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銅川,天氣還涼著。前幾天,這里剛下了兩場雨,雖然不大且斷斷續續的,但潮氣還在。
好不容易等到放晴,剛過7點,紅霞就上山了。她有點著急,年前的玉米桿還都沒有收拾完,“還有30多畝坡地的玉米桿子都在地里呢。”這些都得盡快開始整攏。畢竟再過不到二十天,谷雨前后,新一茬玉米就該種到地里了。
但比起時間不等人來,紅霞又有了新的焦慮。即便她把地收拾好了,也不知道以后還能不能繼續種。
返鄉的人越來越多了。紅霞自家的幾個親戚回村后,要走了早些年讓其幫忙種植的地,一共有20畝左右,"都鄉里鄉親的,人家問你要,總不能說不給吧。就算簽了紙質的東西,最多就3-5年。"
紅霞擔心,回來的人越來越多,想要回土地的也就會越來越多。那自家這些年在這百畝土地上的投入,可能就收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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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未收拾好的玉米桿立在土地上。
1
留在村里的種地大戶
紅霞今年剛40歲出頭,已經和丈夫大明一起種了二十多年地。她總是笑著調侃自己,“也算是個老農民了”。他們夫妻二人舍不得看見這么多地無人種,尤其是丈夫大明,他不愛出去打工,就愛種地。
所以兩人一開始先經管著村里分給家里的10來畝地。因著大明喜歡種地勝過和人打交道的緣故,他們便開始接手親戚、鄰居拋荒不種的地,先攢起來有30多畝。
此后,為了方便整地干活,二人置辦了更多農機工具,包括旋耕機、播種機、小型手扶收割機、脫粒機、三蹦子等。隨著農機工具的增加,為了把成本攤開,也讓農機不閑著,他們又額外以一年近200元/畝的價格承包了村里另外一些土地,如今加起來有個110畝左右。這些比起以前村里人“各自為種”,也算是小型的“規模化種植”了。
大明常把“種地自由”掛在嘴邊上。這種“自由”,是不用被老板約束,也是時間上的自我掌控。但“自由”的另一面,是幾乎全年無休的勞作。春天整地、播種,夏天打藥、除草,秋天收獲,冬天冷,才能短暫休息。
這種生活和上班的區別不大,大片的土地,也意味著更多無法離家的理由,紅霞說,“地就把人圍住了。”
比起面朝黃土背朝天,更多的人選擇的是離開。在銅川,種地留不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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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霞的丈夫大明正在整理自家的土地。
2
拋荒進城
銅川市位于陜西中部,四周分別與咸陽、延安、渭南三市接壤。銅川靠近陜北黃土高原的南緣,雖然按城市區位被劃分在了關中平原一帶,但如果看衛星地圖,就能發現,這里的土地不僅不是平原,反而盡是山巒。其間,山、原、梁、峁、溝谷、河川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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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川衛星地圖,這里少有平地,盡是山巒。
也正是因為地貌的緣故,種地就意味著要在坡地上討生活。這遠比在平地上種地更難、更辛苦。坡地不比大平原上一馬平川,可以通過大量機械化節約勞力,提高生產效率。對于當地的人來說,這里的機械化程度很有限,“小一點的車還能哼哧哼哧地爬上坡,幫著運點東西,稍大些的農機根本上不去。”到頭來很多活兒還是得靠人力。
而且地不平,肥力就不行,“一到夏末秋初,雨水多的時候,土壤流失也嚴重,泥跟著沖到坡下,剩下都是小石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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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霞每天上山進到地里需要經過的路。
但村里大多數人拋荒土地的原因,除了土地本身“不夠肥”以外,一年只能收一茬莊稼,也是很大一個問題。
銅川大部分地方冬夏溫差大,糧食產量也低,不像關中一帶,能收兩茬糧食。銅川許多農民種了玉米就種不了小麥,種了小麥就種不了玉米了。因此,居住于此的人在盤算完地里的產量后,多選擇種玉米。“如果一年沒出啥大的反常天氣,玉米能收1200多斤,要是小麥,就只有400-500來斤了。”
而這對于當地普通的,要養家糊口的村民來說,顯然也是不夠的。
