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磨起源與傳播諸問題初探

【摘要】轉磨作為糧食加工工具，有力地推動了小麥在中國被廣泛接納的進程，對中國飲食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本文分析了內地考古出土轉磨入料口的演變與發展過程，并與其他地區的地中海類型轉磨相比較，揭示我國內地轉磨技術擁有完整的形成、傳播和發展過程，應屬于獨立發明。東西方轉磨不同的技術追求，表明中國內地類型轉磨是在小麥逐漸融入本土作物——主食傳統的過程中發明的。內地轉磨的傳播過程則表明，其技術傳播依賴于小麥種植的發展以及人口的跨區域流動。

中國的轉磨一般由磨架和磨扇組成，其中磨扇分上下兩部分：上扇表面有入料口，包括了磨眼和上扇頂部的漏斗式或淺盤式結構；下扇安裝鐵質磨軸，與上扇套合，兩磨扇的磨合面上刻有磨齒以助碾碎、推擠物料（圖1）?？脊拍乖岢鐾恋囊恍┟髌鬓D磨還帶有明器化的磨架、承盤、足等部件。

目前公布的材料顯示，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實用轉磨出土于秦漢櫟陽城遺址[1]，明器轉磨出土于西漢初的徐州鳳凰山漢墓[2]。中國早期的轉磨形制發展成熟很快，在南北朝時期即基本定型，且集中分布于長江以北的內地地區以及新疆地區。其中新疆地區出土的轉磨多數屬于實用器[3]，其他地區出土的轉磨以明器為主。由于水磨、風磨出現較晚，在我國的考古工作中尚未發現，故本文僅以人、畜力驅動的中小型轉磨作為研究對象，主要討論秦漢至南北朝時期的轉磨。

一、 中國轉磨起源問題新探

轉磨一直受到學術界關注，已有諸多學者討論過中國古代轉磨的起源及有關問題。冉昭德討論了轉磨技術的起源及其后續發展，闡釋了轉磨技術的社會經濟意義[5]。衛斯曾探討過轉磨的起源歷史與技術原型[6]。部分日本學者也曾研究過中國的轉磨，認為它可能是西來的[7]。李發林、趙夢薇都曾對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轉磨展開類型學分析，并討論了磨齒特征的演變過程[8]。張鳳還注意到轉磨入料口在后期有所改變[9]，但并未深入研究。

現有的轉磨研究，主要關注于磨齒以及一些明器化特征的演進。但是，多數轉磨明器未表現出磨齒的實際形式，現有實用器數量又太少而難以展開深入研究。相比之下，轉磨入料口的特征在明器、實用器上都有顯著表現且在不同階段有所變化，可以作為“銳感”部位來研究。然而，入料口作為轉磨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部位，其重要性及演變過程并未引起足夠重視。本文將從轉磨入料口的演變過程著手，結合國外材料對中國轉磨的起源與傳播路徑問題展開研究。

（一） 內地轉磨入料口的演變

目前來看，中國內地所流行的轉磨入料口形態有兩種：最初為隔梁式，即入料口較高，中間為一道隔梁，將其分為兩個半圓形漏斗；后出現的是淺盤式，入料口較平，隔梁消失而呈淺盤狀[10]（圖1、圖2）。結合考古資料分析，其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是轉磨技術的濫觴期，僅有隔梁式入料口的轉磨，數量也僅有幾例。櫟陽城遺址[11]、臨潼鄭莊秦石料加工場[12]等遺址曾出土了報道為戰國晚期的實用轉磨，但是這些早期轉磨缺乏直接測年，出土背景也不夠明確，筆者對其年代持謹慎態度。西漢初期的徐州鳳凰山漢墓[13]（圖2-1）、徐州后樓山八號漢墓[14]等出土的明器轉磨雖也未經直接測年，但其出土背景明確，經其他隨葬品的類型學分析確定的相對年代應是較為可靠的。

從西漢中晚期開始，明器轉磨上出現了淺盤式入料口的特征，例如徐州拖龍山漢墓（圖2-2）、儀征煙袋山漢墓及其隨葬坑、蕭縣西虎山漢墓、南京大廠陸營漢墓等出土的明器轉磨[15]。但是，隔梁式入料口的轉磨仍占絕大多數，例如焦作白莊漢墓、洛陽燒溝漢墓、淅川倉房新四隊漢墓等均出土了隔梁式入料口的明器轉磨，同類實用器也在滿城漢墓以及漢長安城桂宮三號建筑、泌陽象河鄉、內黃三楊莊等漢代遺址中出土[16]。

