樂土”之類，還有敵奠指揮部頭上懸掛著“膏藥旗”上方，寫上“武運長久”等。兩旁也是共生共榮、王道樂土，當時覺得他們這種擺設很好笑，很愚蠢。

后來慢慢才知道，侵略者正是以“共存共榮”為幌子蒙騙民眾，妄圖建立殖民侵略擴張計劃，一方面采用軍事鎮壓、組織控制，正所謂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另一面由則粉飾侵略，用奴化教育等使廣大民眾接受其所謂的理論，其用心是十分險惡，而傳播、美化侵略最出色的則是有一名大漢奸寫了一本名叫《武德論》（又名《新民精神》）的書，否定抗日正義性，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在書中竭力主張“新民史觀”“孔子之真精神”“王道霸道之真義”，將抗日不能勝利歸咎于“無德”，日本侵略是“武運長久”最終能勝的歪理邪說。

不得不說的是，這本書在當時是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因此，著書人后來被人稱為漢奸中的第一忽悠大師，那么，他在書中究竟寫了什么呢？我們在此列舉部分出事給大家一個參考。

首先，書中介紹所謂的新民精神，是來自孔子經典《大學》里的原話，他斷章取義地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聲稱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炮制所謂的“新民精神”，其要旨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8個字。與傳統的王道精神，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并其明，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實足以俟之百進而不惑，放諸四海而皆準。

他還強詞奪理地用《三字經》中開頭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來進行闡述，那么，為什么后來會出現惡呢？就是善良被惡勢力壓制，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之所以能進步，就是善的力量戰勝惡的力量。然而，在歷史上，一旦惡勢抬頭，善良被壓制，社會就會出現倒退。故人類由善惡之消長而進步，如天道之有陰陽，陰陽消長，而有書夜春夏秋冬之別，周而復始，日進不已。天道無一刻不動，無一刻休息，然而有動靜之態。陽為動，陰為靜。書為動，夜為靜。春夏為動，秋冬為靜。然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一動一靜，變化生而日進不已焉。此天地自然之大道，人類之進步，善惡之消長，亦猶此也。

我們常說的，善者即為君子，惡者即為小人，歷史盛衰之際，盛之時，非全為君子，而亦有小人參于其中。不過君子多而小人少，不足以為惡耳。衰之時。非全為小人，而亦有君子參于其中。不過小人多而君子少，不足以為善耳。故世之盛衰之變，卽君子與小人之消長，善與惡之消長耳。故人類歷史之進步，無時不有善惡之消長，視其表面，固為循環之復始，然非循環之復舊也。所以，人類之競爭，善與惡之競爭耳，適與不適之競爭耳，只有讓善和君子的力量戰勝惡和小人的力量，社會才能一直進化。如此要適應天道，使君子興而小人衰。

接下來，他就開始美化侵略，稱日本也奉信儒教，發動的戰爭，就是興復東亞，實現共存共榮，就是善戰勝惡，使人類的生存適合于“王道“，那么他所謂的王道又是什么呢？拿孔子的老話就“克己”“復禮”！ “克己”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他還在書中畫了一張結構圖，這五個層面大意是去掉私欲，方能使得知識不為惡用，要身體力行無自欺或欺人，選擇善行并一心堅持，修形體、修人格言行舉止，自有其應守之范圍，而不可逾越。

“復禮”就是“齊家、親鄉、治國、平天下”， 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兄弟、夫婦各有其分,在鄉下培養善良的風俗，使人民各守其份，各安其業，達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哉的理想境界，“治國、平天下”他寫道，無論是多黨制還是一黨制都有弊端，多黨制能夠通過黨派之間的競爭實現權力的制衡，然而其決議往往只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并不問政治主張之正確與否；又因為參加競選需要大量經費，從而財力雄厚的大資本家得以操縱政治，如此一來，議會成了大資本家的喉舌，真正的民意反而被壅塞。一黨制下的國家能否繁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領導人的才干與品質，如果領導得人，國運也會蒸蒸日上，如果領導者是如奸雄，以一人之心奪天下之心，便于私圖，則國家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因此，他在《武德論》中推崇所謂的“禮治”來達到“治國”的目的，在政治上也實行選舉制度，但是這種選舉制度是家長本位的，即由家長選村長，由村長選鄉長，由鄉長選縣長，由縣長選市長，以此類推，直至省長之選舉，省長更是要進行三年一度的評比，由各省人民考究其賢能，然后在各省省長中選出所謂“國長”。這樣，各級長官就能既通達下情又具備德行道義，既無多黨制操縱之弊，又無一黨制專政之害。

