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 | 街角的悖論

呂德文觀察到，在“中間力量”退出以后，街頭并沒有自動變成一個純凈、透明、徹底正規的空間，而是重新長出更零散、更靈活、也更難被一次性納入的新形態。按他的話來說，“正規化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方，它就會在那個邊界上重新制造一個灰色地帶。”

欄目：觀察家

封圖：圖蟲創意

文/李佩珊

如果哪天晚飯后沒有去廣八路走一圈，呂德文會覺得，這一天像是還是“懸”著的，沒有真正落下來。

他說不太清那究竟是一種什么感覺。不是因為那里一定有非買不可的水果或是小吃，也不是因為那里每天都會發生什么值得特意去看的新鮮事。更多時候，他只是吃完晚飯起身出門，沿著廣八路漫無目的地閑逛。

呂德文經過那些熟悉的“風景”。固定賣燒烤、鹵味的攤子，各自堅守著自己陣地。路過老大爺們不分四季聚在一起廝殺的象棋攤，呂德文也要擠進去站一會兒“觀戰”。那些開車小貨車，用小喇叭吆喝著賣時令水果的中年人，曾是近幾年的新風景，也逐漸納入熟悉之中。

他一路遇到無數張面孔，一起擠在象棋攤前圍的面孔不太變，那些匆匆忙忙拎著一杯杯奶茶、穿著外賣服從夜色里穿過去的年輕面孔，則總是常變常新。

大多數面孔，呂德文都不認識，真正說得上熟的也沒有幾個，可偏偏是這些只到“臉熟”為止的人和攤子，讓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外鄉人，和這座城市之間，建立起了實實在在的關系。

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當然可以用一整套更精確的語言來描述它。他試著給我一個記者通常需要的那種更深入的解釋，比如，小區是半封閉的空間，家庭是私密空間，單位也是封閉空間，只有街角這種地方，既向人敞開，又不至于像大街那樣完全匿名（威廉·富特·懷特所說的“街角社會”）；又比如，現代都市生活常常被概括成“陌生人社會”，充滿異質性和孤獨感，但具體到每一個人身上，誰都不可能僅僅活在這種抽象定義里，人總要給自己建立一個“附近”（項飆所言），建立某種可以落腳的日常秩序。

可這些更像是一種被迫的分析總結，這么多年來他延續的不過是近似肌肉記憶的一套習慣，那就是吃完飯，起身，去附近的街角逛一逛。

再往前推，這個“附近”還不是廣八路，而是魯磨路。

那時呂德文還在華中科技大學工作。華科周邊的魯磨路，比今天的廣八路更早進入他的日常，也更早進入他的觀察。

魯磨路一頭連接光谷步行街，一頭通往東湖風景區，沿線既有大學、工廠、企業，也有社區和城中村，人口與功能高度混雜。

呂德文研究基層治理，也做田野調查。他師從賀雪峰，出版過《基層中國》《邊緣地帶的治理》等著作。比起那些已經被正式命名和管理的空間，他更在意的，是魯磨路這樣的地方，處在正式秩序的邊緣，混雜、不穩定，卻真實承載著人的生計與斗爭。

2015年至2016年間，呂德文先后以協管員和攤販的身份進入魯磨路做“田野調查”，從執法者與被執法者兩端去理解同一套秩序。他把積累下來的所見所聞寫進了2025年出版的《魯磨路：城管、小販與街頭秩序》一書里。書里的魯磨路，不只是武漢的一條街，也不只是一個夜市樣本，更像一個入口，幫助讀者進入了城市里那些最日常、最雜亂、最貼近地面的關系之中。

在呂德文筆下，在真實而復雜的城市街角，城管與小販的關系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簡單對立，上演著的是一套由城管、協管員、第三方經營者、攤販、社區居民共同維系的灰色秩序。它如何運轉，如何拉扯，又如何在正式制度的邊緣生長出自己的規則，才是這本書真正關心的事。

一、“煙火氣”和“灰色秩序”

東湖是武漢人遛彎最常去的地方。綠道綿延，風景怡人，本也是住在武大或華科最方便可達的去處。

但呂德文寧可去魯磨路、廣八路，也不去東湖散步。“我喜歡逛有煙火氣的地方，”他說，“所以散步都沿著這些街道，而不是去旁邊東湖那邊。”

“煙火氣”在過去幾年成為了被頻繁調用的公共詞匯。它出現在城市宣傳片、商業街改造方案和紅頭文件中，被治理邏輯和商業邏輯同時征用，幾乎成了評價一座城市是否有“生活”的標準術語，因而開始變得“抽象”了。

但對呂德文來說，“煙火氣”是很具體的。或者說，承接它的街角，就是生活本身。他認為，我們通常是通過攤販、通過購買、通過消費，來建立跟“接地氣”的生活的聯系。“一個普通城市居民怎樣讓自己覺得這個生活是踏實的、有實感的？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在街頭買點水果、買杯奶茶，來和這個城市建立連接。”