種地是“靠天吃飯”的日子,為了另找些活路,村里的人多選擇出門打工了,用紅霞的話來說,“沒知識沒文化,大字也認不了幾個,能干的也就只剩下一些低門檻用力氣的下苦活。”
村里的人越來越少,土地也就陸續被拋荒。相比種地,下礦是一條更直接的現金收入路徑。土地與礦井,也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這片區域最基本的生計結構,一個是“低收益但相對安穩”,一個是“高風險但見錢快”。
3
耗人的地
紅霞的丈夫大明也曾下過礦,不過只待了一年就放棄,“煤礦畢竟危險,還是有點害怕”。
選擇了留在村里種地,也就是選擇了日復一日地在土地上熬著。紅霞家的土地就大多都在坡上,“110畝,至少有100畝都是坡地。”在坡上種地,難以實現機械化,每種活都極耗人力。
在雨水沖刷后裸露出來的石頭,需要人工一個個去撿。紅霞說,“石頭不拾掇,機子容易崩壞,玉米也不好長。”遇到雨后天晴,她都得趕緊上山,先用釘耙把石塊歸到一起,再戴著手套,把小石頭扔進籠筐里,一籠籠倒進三蹦子中。一車滿了,丈夫就騎車送到山下,就這樣一車又一車地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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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的石塊被紅霞裝在了筐子里。
玉米從種植到徹底收獲至少需要過4次手,播種(種植)、薅苗、施化肥、掰玉米、脫皮、脫粒、砍桿,“每一個環節都要人上。”
紅霞家種的地多,加上坡地上沒法用機械,所以只能純人工掰玉米。每到玉米成熟的時候,光靠兩口子根本忙不過來。收玉米前前后后最多半個月,最怕趕上下雨,搶收就勢必要雇人幫忙。人力開銷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等到玉米收獲,雇人干活,每天100元/人,一次雇約4個人,需要半個多月。這也意味著,即便擴大規模,也難以顯著降低一些無法被量化的人工單位成本。
而這幾年,紅霞明顯發現,村里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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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霞和丈夫正在收拾被機器簡單打碎的玉米桿。
4
當進城不再是活路
“好多人都回來了。”
說起村里人變多,紅霞最早是從“掰玉米”師傅的工價上察覺到的,“往年一個人一天至少要130塊,去年就降到100了。”
紅霞覺得,這種變化是從疫情之后開始的。不管是進城打工還是下礦找活路,機會都比從前少了。
早些年,銅川也“富”過,“一五”時期,國家在銅川重點布局過王石凹煤礦和耀縣水泥廠兩個項目,從而奠定了銅川的工業基礎。那時候,陜西的工業建設也主要靠銅川。而鑒于銅川的重要性,1958年,銅川成為繼省會西安之后,陜西第二個成立的地級市。
彼時,銅川工業迅猛發展,煤炭產量一度占據全省的70%,是全國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和西北最大的水泥生產基地。這也給附近的人帶來了很多機會。即便村里要外出打工,也不需要去到太遠的地方,因著銅川一帶多有礦區,“種不了地,不少人就去煤礦挖煤了。”
對更多人來說,下礦仍是現實的選擇。“能下苦的話,一個月收入七八千也有可能。”
除了進煤礦,當農民工、餐飲后廚、保安保姆,這些活計多成了村里人離村進城務工的主要崗位。“在土里刨食,到底不確定,遇到個大旱大雨,一年的收成就遭殃了,打工雖然也辛苦,但是到底一個月有一個月的收入,千把塊的人心里也踏實。”
長期無節制的開采,讓這個城市“千瘡百孔”。不僅造成了大量的采空區、沉陷區,更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銅川因此也被稱作“一個衛星上看不見的城市”。
隨著時間的推移,單一的工業體系也讓銅川經濟排在了陜西倒數。而重工業的逐漸退場,也讓很多人失去了進城打工的機會。據紅霞說,煤礦要求變高,只收年輕人,一旦超過40幾乎就不招了,再加上礦區年限時間長了,很多礦都關了,機會也就少了。
城里的活難找,生存壓力又大,一些人尋不下活,只能回家。在城里,眼睛一睜開就要花錢,租房、買菜,樣樣都是開銷。但回到村里,房子是自己的,不用付房租,門口再有塊地,種點菜也夠撐一個夏天。“我們都是農村人,掙不下錢就得想辦法節流。”
還有另一種變化更為隱蔽。過去,是農村人口進城。但現在,甚至有部分城市人口開始回流到農村尋找零工。紅霞提到,一些曾在礦區工作的城里人,土地被征走,如今還沒有穩定收入,“住在城里花銷大,就到農村來干活”。他們在農忙時幫忙疏花、掰玉米、摘蘋果。
