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李約瑟之問”從何而來？

文 | 陳杰

魯桂珍，這位“東方魔都”上海人眼中“嫵媚、瀟灑，綽約風姿頗像當年阮玲玉”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學高材生，1937年冒著全面抗戰爆發的戰火奔向英國劍橋大學，結識了“聞名的劍橋科學家”約瑟夫·尼達姆（Joseph Needham），后取名“李約瑟”。

尼達姆時年37歲，魯桂珍33歲。如英國作家文思淼所說，在這一生中，由于他對一位中國女子的愛戀，單槍匹馬地努力改變西方人對東方這個古老民族的看法。

赴英一路艱險途中，魯桂珍憑著知道的尼達姆的一些著作，心里在想將遇到一位白胡須老先生，然而站在她面前的卻是一位頭發烏黑的年輕生物化學家，氣吁吁地東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實驗的酸液爛穿了好多孔的白色工作服。“他已是一位因研究生物化學、胚胎學和實驗形態學之間的邊緣科學而聞名的劍橋科學家。他早已得有博士學位，既是哲學博士，又是科學博士，而且已經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后來，他又得到英國學術院院士的頭銜，標志著他在人文科學方面的成就。在英國身兼這兩個最高學術機構的院士，是絕無僅有的。”這是魯桂珍見到尼達姆強烈的印象。

“我們和李約瑟之間漸漸產生一種奇異的磁力。隨著他同我們的交往越多，就越覺得我們在科學的理解力和理智的洞察力方面，都完全同他一樣；這就使他慣于探究的頭腦感到詫異：為什么現代科學只起源于西方世界呢？再過了許久，他和我一起開始研究中國歷史之后，第二個問題又發生了：為什么在早先的十四個世紀里，中國對于自然現象的知識和用以造福人類方面又遠勝過歐洲呢？”魯桂珍后來說。

這是“李約瑟之問”最初的“胚胎”，“李約瑟之問”的完整表達見于李約瑟獻給魯桂珍的著作《文明的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為什么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為什么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

回答“李約瑟之問”是李約瑟制定后半生傾注全部心血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直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宏大計劃的主要動機。“李約瑟之問”是他深研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核心問題。

李約瑟1943年6月在四川李莊。李約瑟 攝

（一）往日“尼達姆”出自英國劍橋有史最左傾、最激進的一代

1937年，從蒙難的祖國來到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是3位中國留學生，也是劍橋史上首批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這一年，李約瑟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及信仰上的“皈依”，“他們（三人）給我的影響遠比劍橋大學給我的為大。”（李約瑟：《李約瑟與中國·序》，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2，第3頁）。畢業于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隨高級講師尼達姆一起工作，研究胚胎生物化學；魯桂珍受李約瑟的妻子，也是生物胚胎學家多蘿西·尼達姆（Dorothy Needham）指導，繼續研究有關腳氣病和維生素缺乏癥之間關系課題。畢業于金陵大學的王應睞跟隨細胞色素發現者、生化學家戴維·凱林（David Keilin）教授從學。

魯桂珍認識尼達姆之前，他已經是個有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者，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科學與社會”運動中活躍的“青年科學家”之一，一名年輕的左翼科學家。“實驗室里占優勢的左翼思想情緒完全適合我們。”“實驗室的好多工作人員思想都很進步。”（魯桂珍著：《李約瑟的前半生》，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8頁，第24頁）。

尼達姆夫婦是劍橋城內毫無疑問的社會主義者伉儷。1924年9月二人婚后一年在法國認識了生物學家、社會主義者路易斯·拉普金（Louis Rapkine）。拉普金生于立陶宛，在加拿大成長，父親是個窮苦的皮匠，因逃避猶太人而流亡出來。尼達姆說，“拉普金使我們懂得怎樣從底層來看生活，真正引導我們去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他在巴黎過他的研究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色地安排許多法國科學家逃避納粹占領軍的統治。”（同上，第26頁）

1944年8月，李約瑟夫人、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李大斐在昆明西山采花。李約瑟 攝

作為比李約瑟早一屆畢業、大4歲的多蘿西，在學生時代是一個積極的左翼社會活動家。有人說，在20世紀30年代劍橋大學年輕的科學工作者團體的記錄中，如果埋沒了約瑟夫·尼達姆的名字，但卻一定會有多蘿西·尼達姆的名字。在社會活動中，多蘿西總是領先一兩步，當尼達姆剛剛跨入某一領域時，多蘿西在那方面已經達到高潮了。（王錢國忠著：《魯桂珍與李約瑟》，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206頁）