所以，“煙火氣”真正傳達到個人身上，街角的小販經濟其實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中介點”。

但承接這種“煙火氣”想象的街角本身，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幾年重回魯磨路的時候，呂德文最先注意到的，是它變得更干凈，也更整齊了。

過去那種由第三方經營、長期以灰色方式占有街頭空間的夜市，比如以曹家灣菜場為依托的那一批攤販，如今已經“引攤入市”，被納入固定市場，有牌照，有管理標準，也有更明確的經營邊界。攤位不再雜亂地占據路邊，過去那種最粗糲、最直接、最容易和正式制度發生碰撞的街頭經營方式，確實在減少。

街頭沖突也變少了。過去，小販和城管之間的拉扯、驅趕、圍觀、錄像，乃至突然爆發的爭執和肢體沖撞，構成了很多人理解街頭秩序的最初印象。可在呂德文看來，今天無論是小販還是管理者，都不像過去那樣有動力把對抗推向極端了。

原因并不玄妙。一方面，小販的處境變了。過去很多攤販把一個點位視為唯一的謀生依靠，近乎搏命地喊出“我死也死在這里”。而今天，尤其是新進入街頭的年輕群體和中年車載攤販，更傾向于把擺攤視為一種類似副業的賺錢方式。

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資源配置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呂德文調研魯磨路時遇到的帶隊城管于忠，手下只有八九個協管員，要盯住整條兩公里的街。每個小組分下去不過一兩個人，巡邏、勸離、折返、再勸，時間和人手都被拉得很緊張。碰到攤販說了兩三次還不走的，執法者就很容易情緒失控。

2017至2018年前后，魯磨路的管理力量通過增加協管員和“外包”，擴充到四、五十人。“過去是城管沒辦法跟小攤小販耗，現在是反過來。”他們可以一對一陪著攤販耗，等攤子收了再走，將“精細化管理”真正落地。

但我們或許不能簡單地將其概括為，今天的街角經濟的秩序已經從“灰色”走向“正規”。

過去，正如呂德文在書中記述的，第三方經營作為魯磨路存在過的一種很重要的“中間力量”，并不完全合法，卻事實上占有一塊地盤、管理一批攤販，維系著一套介于制度和生計之間的地方性秩序。很多人討厭它，認為它混亂、含混、沒有規矩。但也正是它，讓街頭在正式制度尚未完全進入之前，形成了一種可以運轉的日常平衡。如今，這種“中間力量”正在加速退出。

但呂德文觀察到，在“中間力量”退出以后，街頭并沒有自動變成一個純凈、透明、徹底正規的空間，而是重新長出更零散、更靈活、也更難被一次性納入的新形態。按他的話來說，“正規化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方，它就會在那個邊界上重新制造一個灰色地帶。”

最典型的，是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小貨車攤販”。一輛車停在路邊，賣點應季的商品，就成了新的攤位。

這類經營者多是三四十歲、有一定商業頭腦的中年人，花幾萬塊錢買一輛改裝小貨車，按季節靈活切換商品。

呂德文告訴我，去年冬天，他所在的小區門口，一輛車天天在賣從河南拉過來的鐵棍山藥；到了夏天西瓜上市的時候，這輛車又改賣西瓜。在他寫《魯磨路》時，這類攤販還不算多見，出現的位置也往往更偏，但今天在武漢的大街小巷，幾乎隨處可見。

“所以在街頭經濟里，看得比較清楚的是，現在的武漢，包括魯磨路在內，灰色空間其實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

這也是為什么，在呂德文眼里，今天的魯磨路比過去更整潔了，卻也更“復雜”了。原來街角經濟中那些最顯眼、最容易被批評和整治的灰色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變得正規了，但新的灰色經濟又在別處長出來，以更分散、更機動的方式重新占據了街角。

這種變化背后，連著過去十來年中國城市治理邏輯的整體變化。尤其在武漢這樣的城市，2018年前后，隨著城市擴張階段逐漸結束，治理重點開始轉向提質增效。街頭空間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較大的彈性所容納，而是越來越被納入規則、程序和精細管理之中。

街角的悖論，不在于治理進入了街角，而在于街角并沒有因此變成一個純粹透明的空間；它只是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容納非正式關系。

二、“攤販”和“網紅”

這種復雜，不只體現在治理上。它同樣體現在進入街頭的人身上。

呂德文注意到，管理力量擴充、第三方經營者退出，和攤販群體開始換代，大致發生在同一個時間段——2018年前后。那幾年，武漢的城市擴張接近尾聲，街頭也不再像過去那樣，首先承接的是討生活的人。