東漢至南北朝出土的轉磨依舊以隔梁式入料口的轉磨為主，淺盤式入料口的轉磨有所增加但只占少數，并主要見于明器。例如淮北李樓東漢墓、銅山班井村東漢墓、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墓、南京殷巷西晉紀年墓等出土的就是淺盤式入料口的明器轉磨，在內蒙古包頭市的城圐圙古城遺址出土有淺盤式入料口的實用轉磨[17]（圖2-3）。在臨淄北朝崔氏墓[18]等還出現了兩種磨共存的現象。

自隋唐起，明器轉磨上的入料口發生了顯著變化，淺盤式入料口的轉磨迅速普及，基本取代了隔梁式入料口的轉磨。例如焦作待王唐墓M1、三門峽市印染廠130號唐墓、安國市梨園唐墓、唐代張文俱墓、禮泉唐張士貴墓、西安閻識微夫婦墓等出土的明器轉磨均為淺盤式入料口[19]。僅滎陽市周古寺唐墓M6、西安鄭乾意夫婦墓、唐薛元嘏夫婦墓等唐墓出土的少數明器轉磨仍為隔梁式入料口[20]。

由此可見，中國內地轉磨的入料口具有完整的發展、演變過程。自戰國晚期開始出現轉磨后，從西漢中、晚期開始，轉磨上的隔梁式與淺盤式入料口二者的時空分布存在長期共存的關系，直至隋唐時期淺盤式才取代隔梁式成為轉磨入料口的普遍形式，之后這一特征隨同磨齒等其他特征延續至今。對于具備以上特征的轉磨，本文暫稱之為“中國內地類型”轉磨。

（二） 新疆地區轉磨技術探源

與內地出土的轉磨相比，新疆地區出土的轉磨在形制、結構上有著明顯的區別。此前,王博、伊斯拉斐爾·玉蘇甫等人已對新疆地區出土的轉磨進行過統計、梳理與簡單的討論[21]，但是尚無更深入的研究。

從結構上看，新疆地區出土的轉磨主要有兩類（圖3）：一類在內地尚未發現，暫且稱為“新疆樣式”，僅有一個與磨軸相融合的磨眼、缺少磨齒，以奇臺縣石城子古城、瑪納斯縣加勒得墓地、尼勒克縣加勒格斯卡茵特墓地出土的轉磨為代表；另一類為中國內地類型轉磨，其標志性特征為不與磨軸共用的、側置的雙磨眼，以及帶有分區的斜線形磨齒，以焉耆縣博格達沁古城、若羌縣樓蘭古城等遺址采集的轉磨為代表。

通過對比出土轉磨的入料口等主要特征，筆者認為新疆地區的兩類轉磨很可能屬于不同的技術路線。目前在新疆地區出土的內地類型轉磨基本都是淺盤式入料口，出土年代也稍晚，基本可以確定這一類技術來自內地。至于“新疆樣式”的轉磨，其技術來源是值得討論的。由于我國新疆地區地域遼闊，目前出土的轉磨材料較少，尚不足以單獨做出更細致的討論，因此有必要將研究視野放到更廣的范圍。

轉磨并非中國獨有的技術，地中海世界在稍早時也出現了形制多樣的轉磨技術。目前的研究一般認為，這一廣大地區的轉磨最早出現于公元前5世紀的地中海西部[22]，主要有兩種：出現較早的是西班牙樣式（Spanish type）的轉磨（圖4-1）[23]，首見于伊比利亞半島，具有較薄而顯低的上扇，上下扇的磨合面為凹、凸相對[24]；另一種是蜂窩磨（beehive quern），首見于西歐、中歐和英格蘭、愛爾蘭地區，其主要特征是直徑小而厚度大，磨合面較平整（圖4-2）[25]。兩種轉磨中，西班牙樣式的轉磨出現得稍早，并隨著羅馬軍團的征戰向地中海周邊其他區域傳播，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其他樣式的轉磨[26]，例如龐培古城出土的沙漏磨（圖4-3，英文稱為“hourglass millstone”，有的研究則直接稱為“龐培式磨”或“驢磨”）[27]。直到公元前1世紀，轉磨技術才傳播至地中海東部地區[28]。近年在巴基斯坦內陸[29]，以及印度西海岸一些羅馬時期沉船中發現過的轉磨[30]，整體樣式均與地中海周邊地區出土的轉磨近似。

綜合比較外形、入料口、磨軸、磨齒等特征來看，“新疆樣式”的轉磨與地中海世界以及中亞、南亞流行的轉磨更加接近，出現年代也較晚，應與地中海世界的轉磨技術同源。

（三） 東西方轉磨的技術對比

如上文所言，地中海世界以及中亞、南亞等地區出土的轉磨，其入料口與軸心相通、磨眼中置、多數沒有磨齒，與中國內地類型轉磨大相徑庭。在亞歐大陸的視角下，此類轉磨實際可統稱為“地中海類型”轉磨。由此，可以對地中海類型轉磨與中國內地類型轉磨作一個直觀的比較與總結。