作為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劍橋大學部的共產黨學生主角之一，劍橋共產黨學生支部的書記，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在其自傳《趣味橫生的20世紀》中寫道，“我所屬的時代，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左傾也最激進的一代。”正值劍橋歷史上的鼎盛期，劍橋幾乎與英國的科學成就畫上等號。在“最左傾、最激進”以及科學成就“鼎盛期”兩種現象無法分割開來：難得有任何時期像20世紀30年代那般，出現了許多保持偏激政治立場的著名自然科學家，而且人數多得不成比例。（周全譯，中信出版社，2016，第132頁）

霍布斯鮑姆又說，“20世紀30年代的牛津和劍橋竟然都受到左派主導，這是相當令人驚訝的現象。”“讓劍橋走紅的人物來自兩大學術重鎮——卡文迪什實驗室與生物化學實驗室的資淺物理學家和生化學家。”（同上，第151-152頁）

尼達姆夫婦同屬霍布金斯生物化學實驗室。“從1920年到1942年，劍橋生化實驗室是李約瑟的真正的家。”尼達姆的導師霍普金斯是“英國現代生物化學的真正創始人。”（《李約瑟的前半生》，《中國科技史探索》，第23頁）

1929年世界爆發經濟危機，使國際性左派迎來紅色的1930年代，又稱為“馬克思主義化的10年。”知識界是左翼的天下。1931年，英國大選，李約瑟作為年輕的工黨黨員開始在劍橋大學支部和劍橋地方支部積極活動，同時又在本地和全國范圍內致力于恢復“科學工作者協會”的組織。“科學工作者協會成立起一直到后來合并為規模更大的科學、技術與管理人員協會，李約瑟都是會員。多少年來——實際上在整個西班牙內戰時期，他一直在劍橋工會聯合會中作為科學工作者學會的代表。”魯桂珍記到。（同上，第24-25頁）

1946年2月-3月，魯桂珍在重慶。李約瑟 攝

（二）“尼達姆”第一次意外遇到布哈林、赫森產生科學史觀“滴定”

1931年6月29日至7月4日，尼達姆作為理事會成員，出席了在倫敦科學博物館講堂舉行的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會議引起極大轟動的是，時任蘇維埃最高經濟委員會工業研究部主任、科學院知識史委員會主席布哈林帶領蘇聯最著名8名科學家組成代表團意外出席，成為國際科學史至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原蘇共“黨內頭號思想家”布哈林因與斯大林的政見分歧，1929年被解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真理報》總編輯之職。代表團成員、理論物理學家赫森向大會提交論文《牛頓 <原理> 的社會與經濟根源》，后被冠以“赫森論題”，與“默頓論題”“李約瑟論題” （“李約瑟之問”）“齊爾塞爾論題”，并列為國際科學史的四大論題，如今仍被廣泛引用，成為研究范式。

“赫森論題”包括兩項主要論點，一為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主題源于17世紀初新興資產階級的經濟需求而產生的突出技術問題；二為牛頓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物使得《原理》呈現出唯物主義的萌芽與神學信條相混雜的形態。這是世所公認的第一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科學史的系統探索之作。論文的最后一句言：“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科學才能真正地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嶄新的科學發展道路正展現在面前，在無限的空間里，或是在無限的時間里，沒有什么力量能阻擋科學勝利前進的步伐。”（趙紅洲、蔣國華：《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科學的沖擊——赫森事件與科學學的起源》，趙紅洲主編：《政治科學現象》，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79-80頁）

尼達姆認為，赫森的論文是引起最大反響的“一篇發言”，46年后，他作為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唯一健在的理事會成員，“毫不后悔地向赫森的幽靈焚香，相信不同社會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必須和他們之間的知識的各種因素一起來考慮。”（李約瑟：《近代科技史作者縱橫談——在第十五屆國際科學史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

社會主義者、劍橋大學晶體學家貝爾納（J.D.Bernal）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他描寫這次大會為“俄國革命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思想交流的會議”，大會最主要的成功就是“與激進的左翼人士取得了聯系”并引起了李約瑟等這些年輕科學家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注意。（安德魯·布朗著、潛偉、李欣欣等譯：《科學的圣徒：J.D.貝爾納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第128頁）貝爾納1939年出版科學社會學的開山之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中說，“在英國，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趣可以追溯到1931年舉行的世界科學史大會。當時俄羅斯派出了一個強大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他們在會上展示了大量的新思想和觀點。這些觀點表明，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于科學，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的歷史、科學的社會功能以及科學的作用機制。”其中赫森關于牛頓的文章，“對英國來說，是對科學史進行新評價的起點。”（王文浩譯，商務印書館，2023，第584、603頁）