在發展經濟方面，書中提出“工業農村化”“農村電氣化”的生產主張，將從事生產的機械分散于農村，讓農村迅速電氣化，那么城市病將消失，農村將成為以近代生產工具進行男耕女織的理想社會。要使得“離開家庭的生產”變成“回到家庭的生產”，由手工業的家庭生產變成機械化的家庭生產，從而使得人類得以享受自然樂趣的生活，由此培養出“本善的天性”。要實現這種理想，就要重建“東亞新秩序”，最終又歸結到日本侵略者的所謂的共生共榮，可謂是赤裸裸的宣傳日軍的侵略。

寫這本書的人名叫繆斌，字弼丞，號丕成，出生在江蘇無錫南門頭新生路一個家底子還算厚實的鄉紳家庭，繆斌小時候聰明好學，讀書刻苦，寫出來的文章也算有模有樣，私塾里的先生在同鄉面前提過幾次，說這孩子將來考個功名不成問題。可沒等他長大，科舉制度就廢了，兩千多年的老路子一夜間斷了，所有讀書人必須換賽道，開始往新學堂里擠，十九歲的他考入南洋公學（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學）的機電科，去念那些從沒聽說過的洋書、算術、物理、化學，不過，父親對他抱以很大的期望。

讀大學學習期間的繆斌，應該還算得上是個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他心里有抱負，渴望干出一番大事。在這幫人中混得不錯。他口才好，腦子轉得快，跟同學們辯論時總是能抓住對方的邏輯漏洞反擊回去，在人群里很出風頭。他不怯場，敢上臺演講，也敢在眾人面前發表一些看起來很有思想的觀點。那時候認識他的人對他的評價都不算差：聰明，有想法，知道分寸。畢業后，繆斌沒有像大多數南洋校友那樣去郵局或者鐵路局報到，而是去了廣州，由于他南洋公學的金字招牌在當時含金量很高，再加上他本身擅長交際，口才利索，沒多久就被安排進了黃埔軍校的籌備組。

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后，繆斌擔任政治教官，后來又當了政治部副主任。這個位置在今天的體制內相當于一個訓練基地的副政委，放到當年，那權力和影響力比字面意思要大得多。黃埔的政治部負責的不是行政雜務，而是思想訓練、精神灌輸，是從根子上把一群從各地趕來的青年捏合成一個有著共同信仰和共同目標戰斗的群體。能做政治部副主任的人，必須是組織信得過的人，必須是嘴巴會講、腦子會想、人前能鎮得住臺面的人。

北伐戰爭開始之后，繆斌被任命為北伐軍第一軍黨代表（這個軍的前后任軍長分別是蔣介石和何應欽）。這些經歷讓他迅速在黨內扎根，成了元老圈子的一員。那時北伐軍節節勝利，一舉攻克“兩湖”后，吳佩孚的主力被基本殲滅并退守武勝關，江西作為連接湖南、湖北的重要地區，成為頭號攻擊目標，一旦江西省會南昌占領，可以形成江南和江北兩路進攻的格局，一路進攻孫傳芳部的腹地，形成雙管齊下的攻擊態勢，戰略主動權無疑掌握在北伐軍的手中。

此時，北伐軍第一軍在代軍長王柏齡、黨代表繆斌的率領下，一舉占領南昌城對岸的牛行車站，并包圍了南昌城。當時，南昌城內的守敵只有鄧如琢的一個騎兵團，而據守南昌七個城門的僅有憲兵兩個連、警備隊兩個連和維持地方秩序的警察，總共只有600余人。并在南昌城內的工人、學生及江西省警備隊的配合下，經過約一個小時的激戰，一趁虛而入，攻下了南昌城。

在北伐戰爭的時候，繆斌可以說是立下功勞，因此，職務也節節高升從1927年至1928年這段時間里，先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需局中將局長、軍事委員會軍政廳經理處處長、蔣介石總司令部經理處處長，他在當民政廳長期間，升了官的他利用職務之便大肆攬財，在當時的無錫也是人盡皆知的。“戧角多（指主樓）、獅子多（院里各種造型的石獅子）、繆老太太生日多”，這是當時老百姓中關于繆公館的順口溜。繆斌常常巧立名目，以做壽、過生日等借口，在南京、無錫兩地大肆索賄。