從技術角度看，中國內地類型轉磨與地中海類型轉磨存在較大的差異，擁有不同的技術傳統，這一點在入料口上表現得尤其明顯（表1）。這兩種轉磨技術相向擴散，各自推進到我國新疆地區后才停止。鑒于目前所公布的考古材料仍顯不足，尚無更多證據表明兩種轉磨技術之間存在相互影響，有關問題還有待于日后考古材料的補充。

從年代角度看，地中海類型轉磨與中國內地類型轉磨的起源、傳播進程是錯位的。根據目前的研究，地中海類型轉磨傳播至地中海東部地區已是公元前1世紀左右[31]，那么其到達我國新疆地區的年代可能晚至東漢以后。雖然在內地遺址出土的早期實用轉磨也缺乏直接測年證據，但在一些西漢初的較高等級的墓葬中已發現了最早的明器轉磨[32]。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末，中國內地就出現了轉磨技術，甚至一些貴族已經慣于使用轉磨加工食物。而我國新疆地區缺少隔梁式入料口的轉磨的情況則表明，內地類型的轉磨進入新疆地區的年代可能不會早于東漢時期。

綜上，本文認為戰國晚期出現于中國內地的轉磨技術很可能屬于獨立起源，而我國新疆地區則是地中海類型轉磨與中國內地類型轉磨技術相向傳播的交叉點。

二、 中國內地轉磨起源條件及動因

技術的起源與發展，不僅需要一定的經濟技術基礎，還要有充足的使用需求，這是轉磨起源和發展的動力所在。本文將從經濟技術基礎與起源動力兩方面，探討中國內地轉磨的起源與發展問題。

（一）發明轉磨的經濟技術基礎

就社會經濟條件而言，轉磨在中國內地的出現，應與小麥種植的發展存在密切聯系。目前的植物考古資料中，在膠州趙家莊（2500—2270BC）[33]、鄒平丁公（2135—2024BC）[34]等遺址發現了年代較為可靠的龍山時期小麥；在即墨北阡[35]、邾國故城[36]等遺址發現了商周至秦漢時期的麥類作物遺存。相比其他地區，黃河流域已有相當長的小麥種植傳統。轉磨出現的時間點，恰好是小麥種植規?？焖贁U大的時候，它在秦漢時期的分布情況，也與當時的小麥種植情況不謀而合。有學者依據尹灣漢簡的記載認為，西漢晚期以后黃河流域的小麥種植出現了大規模擴張的跡象[37]。盡管一些淀粉粒分析表明轉磨可能兼用于加工粟黍類作物[38]，但從技術角度看，雙磨眼的內地類型轉磨就是為了加工有麩皮的小麥而設計的（詳見后文“中國轉磨起源的動因”）。轉磨的出現與發展應與小麥的大規模種植有直接關聯，這一觀點有日本學者也曾論述過[39]。

除農業基礎外，中國古代也完全具備獨立發明轉磨的技術基礎。首先是碾磨技術，以及關于粗糙的磨合面有利于加強粉碎效果的認識。我國史前時期即出現了大量石磨盤、刻槽盆等器物，有研究表明它們很可能用于研磨食物[40]；漢代的內黃三楊莊等遺址中還發現了內有螺旋線形刻槽的石臼[41]，這均表明當時的人已對碾磨技術有了深刻認識。其次，是關于旋轉運動相對于往復平移運動可以提高效率的認識。以旋轉運動原理加工玉石器的技術，在我國早有淵源[42]。運用修整泥坯外形制作陶器的陶車，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得到普遍運用，在漢代還出現了吹除糠、秕的風扇車[43]。因此，在戰國晚期，中國內地并不存在發明轉磨的技術障礙。