尼達姆深受貝爾納的影響，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1939年贈給尼達姆夫婦，其中指出，“科學就是共產主義。因為在科學中，人們學會了如何自覺服從于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又不喪失他們的成就的個性。”“近幾年來，中國開始獨立自主地發展科學。縱觀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期，中國一直是三大或四大文明中心之一。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一直是政治和技術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有意思的是，現代科學的出現和隨之而來的技術革命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西方。”隨之，貝爾納分析了原因，“在整個19世紀，西方通過貿易戰爭、爭奪租界權的斗爭以及破壞有秩序的政府等方式來干涉中國，有效地阻止了中國科學的發展，正如它阻止了印度的發展一樣。”貝爾納認為，“中國傳統工藝的極高質量是其希望所在。……中國的文化傳統經過適當的改造后，能夠為科學工作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基礎。……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能夠對科學的發展做出即使不是比西方更大，至少也是一樣大的貢獻。”（第617、316-317頁）這本書深得李約瑟的好感。貝爾納之“有意思”的問題就是“李約瑟之問”的“胚胎”之一。

李約瑟后來追憶，“大約在1938年，我開始醞釀寫一部系統、客觀、權威的專著，討論中國文化區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的歷史。……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會、思想、經濟結構。”（《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李約瑟著、張卜天譯：《文明的滴定》，商務印書館，2016，第176頁）運用赫森、貝爾納闡述的社會主義科學史觀以及唯物辯證法是李約瑟主要思想資源的“滴定”。

荷蘭科學史家H.弗羅里斯·科恩稱，“由于受到赫森1931年演講的影響，李約瑟的社會主義信條得到了鞏固，自那以后他一直保持著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色彩。”（《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22，第720頁）

（令人痛惜的是，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赫森因被認定參與1934年謀殺蘇維埃領導人恐怖襲擊事件定罪為“人民的敵人”，1936年12月20日被槍決，1955年平反。布哈林以“叛國罪”于1938年3月14日被秘密處決，1988年恢復名譽。）

（三）“尼達姆”出征中國前不僅是外交官，也是一位具有社會主義信仰的科學家

1933年，李約瑟和貝爾納以及卡文迪什實驗室和霍普金斯生物化學實驗室的80位學者和研究生，建立了“劍橋科學家反戰小組”，積極參加反戰活動。（《李約瑟的前半生》，《中國科技史探索》，第25頁）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歐洲每一位左翼人士像磁石一樣被牢牢吸引，成了全世界知識分子左右翼大決戰的標志性事件。蘇聯大力支持由西班牙共和黨、社會黨、共產黨組成的人民陣線共和政府。德國、意大利法西斯派出軍隊支援佛朗哥叛軍。尼達姆毫不遲疑地選擇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在英國，他組織各種社會活動，發表演說，參加游行集會，堪稱一位社會主義斗士。

事實上，魯桂珍最早為尼達姆吸引也是因為他投身支持西班牙左翼的行動，在李約瑟為魯桂珍擬就的小傳中寫到：她在上海從報紙上讀到一條消息：劍橋的李約瑟（當時的姓名是約瑟夫·尼達姆）擔任著康福德——麥克洛林基金會的司庫，該會的宗旨是救助反抗西班牙佛朗哥政權而犧牲的國際縱隊成員的遺孀。她覺得，劍橋生物化學實驗室是個很好的工作場所，因而她當即決定安排到英國來留學。（李約瑟：《魯桂珍：支持橋梁的拱門》，轉自錢煥琦主編：《金女大校友口述史》，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第41頁。中央電視臺2021年專題片《李約瑟和中國古代科技（一）》稱魯桂珍受康福德——麥克洛林基金會資助赴英有誤）

霍布斯鮑姆在其自傳《趣味橫生的20世紀》說，20世紀30年代，左派的確在英國一些頂尖的大學里面，吸引了那個時代智力最發達的學生。魯桂珍曾對同事何炳郁說，她參加過中國五四運動的游行，手舉國旗，高呼口號，比20世紀60年代劍橋大學學生示威熱鬧多了。