在這一時期，江蘇一帶的富裕，當官油水多。繆斌便借機利用自己位高權重，以出賣官職聚斂財富。他將江蘇全境內的縣長分為三個等第，按等第收費——蘇州、無錫、常州最富，油水最足，定為一等縣，標價3000元；宜興、金壇、溧陽、常熟、昆山等與蘇北各縣屬二等縣次之，標價2000元；揚州一類的小縣，定為三等縣，標價1000元。民國時期的“元”，與硬貨銀元是等值的，3000元就是3000塊現大洋。一時間想要光宗耀祖的有錢人趨之若鶩，許多人都是想通過他來謀求一官半職，他賺得可謂是盆滿缽滿。不過，太貪財的他后來東窗事發，被免去了有實權的職務，只好前往外國留學，還在日本生活，回國后只是掛了個候補執行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申茂福三新總公司技術顧問等空名長期賦閑。

不過，國民黨統治時期講究“人脈+實力+投機”，繆斌三要素全占了，舅舅吳稚暉是老蔣的座上賓，還直接影響江蘇、浙江兩省的政治人事，他老婆項秀錦也非等閑之輩，項秀錦的母親姓榮，出自無錫聲名顯赫的榮巷榮氏家族。她的兩個舅舅，一個叫榮宗敬，一個叫榮德生，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巨擘。榮家對子女的婚姻極為重視，甚至把繆斌納入家族投資計劃。1921年，榮德生在無錫建棠甘橋時，還請繆斌題字，可見關系匪淺。

更重要的是繆斌在黃埔軍校的職務，還有北伐戰爭的戰功，也足以他再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如果他的路就一直這么走下去，后面的事也許都不會發生。但一個人最鼎盛的時候，往往也藏著他最深的破綻。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華侵略勢力大增，正閑著無聊的繆斌立即一頭扎進日本侵略者懷抱，他手里沒有兵沒有槍，卻有紙和筆，先是創辦所謂的報紙大造親日輿論，他到處拋頭露面，發表文章，四處演講，把日本侵華的那一套“大東亞共榮“”武運長久”“王道樂土”的理論包裝成符合中國文化語境的說辭，然后滔滔不絕地講給中國的老百姓聽。他發揮了自己當年在黃埔軍校練出來的口才，把那套歪理邪說講得一套一套的，極具煽動力。被人尊為“第一忽悠大師”后被稱黃埔最大壞蛋。

你想想，汪精衛等人當漢奸當得“斯文”，至少他在面子上要維持一種體面，一種“曲線救國”的悲劇色彩，不管這種掩飾有多虛偽。但繆斌不一樣，他連這層遮羞布都不要，他直接為侵略者搖旗吶喊，當漢奸當得理直氣壯，后來直接被侵略者任命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偽立法院副院長、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偽考試院副院長、偽東亞聯盟文化委員會主任等職，成為一名副其實的鐵桿漢奸。

不過，到了1944年的時候，繆斌發現日軍敗象已露，特別是汪精衛病死在日本名古屋，整個“汪偽政權”的成員人心惶惶，面臨著“樹倒猢猻散”的局面，大家都在為自己尋找一條后路，這位官場老手深諳亂世生存之道，自以為可以左右逢源，又開始打起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了，為了給自己留一條退路，繆斌一方面繼續為“汪偽政權”效力，一方面私下與遷到重慶方面進行聯絡，企圖腳踏兩只船，以便于觀察戰事的發展，甚至在家里私設電臺向軍統傳遞情報。他主動向蔣介石獻計——策反日本內閣，謀求中日單獨媾和。

誰知他的這份大膽計劃竟真的打動了蔣介石，據記載，軍統頭子戴笠親自轉來蔣介石的手令：“特派繆斌為代表同日本政府協商和談”。1945年3月16日，化名“佐藤”的繆斌秘密抵達東京，會見了日本內閣情報總裁緒方竹虎，甚至面見了皇室成員東久邇宮大將。

至今，在日本東京中央區的稻荷神社，主殿左側，緊靠圍墻，矗立著兩塊與中國緊密相關的石碑。在陽光的照耀下，它們顯得格外醒目。走近細看，高大的一塊碑上刻著“和平神繆斌顯彰碑”，較小的一塊則上半部鑲嵌著一張照片，下半部則是一段詳細的解說。這兩塊碑原來是用來紀念抗戰后期所謂的“中日和平工作”中的關鍵人物繆斌的。那張照片拍攝于1945年3月16日，記錄了繆斌抵達東京后與昭和天皇的弟弟東久邇宮宮稔彥王在防空洞中的會面情景。照片下方還保留著他們當時的對話內容。當時，由于日本戰敗的跡象已顯，包括天皇和首相小磯國昭在內的許多人都傾向于通過與中國單方面的談判來分化盟國，以謀求日本損失的最小化。