過去夜市的主體是進城農民工和城市里討生活的中老年人，他們依靠的是面對面的交易、穩定的人流和熟客口碑，街頭對他們來說更接近一種生計底盤。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擺攤，賣手工飾品、文創、小吃，支起手機直播，發小紅書，把擺攤做成一種兼具收入、表達和自我實現意味的生活方式。

“他們不是純粹為了多掙錢，”呂德文說，“帶有自我價值實現的色彩。”這些年輕攤主大多把擺攤視為副業或試探，而不是唯一出路。

呂德文告訴我，現在各地不斷冒出讓人眼花繚亂的各類文創集市，由物業方或街道隔段時間組織一次，一個攤位一天兩三百到五百元租金，年輕手藝人帶著自己積累的作品過來，賣完幾天，再去下一個集市。

這種流動的、項目制的經營方式，與過去夜市攤販那種守著一個固定點位討生活的形態相比，幾乎已經屬于兩種不同的街角經濟。

與街角經營者的換代同步發生的，是消費邏輯的更新。

呂德文注意到，以他的學生們為例，如今很多的年輕人不會在商場和夜市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商場地下一層也在做“地攤風”，不少小店位置狹小、出貨很快，價格甚至和街邊攤已經差不多；而街頭的小攤小販則越來越講究布景、燈光和食物的拍照效果，來方便食客“出片”。

在呂德文看來，這恰恰說明，今天的街頭不只是提供廉價商品的地方，它越來越成為一種“情緒消費”的載體。

“攤販和顧客是面對面交流的。你去攤位消費，不只是買一個東西，你還會看到這個人、這個手藝、這個制作過程本身。很多時候，這個過程也成了被消費的一部分。”呂德文說。

這幾年冒出了不少“網紅攤販”，從“雞排哥”、“煎餅姐”到“團結湖炒飯”。呂德文自己在抖音上最愛看的是各地街頭攤販炒飯、炒菜的視頻，“不斷炒，做各種吃的，很治愈。”

“擺攤賣東西，天然就帶著某種適合互聯網傳播的特征。一方面契合大眾對美好或獵奇的想象，另一方面又非常接地氣，能喚起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和價值認同。”他認為，這是攤販成為“網紅圣體”的原因。

攤販身上有一些算法天然偏愛的東西。呂德文稱之為“活人感”——“小攤小販背后代表的，是一種生活里比較真實、有質感的東西。這個人長什么樣、幽不幽默、怎么做東西、東西有什么特點，都是可感的。這些因素加起來，剛好契合了今天很多人真正想要的東西。”

但呂德文并不認為流量已經“重構”了街頭。“它當然帶來變化，但小攤小販的經營，核心還是保留了它比較傳統的東西。引流也好、拍視頻也好，本質上還是靈活性的一種體現，是經營策略的一部分。說到底，小攤小販首先還是實體經濟，不是虛擬經濟。”

小商小販從來都是在變化的，它唯一不變的就是它的靈活、它在變化。

呂德文并不懷舊。他很坦率地說，懷念過去那種“墮落街”粗陋、嘈雜，“煙火繚繞”的街角生活的，多半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中登”或者“老登”，“懷念的未必是當年的東西真的更好吃，而是懷念當年的回憶”。

對今天的年輕消費者來說，更明亮、更整潔、更適合拍照的夜市，本來就是他們熟悉的日常。再過十年，他們懷念的也許就是眼前這樣的街角。

采訪快結束時，我跟呂德文提起《愛情神話》這部電影。

其實幾年過去，電影劇情已經在我的記憶里變得模糊不清，我突然想起的是一個戲份少得可憐的小配角，那個在弄堂口修鞋的皮匠。他認得出主角拎的是一雙壞了跟的JimmyChoo，修好鞋，拍拍手，說，不和你說了，我的咖啡時間到了。

廣八路對呂德文，大概也是這樣一種地方。象棋攤在那里，賣水果的小車在那里，那些總會碰見的面孔也在那里。很多事情不用說成“歸屬感”或者“認同”，不過是一次次照面，待久了，一條街也就進了日常。

語音結束時，已經快到晚飯時間。我沒有再問他那天會不會去廣八路。大概也不必問。對呂德文來說，那不是一個需要專門說明的安排，更像一天里最普通的一部分：吃完飯，出門，沿著那條街走一圈，站著看一會兒棋，再慢慢走回來。

以下為《經濟觀察報》與呂德文的對話摘編。

經濟觀察報：您在《魯磨路》里寫到的那種灰色秩序，現在是不是正在經歷一種合規化轉型？

呂德文：應該可以這么說。過去我在書里寫的那些灰色、已經影響正常秩序的部分，比如暴力執法、強占、搶占，這一部分確實在正規化。像我寫的那種有第三方經營的夜市，到今天很多都已經“引攤入市”了，有牌照，也有管理標準。