綜上，不論是客觀的技術基礎，還是推廣小麥種植帶來的糧食結構變化，均表明戰國晚期至秦漢時的中國內地充分具備獨立發明轉磨的條件。

（二）中國轉磨起源的動因

不同的轉磨技術與其獨特的使用需求相關，要探討其起源動因，就需要從技術特點開始分析。

中國內地轉磨的獨特之處，不外乎磨齒和入料口。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中，現存的分區斜線形磨齒早在兩漢之交就已出現，與現在的轉磨差別很小。而現代技術調查顯示，磨齒的齒型會影響到成品的粗細度、產量的大小、運轉阻力，以及磨齒的破損程度和產品含砂量的多少[44]，這種分區斜線形磨齒應是比較高效的技術。至于入料口部位，雙磨眼的結構則很可能就是為了精加工小麥而設計的。根據筆者對石磨工匠的訪談調查以及當代技術調查資料[45]，雙磨眼的轉磨在磨小麥時，第一、二遍是通過一個磨眼少量放入，之后幾遍由于所含麩皮過細、過多，容易堵塞，就通過另一個較大的磨眼放入（現今北方許多地區稱此為快慢眼；南方轉磨由于主磨米粉、豆漿的緣故，多數只有單磨眼）。這個過程要多次過細篩（古稱“羅”，用絲絹制作[46]），篩出細粉后剩下的粗粒反復碾磨、過篩，最終只剩麩皮。西晉束晳的《餅賦》中，“爾乃重羅之麮，塵飛雪白”[47]所描述的就屬于此類精細面粉?？梢?，中國內地類型轉磨技術為了獲得更精細的面粉，比較注重粉麩分離、提高出粉率。

相比之下，地中海類型的轉磨較小且一般不鑿刻磨齒[48]，依靠巖石自有的粗糙面進行碾磨（圖5）。加工麥類谷物也有不同處理方式：普通小麥（Triticum aestivum）只磨一次，過細篩；硬粒小麥（Triticum durum）也只磨一次，但過多個不同密度的篩；大麥（Hordeum vulgare）不僅要烘烤，還要磨兩次，過不同密度的篩。加工產物中，大塊麩皮與稃殼用來喂家畜，不同密度的篩子篩分出的粗粉、細粉則用來制作不同的食物[49]。總的而言，地中海類型的轉磨加工精細度是比較低的。

中國內地類型與地中海類型轉磨的不同結構與使用方法，體現出了不同的加工細節。前者精細化的加工方式，應與中國獨特的淀粉類谷物布局以及主食傳統有關。

小麥傳入中國前，中國北方地區已有數千年的粟、黍種植歷史，形成了以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傳統[50]以及以粒食為主的主食形式。同為粒食形態時，相比口感粗糲的小麥，粟黍類作物易脫殼且口感較好，長期作為“細糧”而廣受偏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后世[51]。

小麥傳到中國后，逐漸影響了中國北方旱作農業格局[52]。人骨穩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表明，東周時期以后小麥在北方人群食物結構中的地位出現明顯變化，開始步入主糧行列[53]；戰國晚期以后，多種現實原因促使麥類作物在中國北方（從局部地區開始）的多種作物種植制度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54]。戰國秦漢時期，小麥在人們食譜和種植制度中地位的不斷提升，可能對轉磨技術的發明以及快速發展產生了特殊的推動力。

面食的方式對于小麥此類“粗糧”爭取“食客”的青睞尤其重要，小麥面食的產生與發展，或許是一個必然結果。本質上，無論是長期被偏愛的、脫殼而食的粟黍（此類作物也包括南方的大米），還是作為“后起之秀”的小麥面食，都屬于細膩的主食。它們與中國的“蒸/煮烹飪傳統”一樣[55]，應歸于同一個長期穩定的主食傳統。而幫助小麥這一外來作物加速融入中國原有主食傳統的，正是內地類型的轉磨技術。

相比之下，地中海世界的情況與中國有所不同。除了悠久的麥類作物種植傳統，其面食歷史同樣久遠，距今一萬四千多年前的Shubayqa 1遺址已發現了目前最早的面包[56]。研磨工具方面，地中海世界長期使用的是各類石磨盤[57]：古埃及人使用馬鞍形的石磨盤加工麥類作物；后來地中海東部地區出現了奧林索斯磨（Olynthus mill），并向其他地區傳播。至公元前5世紀，地中海西部地區出現轉磨時，當地已有數千年的麥類作物種植歷史[58]。在這一時期，同樣不屬于小麥起源地的地中海西部與中國內地地區的區別在于，這里沒有強勢的本土谷物與小麥競爭，在轉磨出現前也有了比較成熟的磨粉技術，甚至可能在較早的時期就有了面食習慣。結合前文的民族考古材料來看，在普遍種植麥類作物、早已存在面食基礎的地中海世界，地中海類型轉磨的發明初衷可能不是追求更細膩的主食，更多地是為了提高磨粉效率。

小麥種植的快速擴張形成了與本土作物對主食地位的激烈競爭，這是驅使中國內地類型轉磨技術產生并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內地類型轉磨本質是小麥融入中國原有主食傳統的產物。相較而言，地中海類型轉磨的發明可能只是地中海世界既有面食習慣下的一次“工具更新”，與前者的性質是有區別的。