要知道，正是這張照片成了他的催命符，日本投降后，這份有圖有真相的檔案被美軍發現，美國當局立即向老蔣提出質疑：為何違反盟國不單獨媾和的承諾？繆斌頓時從“秘密特使”變成了燙手山芋，盡管繆斌懷揣蔣介石的嘉獎電文，自以為有功。

那時，全國掀起了清算搜捕漢奸的行動，一些作惡多端的大小漢奸，終于紛紛落入法網，被押上了審判臺。然而，賣國投敵擔任日軍特工和汪偽政府要職達8年之久的大漢奸繆斌不但沒有被逮捕，反而還得到了老蔣的嘉獎令，以及八萬元法幣的獎勵，經常往來于滬寧之間，逍遙自在。原因是做了臥底工作的成就，1945年的最后一天，繆斌正在位于上海紹興路的家里享受晚宴之時，突然遭到軍統的逮捕，繆斌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緣由，他還安慰家屬說：“你們放心好了，我是不會有事的！”

三天之后，繆斌就從上海的楚園押解到了南京的看守所，他每天食用的飯菜非常豐盛，還不時有領導來看望他，繆斌見人就訴說自己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一番苦衷，還有自己的“功勞”，隨后通過審判作出判決：“查逆繆斌，背叛祖國，劣跡昭然。雖曾為本局運用，略有貢獻，而發動于日本已節節敗退之時，不免投機取巧。仍請依法懲治漢奸條例，予以法辦。”死刑的判決已經無法改變。

得知這消息后，繆斌的妻子拿出兩百根金條，還有田地、房產、金銀細軟、古玩字畫，一樣一樣換成能救人的籌碼，在那樣的亂世里，這些硬通貨代表著最后的希望。特別是兩百根金條，在那個年代的購買力折算到今天是天文數字。她用這兩百根金條去敲各種門路，去打通關節，去求那些手握重權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她把金條遞給那些人的時候，手一定在抖，不是舍不得，是怕不夠，怕人家不要，怕這一遞出去就石沉大海。她對那些收了金條的人抱有最后一絲對承諾的希冀，還在翹首等待丈夫回家的奇跡，可這些金條像扔進了黑洞。

然而，1946年5月21日，蘇州監獄的提審室被打開了。1946年5月21日下午5點50分，蘇州獅子口監獄的刑場上，一個穿著囚服的中年人面對槍口顯得異常鎮靜，檢察官照例問他有無遺書，他索來紙筆，題詩一首：“浩氣歸太真，丹心照萬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槍聲響起，繆斌成了抗戰后第一個被處決的漢奸，他被執行槍決，比大名鼎鼎的巨奸陳公博早131天，更比大漢奸褚民誼被槍決提前了3個月還多。

從漢奸中第一忽悠大師繆斌的經歷來看，這正是一個家世、權力、金錢與命運交織的復雜故事。他的隕落，不只是個人悲劇，更是那個時代權力斗爭、民族危亡、家國命運的縮影。貪腐、投機、背叛、救贖，特別是繆斌寫的那個小冊子，與他實際做的完全兩碼事，這一切，遠比“漢奸”二字更令人深思。

至今，在江蘇無錫崇安區新生路7號，有一座典型的民國建筑隱于鬧市，從這幢房子的外景老照片上可以看到，當年規模是相當氣派，拱形鑄鐵鏤花大門仍然還在，這扇大門現在看來仍然是十分精致的。推門入內，便能見到一個面積不大的庭院，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比較獨特的便是那用太湖石堆砌的“五松壇”了，仿的是泰山“五大夫松”， 假山群正對的便是紅磚紅頂、飛檐翹角的朝南主樓了，樓高兩層，五開間，清水墻面，巨大的水泥堆花羅馬立柱、紅瓦屋頂，房頂四角上翹的煙囪口，蝙蝠、壽字紋樣的浮雕腰線，這些細節都讓人感受到當年設計者的用心。

房屋的內部裝修十分講究，精美的琉璃門窗、拼花地板、石膏飾頂，這便是繆斌的故居。繆公館被列入省保單位，原因是里面遍設刑室和水牢，成為關押與殘害抗日志士的場所，是日軍侵華罪證之一。梅蘭芳來錫演出時亦曾下榻此處。至此，繆公館的無限風光皆成浮云，留下的只是后人的談笑之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