但街角社會有一個悖論：你正規化的界限到了什么地方，它就會在那個邊界上重新制造一個灰色地帶。把原來街面上的攤販引入合規夜市以后，原來空出來的空間，可能又會新產出那些沒有手續的小販。現在武漢街頭的灰色空間其實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最典型的就是賣水果、蔬菜的小車。我寫書的時候，一條路上有幾輛都點得出來，現在大街小巷都挺多的。

過去有第三方經營的時候，那些小攤小販好歹是有人管的。雖然這個第三方也不是合法主體，但這個地方事實上是它的地盤。現在這種占有地盤的人已經沒有了，大部分都分散了，這種中間力量也沒有了。

經濟觀察報：這幾年的夜市經濟，和您調研時候、十年前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呂德文：差別還是非常大的。十年前那個夜市，服務對象就是面對面的，靠人與人之間口口相傳的口碑，或者靠大的人流量來維持營收。那個時候大部分主體還是進城農民工，中年人比較多，是一種討生活的形態。

但是這幾年，小攤小販本身某種意義上帶有一定符號意味。它背后代表的是一種自由創業，還有販賣自己的手工制品，帶有一定自我價值實現的意味，不是純粹為了多掙錢。所以它跟我在《魯磨路》里寫的那種大多數底層討生活的小攤，已經很不一樣了。

現在各個街道、各個城市隔段時間都會組織集市。很多年輕人帶著自己的作品過去賣，賣幾天，再去下一個地方。現在這種自己創作、自己制作商品，然后自己來賣的方式，其實很多，在一部分年輕人里面還是挺流行的。

現在年輕消費者也很不一樣。對他們來說，不是二選一，他們是都選。商場里面也在搞網紅風，旁邊的夜市他們也會去。其實現在商場里面那些正規經濟，本身也在模仿這種靈活的、非正規經濟的經營方式，也在模仿小攤小販的經營方式。過去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消費形態。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攤販反而容易成為“網紅體質”？

呂德文：這個問題我之前還真沒有專門想過，但你一問，確實啟發了我。攤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業態特征，就是它跟顧客是面對面交流的。商場里面做飯的廚師跟顧客是不接觸的，它不可能產生這種非常具象化的消費。但是我們到攤販那里去消費，你消費的不單單是他做出來的東西，你還要跟他交流，你是見得到他這個人和這個手藝的。甚至制作過程本身，也成了我們消費的一種對象。

所以這種非常個性化、個體化的攤販經濟，確實和互聯網制造網紅的過程是相匹配的。最后真正有流量、產生網紅的，往往都是因為這個小攤販一方面符合大眾對美好或者獵奇的想象，另一方面又比較回歸普通人的一些基本情感和價值訴求。你像“雞排哥”也好，還是別的什么也好，這些網紅都可以在我們的生活里找到影子，但它又特別有個性，有鮮明特點。

我覺得小攤小販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種生活里面比較真實的、或者用一個詞來說有“質感”的東西。換另外一個詞，就是“活人感”。它天生的體質里面有這個活人感。小攤小販本身很具體，這個人長得怎么樣，幽不幽默，都很清楚；制作過程也很清楚；它的東西也講究特點。所以這些加起來，其實都契合了今天這個時代里大家想要的東西，就是那種活人感。

至于很多人懷念過去那種“墮落街”式街角，我覺得更多還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的心態。我們懷念的，不是懷念原來那個好吃不好吃，而是懷念以前的青春和那種回憶。但是對于現在年輕消費者來講，現在就挺好。可能再過十年，等他們長大以后、年紀大了以后，他們懷念的就是現在這個東西。

經濟觀察報：街頭沖突明顯減少了，這是因為管理理念升級了嗎？

呂德文：不完全是。過去小攤小販為了在一個地方賣東西，跟城管起沖突，他可以經常說“我死也死在這里”。今天基本上不會有這種看法了。他擺攤就是為了賺錢，不擺其實也有別的出路。

從城管角度來講也變了。我調研的時候，魯磨路只有一個帶隊城管于忠，帶著八九個協管員。整條路兩公里，分散到每個點位也就一兩個人。比如這個地方有一個擺攤的，他跟他說一下，第二次巡邏過來又說一下，第三次繼續說。人家連說三次你還不走，他就很容易出現情緒上、執法力量上的失控。因為你不把這個處理掉，他沒辦法移到下一個點位去。

但是到了2017年、2018年，力量已經增加到四五十個人，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可以一個對一個，我就等著你走了以后才到下一個點位。過去是城管沒辦法跟小攤小販耗，現在是反過來，你小攤小販不可能跟他耗。

說白了，人的投入就是財政投入。很多宏大的詞，文明也好、秩序也好、活力也好，放到微觀場景里面其實也沒那么復雜。都是資源投入，以及每個人做這個行為的動機在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