三、中國內地轉磨傳播問題探討

根據趙夢薇的研究，內地類型轉磨最初集中出土于魯南徐州地區，這一地區可能就是轉磨起源地[59]。目前，這一地區有較多龍山時期的遺址都出土了小麥遺存[60]，歷史時期的轉磨隨葬現象也源于此處，是隔梁式和淺盤式入料口的明器轉磨最早出現的地方。綜合來看，趙夢薇的觀點值得認真考慮。

至于中國轉磨傳播過程的研究，隨著近年考古材料不斷增加，使得這一問題具有了可討論性。根據內地類型轉磨出土情況來分析，其技術自起源后還有兩次大規模擴散（圖6），這里將分別討論其過程與動因。

（一）內地轉磨的第一波擴散

發明于戰國晚期的轉磨技術，第一波擴散是在西漢中期至東漢晚期，逐漸從魯南徐州地區向周邊區域擴散。這一時期，在魯南徐州地區繼續出土明器轉磨的同時，河北南部區域、河南大部分區域以及湖北北部開始集中出土實用轉磨與明器轉磨。例如，禹縣白沙漢墓、焦作白莊M51漢墓、洛陽燒溝漢墓、南陽楊官寺漢畫像石墓、方城黨莊漢畫像石墓、淅川倉房新四隊M11、湖北隨縣塔兒灣漢墓、云夢瘌痢墩一號墓等出土的明器轉磨[61]，以及洛陽漢河南縣城東區遺址、泌陽象河鄉遺址、正陽李冢漢墓、河北滿城漢墓、漢長安城桂宮三號建筑遺址出土的實用轉磨[62]。

上文提到，河南、山東等地區在漢代都已開始較大規模地種植小麥[63]。其中，河南北部地區早已屬于小麥分布范圍，在大賚店、程窯、王圪垱、新砦、東趙、二里頭、小雙橋等多個遺址均已發現了早期小麥遺存[64]，在博愛西金城遺址等還發現了漢代小麥遺存[65]。河南南陽地區在漢代興修水利的背景下，也可以利用較好的水熱條件，發展多種作物種植制度。漢代興修的水利工程[66]，極大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使得輪作復種制度得以推行，“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決渫則暵，為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67]。早期轉磨與漢代小麥種植區高度重合等現象表明，與轉磨需求對應的正是冬小麥種植范圍[68]。當時小麥種植已有相當規模的地區對轉磨技術的需求是相當強烈的，轉磨技術第一波擴散的“目的地”，應當正是這些區域。

綜上，結合這一時期的轉磨起源、傳播以及小麥推廣情況可見，轉磨技術最初得以傳播，依賴于周邊地區小麥種植規模的擴大。

（二）內地轉磨的第二波擴散

轉磨技術的第二波擴散，是自東漢末至南北朝時期，分別向南、北方向的傳播（圖6）。

在東漢末年至東晉時期，轉磨技術首先向南方傳播。這一情況在考古學上的表現是，轉磨隨葬現象較廣泛、較長期地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例如，在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馬鞍山市佳山東吳墓、南京大光路孫吳薛秋墓等均出土了明器轉磨[69]。這些南方明器轉磨的入料口，既有隔梁式，也有淺盤式，表明其墓主人來自北方不同地區。

這一時期轉磨技術向南方傳播，應與當時局勢混亂、北人南下密切相關。以孫吳政權的上層來說，孫堅曾擔任過下邳丞，他起兵時“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愿從”[70]，投靠孫吳政權的張昭、諸葛瑾、呂蒙等也來自北方。至于朱然，雖是南方人，其墓葬中也出土了明器轉磨[71]。顯然，這一時期面食在南方地區均有了一定的接受度。至西晉末年，“永嘉南渡”導致人口南下的進程又延續了一段時間[72]。到東晉以后，雖因葬俗變化而導致南方的明器轉磨基本不見，但《太平御覽》收錄的“東床坦腹”等諸多典故與記載表明[73]，面食可能已在當地飲食習慣中占有一定位置，或者融入其中了。

在這一階段，面食要在南方保持存在，小麥的貢獻仍不可忽略。根據出土的簡牘證據，在魏晉時期長江中游地區已經有了相當規模的小麥種植[74]。東晉元帝時期，就有“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造成饑荒的記載[75]。東晉、南朝政權要求各地廣種小麥的記載也很多，例如太興元年“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其后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76]，又例如元嘉二十一年“比年谷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77]。這些勸種、受災的記載，正說明當時這些地區的小麥種植具有一定需求及規模。結合明器轉磨的出土情況與技術特征分析，南方地區的轉磨技術應當是在小麥種植得到恢復、推廣的背景下，由中原漢人帶去的。