1937年，當日本軍國主義挑起對華全面侵略戰爭，尼達姆第一時間加入聲援中國人民抗戰的社會活動，用劍橋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支持中國的文章，在英國社會主義者社團發表演說，反對他的國家對這場戰爭采取綏靖中立立場，撰寫關于中國抗戰局勢的小冊子，以便于英國的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了解在中國發生的反法西斯戰爭。他一有機會到倫敦，就去游行，散發配有紅藍翻領旗的徽章，旗幟上印有自己寫的最合時宜的口號：“援助中國！圣誕節不要買日本玩具！” 通過一連串活動，尼達姆作為中國的堅強衛士之一在英國名聲大噪。（文思淼著：《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姜誠、蔡慶慧等譯，劉鈍、王國忠審校，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第47頁）

1939年11月15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高級學者召開的會議，一致決定，說服英國政府出于道義作出干預，幫助中國知識界得以生存下來。一致同意，馬上派遣一支富有同情心的英國人組成隊伍到中國去，調查那里的局勢，找出中國大學最缺哪些援助，怎樣把英國政府提供的幫助加以實施。（同上，第48頁）

李約瑟訪問中國前，是英國援助中國運動委員會劍橋分會的支持者，在1941年3月22日給中方的一封信中寫道：世界上每個國家有著美好愿望的人都在等待目前這場戰爭將要不可避免地帶來的深遠社會變革。中國的重建應該提供一個新文明的機會，在這種文明里共產主義者的重要性將不可估量。他們也許能夠重新詮釋世界范圍內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勢。中國古老的儒家慈善理性主義是普世且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國人認為西方工業資本主義是經濟組織的最高階段那就大錯特錯了。共產主義的唯一答案是給人民提供比一般所給予的更多——如果這是可能的。（付邦紅：《李約瑟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情緣》，《科學文化評論》第13卷第3期，2016）

英國外交部下屬的英國文化委員會作出派遣李約瑟前往中國的決定。“由于科學的中立性以及在戰爭中的重要價值。李約瑟作為劍橋大學教授和皇家學會會員，正式獲得外交官身份，擔負起戰時外交工作。”（中新社北京2025年8月11日電李約瑟與中國抗戰有哪些少為人知的故事？——訪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訪問學者劉曉）此時李約瑟已是一位具有社會主義信仰的科學家，不必諱言。

李約瑟1943年5月在四川樂山木材實驗室。唐燿 攝

（四）“尼達姆”有新名“李約瑟”，她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荷爾蒙”和激勵者

1954年，當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出版，李約瑟在序言“志謝”寫道，“他們（三位中國留學生）在劍橋留下了一個寶貴的信念：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中國的全部科學技術史，應該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科學出版社，2018，第8頁）

魯桂珍后來說：

——李約瑟放棄了正常的科學生涯，而轉向（中國科技史）這方面來，一半是由于他內在的興趣，但是據她所知，一半也是由于他有意要扭轉一種長期以來存在的錯覺和誤會，要使全世界能對中國人民的成就予以應有的好評。

——三個中國留學生給李約瑟“帶來了（如他常對我說的）在有意無意中尋求已久的思想解放——從以為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價值是絕對的思想中解放出來，認識到世界上存在著其他同樣微妙復雜，同樣迷人，同樣值得探討研究的思想體系和社會生活。

尼達姆說，天下自有對本國文明之外別一種文明整個兒地“一見傾心”的事。

讓尼達姆對中國科學與文明“一見傾心”，以至改變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還因為——他又一次戀愛了，愛慕的就是魯桂珍。

在李約瑟為魯桂珍擬就的小傳中，他寫道：從此，我不再僅僅從事常規的科學研究，而轉向中國科學技術歷史的研究，這種轉變主要由于魯桂珍對我的影響。

魯桂珍教38歲的尼達姆學習漢字，建議尼達姆到中國旅行，魯桂珍自信曾養成一種信念，即認為古代和中世紀中國的實踐者、工匠和科學家，對他們自己所做工作的理解，要比大多數西方的漢學家們一般想象的深刻得多。李約瑟吸收了這種信念，開始逐漸認識到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總的態度是錯誤的。這些西方學者看來，中國一向就是一個有著數不清的農民、冠之以少數幾個士大夫和詩人的國家。即使劍橋的漢學家也認為李約瑟決不要相信在中國找到任何對于科學史有意義的東西，但那時他和魯桂珍已經知道能夠找到有意義的東西。