這種反向務工,壓低了勞動力價格。但這卻并不意味著農村勞動力充裕。恰恰相反,本地勞動力仍然不足,年輕一代,又不愿意干地里的活,留下中老年人,“還要操心剛剛出生孫子輩,所以干活都沒有長性”,而年齡太大的,地里的活已經干不動。而且當地的勞動力來源也更加復雜,既有本村老人,也有城鎮失業者,還有搬遷進城的“無地農民”。他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松散又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
5
回來的人要收回土地
順著有點盤旋的山路往山上走,滿眼都是當地常見的黃褐相間的土和灰褐得像霧霾的天。紅霞無心去看周邊,她的眼里只有還待收拾的,已經枯黃了的玉米桿子。
冬去春來,農民們即將開始新的播種,紅霞也只能抓住眼前的確定,“不管能種不能種,先把石頭拾完,地不能荒,地不荒就成。”
村里的人回來了,自然也要把地要回去。村里人租地,不像外來標準公司或單位承包,有合同或制式的約定。鄉村社會是人情社會,多是口頭約定,去家里一頓飯的功夫就能談好租地事宜,就算鄰里不熟,找個中間人遞話也能攀上關系。但這就留下了隱患。
對曾經擴大經營包地種植的農戶來說,一旦土地被收回,風險迅速顯現,前期的機械投入反而變成了一種沉沒成本。他們又無法止損,“機器賣不了,地少了還離不了它。”紅霞說。
紅霞兩口子早先用于農機購置,大大小小的車加起來總投入約15萬元。其實,他們遇到最好的年景不算上農機投入一年凈賺也不過千元。遇上2025年的連陰雨,玉米全被水泡了,收回來的也晾不干,全霉了,一畝地只能賣個300元,勉強算是保住了種子、化肥成本。
不只是紅霞,同村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還是個大學生。”提到他時,紅霞語氣里帶著惋惜。疫情前,他專門回村想把土地規模化、機械化,覺得一個人加上機器,種植百余畝地,一年收入個十來萬元沒問題。于是年輕人準備轟轟烈烈大干了一場,甚至花了高于當地市場價200元,以每畝400元-500元的價格承包了村里約80畝地。但沒成想,還沒到3年,他就只剩下不到50畝地可以種植了,“別人都把地要走了”。
此外,不光是地,為了種植,大學生前前后后還投了不少錢買農機,“如今沒那么多地種,全閑置在院子里落灰。”他本想著秋收時幫別人干干活,掙個油錢,可又不能天天在家守著等。算來算去,這些零散的收入根本不夠養家。
最終他的“宏大”愿望還是被土地辜負了,“今年他也下煤礦去了”。在這片土地上,讀過書和沒讀過書的人,走向了同一個結局。
6
不確定的未來
對于分散的小農戶來說,種地就更賺不到錢了。當土地重新回到他們手中,也沒有帶來穩定的生活。相反,更像一種“無奈的退路”。
紅霞提到,自己所屬村莊,還屬于地多的,每個人頭上能分個兩畝多,快三畝地,一戶人家所有加起來也不過十來畝地。一年下來,一畝地大約收1200斤左右的玉米,近些年玉米收購價多在1.1元/斤-1.4元/斤左右波動。也就是說,一年收入也就一萬多元。而一畝地一年下來種子、旋耕、播種,肥料,加起來約300元,扣掉成本,再均攤在一家4-5口人身上,簡直是所剩無幾。“本想著能打零工補貼,結果現在也無工可打。”
而這些也真實反映了當下鄉村的狀態,大部分人,沒有一條穩定的生存上升通道,只有不斷來回跟著情況調整的生計組合。鄉村里的人口雖然來來往往,一直流動,但卻始終沒有明確方向。
就像這里的土地,前些年村里沒人種,地慢慢集中到了像紅霞這樣愿意種的人手上。在如今不確定的生活里,人回來了,地又一塊塊重新回歸了分散。
紅霞也是如此。如今,她和丈夫二人還是所謂的百畝種地大戶。他們的未來也是不確定的。“要是地再少,就搞養殖,或者擺個小吃攤。”當被問及未來時,紅霞的回答帶著典型的務實,但她的語氣里,又充滿了不確定和迷茫。
盡管看似有很多選擇,但事實是,這些都只是一個沒有明確路徑的設想,半輩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的人,還沒有想好要怎樣釋懷逐漸失去土地的事實。
-這是食通社第802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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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通社
作者
米小麥
一個“農二代”,小時候種地,長大了碼字,對土地“又愛又恨”,但希望記錄更多農村,農人和農事。
文中大明為化名,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編輯:小丹
版式: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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