在西晉至北朝時期，轉磨從中原向北方廣大地區的傳播也很明顯。這一時期，除了洛陽等地繼續出土明器轉磨外，在遼寧朝陽、山西大同、內蒙古呼和浩特、包頭，乃至新疆的焉耆、若羌等地都出土了內地類型的轉磨[78]。這一情況，同樣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

東漢以后，面食逐漸多見于文獻中。從趙岐、何晏、何曾等人故事，以及束晳所作《餅賦》內容來看[79]，當時這些人已對面食頗為熟悉。西晉“永嘉之亂”以后，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后即開始農業化進程，逐漸食用谷物乃至面食[80]。例如，后趙的石虎好食蒸餅，“蒸之使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不可得”等記載[81]，或許正說明面食在胡人漢化的過程中，已經逐漸進入了他們的食譜。南北朝時期，漢人入北朝做官的情況也很多，例如司馬金龍的父親司馬楚之本屬東晉宗室，在劉裕代晉后投靠北魏，又例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等都是漢人。內地類型的轉磨及其隨葬習俗或許正是在這一時期北傳的。與中原相比，當時長城地帶并不屬于小麥的大產區，但是這一時期各政權相互征伐、人口流亡，客觀上加強了胡漢交流。在漢人北徙后，當地的農業應有一定的發展[82]。此類偏遠地區的農業尤其是小麥種植達到一定規模，是轉磨北傳的經濟基礎。

轉磨技術的第二波擴散，只是傳播的具體時間段與方向有所不同。本質上，轉磨向南方地區、長城地帶這兩個“偏遠地區”的傳播，都與人口、農業技術轉移有關，其中以人口因素最為關鍵。農業社會的人口遷移，總會攜帶其農耕技術、飲食文化以及各類手工技術。轉磨作為一種鐵、木、石工結合的復合工具，其傳播越發依賴于工匠的流動，這一點在近代“走西口”現象中仍有所體現[83]。

因此，分析內地類型轉磨技術的兩次擴散可知：轉磨技術的產生、傳播需要有足夠的使用需求，也就是一定規模的小麥種植，這是技術存留的基礎；就具體方式而言，若要實現遠距離的傳播，則依賴于人口的流動。

結語

本文結合東、西方轉磨的考古材料，討論了兩方面問題：一是根據中國內地出土轉磨入料口的演變與比較研究，探討了內地轉磨的獨立源流和發展脈絡；二是討論了內地類型轉磨作為一種復合工具，其起源、傳播與小麥種植擴大、基礎技術發展、人口流動的密切聯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轉磨作為最后一種廣泛使用的磨粉工具，分別起源于亞歐大陸的兩端，而非最早馴化、加工小麥的西亞地區（該區域也是一些學者所認為的“core grinding zone”[84]），這一現象背后的種種因素，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注釋

向上滑動閱讀正文

[1]田醒農、雒忠如：《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文物》1966年第1期。

[2]劉尊志：《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的發掘》，《考古》2007年第4期。

[3]王博：《新疆考古發現中的石磨研究》，《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2期;伊斯拉斐爾·玉蘇甫、安尼瓦爾·哈斯木:《西域飲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95頁。

[4]圖片來源：a.黃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陽漢河南縣城東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b.余新宏、劉群、齊雪義等：《河南正陽李冢漢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c.尚巧云、胡小寶、高虎等：《洛陽吉利區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10期；d.唐杰平、楊中文：《安徽淮北市李樓一號、二號東漢墓》，《考古》2007年第8期。

[5]冉昭德：《從磨的演變來看中國人民生活的改善與科學技術的發達》，《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7年第1期。

[6]衛斯：《我國圓形石磨起源歷史初探》，《中國農史》1987年第1期。

[7]［日］藤本強：《石皿?磨石?石臼?石杵?磨臼（I）:序論?舊石器時代?中國新石器時代》，《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研究紀要》第2號，1983年，第47-75頁。

[8] 李發林：《古代旋轉磨試探》，《農業考古》1986年第2期;趙夢薇：《戰國秦漢旋轉石磨的考古學研究》，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9] 張鳳：《古代圓形石磨相關問題研究》，《華夏考古》2016年第2期。

[10]本文討論的“隔梁式”與“淺盤式”是指轉磨上部的入料口部位，而張鳳論文中的“漏斗式”與“淺盤式”描述的是轉磨下方承接、導流加工產物的部位，請讀者注意區分。

[11] 田醒農、雒忠如：《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文物》1966年第1期。

[12]秦俑坑考古隊：《臨潼鄭莊秦石料加工場遺址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13]劉尊志：《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的發掘》，《考古》2007年第4期。