魯桂珍根據英文原名的中文發音與中國姓氏規則為尼達姆精心挑選了“李約瑟”這個名字。夫人多蘿西·尼達姆20世紀40年代來華，取漢名“李大斐”。

李約瑟稱道魯桂珍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巨作的“荷爾蒙”和激勵者。（《魯桂珍與李約瑟》，第121頁）

1939年李約瑟和魯桂珍合作完成中國科學史論文《中國人對食物療法的歷史貢獻》，把李約瑟引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可視為《中國科學技術史》最初“胚胎”之一，因戰亂丟失，這篇論文1942年、1948年兩次再寄，遲至1951年發表在美國科學史學會季刊《艾西斯》（ISIS）第42卷。

著名華裔學者、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所長何炳郁說，魯桂珍對中國科技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引出一個李約瑟。假如她沒有在1937年去英國，恐怕科學史上不會有一個李約瑟，而僅在生物化學界有一個Joseph Needham（約瑟夫·尼達姆）。（《魯桂珍博士簡介》，《中國科技史料》第11卷[1990]第4期）同理，如果魯桂珍沒有遇到李約瑟，可能是一位生物化學家，而不是一位科學史家。

魯桂珍曾說：李約瑟在兩個文明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我就是支撐這座橋的橋拱。（黃興宗：《藍碑·序》，錢雯著：《藍碑：她引出了李約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頁）

李約瑟來自科學革命的故鄉。在赴中國之前，李約瑟已經開始思考有關中西方科學思想比較的問題，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計劃“已經有了一個大體的輪廓”。（《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第9頁）

1942年夏李約瑟與多蘿西從蘇格蘭返回劍橋的火車上，把最初的構思寫在一張紙上，后整理成一個打印稿《一篇關于中國科學和科學思想史的論文》，發給部分學者，征求意見。李約瑟來華前，1942年9月23日《大公報》發表中央社駐倫敦記者對其的報道：“渠（即李約瑟）繼稱：迄今尚無一部科學史敘述中國古代哲學家科學思想之起源，致使西方完全不知中國之偉大貢獻。因西方人士對中國此種重要之發展與各時代之社會及經濟背景，估量過低。渠講此書理應問世，且將為中國科學家之手筆。”（《李約瑟與中國》，第64頁）。

1943年2月李約瑟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沿著“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脈，抵達中國昆明，由此開始長達3年多的援華科學行動，直到1946年4月，離開中國香港，返回倫敦繼赴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自然科學部主任。3年長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難，訪問了中國10個省份296個大學及科研機構，他常戲謔道：一路看到的中國毫無疑問比他的中國共產黨朋友在其著名的長征途中看到的還要多。他們僅僅走了8000英里，不過他也欣然承認基本上是乘坐汽車完成行程，而紅軍幾乎全靠兩條腿行走。（《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第89頁）

李約瑟抓住在中國實地考察的機會，與中國科技界學者廣泛討論交流問題和收集研究寫作所必需的文獻資料，追尋“李約瑟之問”。1943年4月27日到達成都，他已開講：“現代科學何以不在中國發展”。李約瑟稱，在中世紀，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比歐洲遠遠領先。他當時的秘書黃興宗記錄到：“我本人，如同許多其他聽眾一樣，都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都感到大吃一驚。他接著發問：那么，為什么現代科學在歐洲發展而不在中國發展呢？在此后的十多個月里，我多次聽到他重復這一問題。接下來經常會有熱烈的討論。有時，他也表露過，打算在戰爭結束以后花費一點時間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我相信，如果那時有人對他說，他以后在這方面將要承擔多么漫長、廣博、精深的鉆研任務，即使是他自己，聽了也會嚇壞的。”李約瑟在中國的經歷和見聞，展寬了他與中國人民的共鳴，加深了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從而更增強他對中國文化的愛慕。（《李約瑟博士1943-1944旅華隨行記》，《中國科技史探索》，第51-52頁、第82頁）

李約瑟1943年5月在成都演講。佚名 攝

1944年2月，李約瑟在重慶中國農學會作演講《中國與西方的科學和農業》提出，“作為一個整體的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它發生于西方——歐美，即歐洲文明的廣大范圍內。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為我們必須找出這個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不了解它，我們關于科學技術的觀點就要處于完全混亂之中。如果我們不能了解過去，我們也就沒有多少希望來掌握未來”。（李約瑟、李大斐編著，余廷明等譯：《李約瑟游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頁）

