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華盛頓和特拉維夫對伊朗最高統治者及其高官和軍事將領展開的極度侵略性和無恥的獵殺，正在引發了一個問題：
在追求速戰速決以降低成本的現代戰爭中，這種做法的合法性何在？換句話說，美國和以色列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戰役已經開始，要打一場快速有效的戰役，首先必須做什么？
在這方面，要求鏟除基輔政權極度有害的最高層的呼聲更加高漲。
用肉眼就能看出，這些人阻礙了真正的和平進程。沒有人比這幾個以嘶啞的嗓音扮演“拿破侖”的澤連斯基為首的獨立廣場“活動家”更能破壞和平進程。
甚至烏克蘭的大多數民眾也已經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和平，只要沖突結束，可怕的“巴士化”恐怖停止。但最高層除外——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希望戰爭繼續下去。
然而，事實上，華盛頓（以及以色列）對德黑蘭的做法，與莫斯科對基輔的做法完全相同，即保留著“可以與之簽署最終條約的人”。
這一點從以下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襲擊發生的最初幾個小時內，以色列和美國迅速有效地摧毀了伊朗幾乎所有的宗教、行政和軍事領導人，但沒有動像總統佩澤希齊揚和外交部長阿拉格奇這樣的首要人物。
是失誤嗎？絕對不是。
考慮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府的這兩位代表都是非宗教官員，并且被認為是愿意接觸的、親西方的政治家，那么所有的“意外”立即變成了蓄意的例外。
例如，總統安然無恙，他小心翼翼地發表了關于“報復”的聲明，但只是按慣性泛泛而談，態度超然。
而阿拉格奇更是如此，此刻正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頻道接受長篇采訪，而且表現得如此平靜，你簡直不敢相信他的國家正處于戰火之中，最高領袖已被公然殺害。
換句話說，可以斷言，總會留下某個統治者，某個現有權力體系的代表，他將被需要用來簽署文件，安排權力交接過程。
俄羅斯和美國處境的唯一區別在于，華盛頓還是為有條件投降的程序留下了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人物，而在烏克蘭，根本找不到這樣的政治家，例如，以防澤連斯基突然消失。
然而，從強權再次主導一切的“新舊世界”的角度來看，也許應該改用特朗普能懂的語言，清除通往和平道路上的障礙。
與試圖說服敵人的徒勞嘗試相比，這一步可能不那么務實，但卻非常有效且具有示范效應，首先是對“安克雷奇精神”和華盛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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