[14]李祥、吳公勤：《江蘇徐州市后樓山八號西漢墓》，《考古》2006年第4期。

[15]a.劉尊志、耿建軍、吳公勤：《徐州拖龍山五座西漢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10年第1期；b.王根富、張敏：《江蘇儀征煙袋山漢墓》，《考古學報》1987年第4期；c.夏晶、劉勤、曹駿等：《江蘇儀征市煙袋山西漢車馬陪葬坑發掘簡報》，《考古》2017年第11期；d.宋彥昭、董宜鋒、孫運良等：《安徽蕭縣西虎山漢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2007年第6期；e.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大廠陸營漢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6期。

[16]a.韓長松、馮春艷、張滿堂等：《河南焦作白莊三座漢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b.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142、208頁；c.賈洪波、袁勝文：《河南淅川倉房新四隊兩座漢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12期；d.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e.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中日聯合考古隊：《漢長安城桂宮三號建筑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1年第1期；f.胡趙建、張鳳：《河南泌陽縣象河鄉漢代遺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年第3期；g.祝賀、劉海旺、朱汝生等：《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聚落遺址第二處庭院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第3期。

[17] a.唐杰平、楊中文：《安徽淮北市李樓一號、二號東漢墓》，《考古》2007年第8期；b.梁勇、孟強：《江蘇銅山縣班井村東漢墓》，《考古》1997年第5期；c.王志高、馬濤、龔巨平等：《南京江寧上坊孫吳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2期；d.阮國林：《南京殷巷西晉紀年墓》，《文物》2002年第7期；e.張郁、常海、陸思賢：《內蒙古白靈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8]蘇玉瓊、蔣英炬：《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19]a.韓長松、李小龍等：《焦作待王唐墓M1發掘簡報》，《洛陽考古》2016年第1期；b.郭建邦、楊育彬、楊肇清等：《河南三門峽市印染廠130號唐墓清理簡報》，《華夏考古》2016年第2期；c.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處等：《河北省安國市梨園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d.司馬俊堂、鄭衛、智愛玲等：《唐代張文俱墓發掘報告》，《中原文物》2013年第5期；e.王玉清：《陜西禮泉唐張士貴墓》，《考古》1978年第3期；f.楊軍凱、馮健、王磊等：《西安馬家溝唐太州司馬閻識微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10期。

[20] a.顧萬發、丁蘭坡、魏青利等：《滎陽市周古寺唐墓M6發掘簡報》，《洛陽考古》2016年第2期；b.楊軍凱、辛龍、王喜剛等：《鄭乾意夫婦墓發掘簡報》，《文博》2014年第4期；c.段毅、王小壘、徐小平等：《唐薛元嘏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6期。

[21]王博：《新疆考古發現的兩漢時期石磨》，《龜茲學研究（第五輯）》，新疆龜茲學會，2012年，第125-138頁；伊斯拉斐爾·玉蘇甫、安尼瓦爾·哈斯木：《西域飲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95頁。

[22]Alonso, N., "Le moulin rotatif manuel au nord-est de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une innovation technique dans le contexte domestique de la mouture des céréales" in R. Treuil & R. Procopiou (ed.): Mouldre et broyer: L'Interprétation fonction‐nelle de l'outillage de mouture et de broyage dans la Préhistoire et l'Antiquité, éditions CTHS, 2002, pp. 111-128.

[23]Alonso N., "Els molins rotatius: origen i expansió en la Mediterrània occidental" in Revista d'Arqueologia de Ponent, 1996, 6, pp.183-198; Frankel R., "The Olynthus Mill, Its Origin, and Diffusion: Typology and Distribut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03, 107(1), pp.1-21.

[24]Kavanagh, Eduardo; Lanz Domínguez, Mercedes; Quesada Sanz, Fernando, "Quern and millstones from the Iberian Iron Age settlement of Cerro de la Cruz, Almedinilla, Córdoba, Spain" in Revista d'Arqueologia de Ponent, 2019, extra 4, pp.

223-234. https://doi.org/10.21001/rap.2019.extra-4.15.

[25]Caulfield S., "The beehive quern in Ireland"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Ireland, 1977, 107, pp.104-138.

[26]Runnels C., "Rotary querns in Greece" i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990, 3, pp. 147-154.

[27]Buffone L., Lorenzoni S., Pallara M., et al., "The Millstones of Ancient Pompei: A petro-archaeometric stud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Mineralogy, 2003, 15(1), pp. 207-215.

[28]Alonso N., "Els molins rotatius: origen i expansió en la Mediterrània occidental" in Revista d'Arqueologia de Ponent, 1996, 6, pp.183-198.