李約瑟1946年初在重慶。佚名 攝

魯桂珍稱：“李約瑟總是說，他在中國的這一段時期是了解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天賜良機。……他的身份是科學家，是中國科學家的朋友。……他認識到有許多關于中國文明的東西需要學習，所以他到那些地方去主要是作為學生，而不是以先生自居。”李約瑟在二戰末期寫給魯桂珍的信中說：“從我初到這里以來，你們國家和人民所給予我的感受是無與倫比的。……那完全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帶我領略了這一切。”（《李約瑟的前半生》，《中國科技史探索》，第36-38頁）

（五）終其一生“開放式”的婚姻關系

“獻給最親愛的桂珍，我半個世紀的支撐和后盾，來自約瑟，還有我所有的愛（all my love）。”這是1987年3月，李約瑟將他收到中國出版的《李約瑟文集》簽贈給魯桂珍的題簽。（梅建軍：《祝賀 <李約瑟文集> [修訂版]》出版》，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第3頁）

李約瑟與魯桂珍的情愫得到李約瑟的妻子多蘿西的支持與祝福，多蘿西 “以一種左翼人士時興的理智寬容態度默許了這份戀情。（《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第6頁）

1944年9月，李約瑟夫人、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李大斐在昆明。李約瑟 攝

作為英國社會主義者，“開放式”婚姻是尼達姆夫婦姻緣確立前共同的選擇，持續了60多年（同上，第24頁）。他們對婚姻的認識有別于主流婚姻觀，也就是夫妻雙方婚后都有與他人進行性與愛的權利。在20世紀早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席卷幾乎所有國家革命者之間，一種被稱為“杯水主義”的婚姻觀曾經普遍存在，其核心觀念就是婚姻中的性開放。這種起源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婚戀觀很快被列寧否定，但確實對各國社會主義者都產生過影響。列寧曾對德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克·蔡特金說，“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滿足性欲和愛情的需要，將象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這種杯水主義已使我們的一部分青年人發狂了，完全發狂了。這對于許多青年男女是個致命傷。……目前在性的問題上普遍的亢進，不是給予而是剝奪了生活的快樂和力量。在革命時代，這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克·蔡特金著、馬清槐譯：《列寧印象記》，生活·讀書·新知書店，1979，第69-70頁）

《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寫道：多蘿西為人謹小慎微，簡直是完美的圣人，能夠如此容忍她那標新立異的丈夫而無怨無悔。李約瑟后來暗示說她的妻子比他更為莊重嚴肅，她不是一個愛張揚的人，而是一個很理智的人，從不越軌，也不喜歡標新立異。（第25頁）20世紀30年代劍橋大學工作圈內的人，都傾向于社會進步論并包容性開放行為。（第36頁）

霍布斯鮑姆在自傳《趣味橫生的20世紀》中說，20世紀30年代的劍橋大學“黨員們的性態度往往相當解放。”（第177頁）“崇尚愛情自由的共產黨員，那些人的作風曾導致列寧對亂搞男女關系（‘一杯水主義’）做出批判。”（第191頁）

社會主義者、鼎鼎大名的貝爾納被稱為“情有獨鐘的性伴侶多變主義”，他的身邊不斷有女伴。（《科學的圣徒：J.D.貝爾納傳》，第586頁）而他也被公認是“20世紀最典范的科學圣徒。”（同上，第588頁）

中國學者王錢國忠認為，“幾十年來，桂珍一直是約瑟夫婦的親密朋友，他們三人可謂是一個友好和睦的群體。他們常常一同喝茶、進餐或游戲，并一同旅行或出訪，情同手足，親如兄妹。”（《魯桂珍與李約瑟》，第153頁）魯桂珍和李約瑟“情逾兄妹。她稱李約瑟大哥，李約瑟稱她珍妹。”（何丙郁：《魯桂珍博士簡介》，《中國科技史料》第11卷[1990]第4期）

曾任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周爾鎏也說，“三個人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非常特殊友愛的家庭。魯桂珍一方面照顧多蘿西，一方面以自己中國語言和科學知識，參與并支持李約瑟的科研，以此為家直至終老。她還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協助李約瑟到英國以外的地方如香港等地籌集資金并且廣結人緣，使得研究工作持續發展。”（《李約瑟和魯桂珍的國際佳話》，周爾鎏著：《我的七爸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第366頁）

二戰末期與李約瑟在劍橋大學相識的中國作家葉君健，1982年又在劍橋見識了三人的深厚感情。李約瑟和魯桂珍請即將離開劍橋的葉君健吃了一餐便飯，飯后魯桂珍另買了一包三明治，為的是帶給已臥床不起的李大斐。她又把桌上的面包屑收到一起，仔細用紙包好，葉君健頓生疑惑，問她收這些東西有什么用。“約瑟的老伴愛鳥，”魯桂珍答道，“這些面包屑是專帶給她撒給院里的鳥兒吃。”這句簡單的話充滿了無限的柔情，葉君健深受感動：他們三個人住在一起，親密無間，很愉快。（《憶李約瑟》，葉君健著：《歐陸回望》，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第20-21頁）

1946年3月，魯桂珍在重慶。李約瑟 攝

魯桂珍一度想回中國工作，給周恩來寫過報告，后來周恩來說服了她，周恩來認為他們三人在一起進行合作，最終將做出一種為中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所共同享有和紀念的永久性的杰出貢獻，勸說她還是留在英國和李約瑟、多蘿西夫婦一起完成這一項神圣的任務。（《李約瑟和魯桂珍的國際佳話》，《我的七爸周恩來》，第366頁）1956年，周恩來總理通過魯桂珍和李約瑟的好友郭沫若院長對魯桂珍這樣說：你若想回中國，就作好準備。但是你現在在英國做的工作，遠比回祖國工作更有意義。沒有你，此項計劃（協助李約瑟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恐怕就不能繼續了吧，還是請留在先生身邊吧！（《魯桂珍與李約瑟》，第73頁）魯桂珍后來對好友潘吉星回憶說，她之所以留在英國，是因周總理通過人轉告她，認為她在英國幫李約瑟工作，發揮的作用比在國內大。（《潘吉星致本書作者函》，同上，第258頁）魯桂珍1956年底從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辭職回到劍橋，成為李約瑟撰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主要合作者。

在抗戰后期的山城重慶，李約瑟與周恩來夫婦就有往來，鄧穎超生前回憶，她和周恩來曾去李約瑟處吃過一次飯，還把與李約瑟經常雙雙出入、關系親昵的魯桂珍誤認為李約瑟的夫人，當時魯桂珍任李約瑟主持重慶中英科學合作館營養學顧問。（王錢國忠：《我的“李約瑟情緣”》，《檔案春秋》2014年12期）

1987年12月22日，李大斐因久患阿爾茨海默癥在劍橋家中平靜去世。1989年9月15日，經友人多次撮合，李約瑟、魯桂珍結為伉儷，一起分享永恒的愛情，但婚姻生活僅持續兩年。1991年11月28日魯桂珍因患支氣管肺炎去世。此后李約瑟連續地而不是同時地給3位東亞女性寫求婚信都遭到拒絕。（《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第227頁）“李約瑟在第二任妻子逝世后，同時向三位亞裔女性求婚。”在兩性關系問題上，李約瑟終其一生始終持自由開放的觀念。（王錢國忠：《李約瑟的世界觀及其東方情結》，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第13卷，第4期）

三人世所罕見、超越平凡的愛情世界，非常人心態所能望及。

李約瑟與魯桂珍

（六）回復網友：李約瑟為新中國作證波及《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出版

拙文《李約瑟一段不為人熟知的歷史》在“六根”發表后，有網友留言：請介紹一下此人在朝鮮戰爭中參與細菌戰調查的歷史。

1951年夏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違反《日內瓦公約》，步日本軍國主義的后塵，向朝鮮和中國東北連續投下大量細菌彈。為了反細菌戰，中國組織了很多科學家去中國東北及朝鮮調查，取得實物，在實驗室進行檢查；同時組織國際法律科學調查團來調查。后來又邀請了由6名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學調查團來調查，先后查看了標本及實驗室的結果和細菌彈。中國以事實揭發了美國的罪行并提出嚴重抗議。這是曾為國際科學調查團法文翻譯，后又赴維也納出席世界和平大會石毓澍的口述。（天津市口述史研究會編：《世紀回眸：石毓澍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第137-138頁）

在英國有18名科學家接到中國科學院院長兼中國人民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郭沫若的邀請，17名科學家懾于美國的權勢退出，只有李約瑟一人接受邀請，愿意參加，擔任生化專家組組長，親自撰寫調查報告。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李約瑟第一次重返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大地。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務中，深入人跡罕至的邊陲村落實地考察，與村民交談，四處收集資料，整理堆積如山的筆記。長達665頁的調查報告在1952年9月15日最先用法文發表。李約瑟對美國進行嚴厲譴責，“美國軍隊為了達到它們的目的，不惜通過大量的各種不同的方法使用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些是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訪華結束后，李約瑟在劍橋受到各種責難，成了眾矢之的，陷入空前的孤立，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地動山搖式的猛烈批評和侮辱性評價。有些人稱他為傻瓜，有些人罵他是叛徒，還有些人干脆叫他瘋子，他在社交上和學術上都受到英國主流社會的孤立和排斥。（《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面紗的人》，第201頁）英國內政部把他列入黑名單，美國駐倫敦大使館不加解釋地一律拒絕給他簽證，直至上世紀70年代。

李約瑟（左）與中央防疫處處長、微生物學家湯飛凡1944年8月在昆明西山。 李約瑟 攝

科恩說，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政權指控美國進行細菌戰，李約瑟的親華傾向和社會主義立場使之欣然為前者作證。有不少西方學者從未原諒李約瑟，認為他憑借自己的聲譽來支持這些似乎毫無根據的指控，若非如此，《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一卷本可以得到熱誠得多的歡迎。但是“李約瑟從未曾放棄一種觀點：共產主義社會代表著人類進步的頂峰，因為它預示了未來的‘世界合作聯合體’。”（《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第720頁）

魯桂珍認為，李約瑟參加這次調查是他在戰時同中國科學界結成的友誼的直接結果——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需要支持，他不能不給予支持。（《李約瑟的前半生》，《中國科技史探索》，第40頁）

（七）無數智者可以傾情仰望亦需艱辛攀登的高峰

魯桂珍說，李約瑟的“心靈形成了永遠是在搭橋的狀態之中，永遠謀求調和，謀求使分裂的東西結合起來：首先是在科學與宗教之間，第二是在生物化學和形態學之間，第三是在宗教與社會主義之間，第四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同上，第13頁）

李約瑟被稱為通才式的“20世紀的文藝復興人”。作為國際跨文化科學史研究的先驅者，他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最終目標是促進人類不同文化的交互融合。早在“李約瑟之問”形成之際的1944年，他就在烽火與廢墟的中國提出，“近代科學絕對是國際的。中國科學家與西方科學家之間沒有區別。我特別不喜歡使用‘外國’科學或‘西方’科學這類字眼兒。科學既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不存在‘外國’科學或‘中國’科學這類東西。只有一種國際性的人類科學，這是我們的共同財產。今后人類進步只能有一種可能的方式即通過合作和團結。科學的統一已經預兆了總有一天將人類團聚為一體的政治上的統一會實現。中國人民和西方人民在這樣一個共同目標中是兄弟。”（《李約瑟游記》，第274頁）

李約瑟最鐘愛的隱喻是：傳統科學的諸多河流全部匯入了現代科學普遍科學的海洋。百川歸海，不同文明古老的科學細流，正像江河一樣奔向現代科學的汪洋大海，包納了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科學貢獻源源不斷地注入。他倡導“普遍科學”，表達人類文明必將融匯歸一的信念。

“人類是一個大家庭，”李約瑟曾寫道，“科學的世界觀顯然已經超越了一切種族、膚色和宗教文化的差異。”“難道不存在一種理想的人類思想史與自然認識歷史，使人類的每一項努力都各居其位，而不管其淵源和影響嗎？現代的普遍科學及其歷史和哲學終將包含一切。”（轉自《科學革命的編年史學研究》，第724頁）

正是秉持著這一觀念，李約瑟不僅試圖發現中國古老科學的實際內容，而且試圖揭示中國和其他東方科學傳統為現代“普遍科學”做出了多少貢獻，李約瑟上世紀三十年代率先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現代科學僅在歐洲產生。李約瑟后來不斷將它深化為這一問題的變種：“為什么現代科學產生于閃米特-西方（歐美）文明，卻未能產生于中國文明”（1944年），或者“為什么現代科學技術在歐洲而不是在亞洲發展起來”（1960年）。科恩稱道：“在20世紀的學術史上，鮮有一個樸素的問題能夠引出如此壯觀的成果。”（《科學革命的編年史學研究》，第711頁）

“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激動人心的探索，不對任何問題作最后結論，卻打開寶藏的礦山，讓其他學者嗣后能進一步開發——加以修改，校正，充實。”魯桂珍說。（《李約瑟的前半生》，《中國科技史探索》，第24頁）

歷經近90年的探索，“李約瑟之問”絕不是一個偽命題，但也不是一個存在標準答案的定解或多解的智力問題，而是一個高度凝練、具有啟發式的論題，它是一座吸引無數智者可以傾情仰望亦需艱辛攀登的高峰。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883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