[29]Micheli R., De Chiara M., 2018., "Rotary querns from Bīr-ko?-ghwa??ai (Khyber Pakhtunkhwa Province, Pakistan):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evidence" in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EASAA), Naples (Italy), 2-6 July 2018, Poster Session. https://easaa.org/proceedings/#posters.

[30]Gaur A. S., Sundaresh, Tripati S., "Evidence for Indo-Roman Trade from Bet Dwarka Waters, West Coast of Ind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2006, 35(1), pp. 117-127.

[31]Alonso N., "Els molins rotatius: origen i expansió en la Mediterrània occidental" in Revista d'Arqueologia de Ponent, 1996, 6, pp.183-198.

[32]劉尊志：《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的發掘》，《考古》2007年第4期。

[33]靳桂云、燕東生、劉長江：《山東膠州趙家莊遺址發現龍山文化小麥遺存》，《中國文物報》2008年2月22日第7版。

[34]Long, T., Leipe, C., Jin, G., et al., "The early history of wheat in China from 14C dating and Bayesian chronological mod‐elling" in Nature Plants, 2018, 4, pp. 272-279；郭榮臻、靳桂云：《先秦時期海岱地區的麥作農業》，《第四紀研究》2019年第1期。

[35]趙敏：《山東省即墨北阡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36]馬方青：《山東鄒城邾國故城（2015）東周至西漢植物考古觀察》，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37]李成、朱歌敏、凌雪：《論兩漢時期中國北方小麥種植的發展》，《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38]胡趙建、張鳳：《河南泌陽縣象河鄉漢代遺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年第3期；趙昊、劉海旺：《內黃三楊莊遺址漢代旋轉磨功能的淀粉粒分析》，《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2期。

[39]［日］西嶋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馮佐哲等譯，農業出版社，1984年，第167-199頁。

[40]曾慧芳：《中國古代石磨盤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丁蘭蘭：《史前刻槽盆功能考察》，《文博》2007年第6期。

[41]祝賀、劉海旺、朱汝生等：《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聚落遺址第二處庭院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第3期。

[42]徐飛、鄧聰、葉曉紅：《史前玉器大型鉆孔技術實驗研究》，《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

[43]河南省博物館：《濟源泗澗溝三座漢墓的發掘》，《文物》1973年第2期。

[44]張柏春等著：《傳統機械調查研究（中國傳統工藝全集）》，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8頁。

[45]張柏春等著：《傳統機械調查研究（中國傳統工藝全集）》，第73頁。

[46]潘吉星：《天工開物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47]［宋］李昉：《太平御覽》（第四冊），中華書局，1960年，第3820頁。

[48]地中海類型轉磨實際上也存在磨齒技術，其出現時間可能早到公元前3—5世紀但并未普及，地中海世界的手推轉磨多數仍不帶磨齒，故這一情況并未影響到本文的討論。

[49]Alonso N., Cantero F.J., Jornet R.，et al., "Milling wheat and barley with rotary querns: The Ouarten women (Dah-mani, Kef, Tunisia) " in Selsing, L. (ed.): Seen through a millstone. Ge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quarries and mills. Bergen (Norway), Museum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Stavanger, 2014, pp. 11-30.

[50]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概述》，《遺產與保護研究》2019年第1期。

[51]安忠義：《從漢簡等資料看漢代的食品加工技術》，《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52]趙志軍：《中國古代農業的形成過程——浮選出土植物遺存證據》，《第四紀研究》2014年第1期。

[53]田成方、周立剛：《古代中國北方糧食種植的歷史變遷——基于人骨穩定同位素分析的視角》，《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54]彭衛：《關于小麥在漢代推廣的再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4期。

[55]Fuller D., Rowlands M., "Ingestion and Food Technologies: Maintaining differences over the long-term in West, South and East Asia" in Wilkinson, T., Sherratt, S., Bennet, J. (ed.): Interweaving Worlds: 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Oxbow Books, 2011, pp. 37-60.

[56]Amaia A. O., Lara G. C., Ramsey M. N., et al.,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reveals the origins of bread 14,400 years ago in northeastern Jordan" in PNAS, 2018, 115(31), pp. 7925-7930.

[57]a. Leek F. Filce, "Teeth and bread in ancient Egypt"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72, 58(1), pp. 126-132;

b.Frankel R., "The Olynthus Mill, Its Origin, and Diffusion: Typology and Distribut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03, 107(1), pp.1-21; c. 李成：《地中海東部折返式研磨石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21年第5期。

[58]Zapata, L., Pe?a-Chocarro, L., Pérez-Jordá, G., et al., "Early Neolithic Agriculture in the Iberian Peninsula" in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04,18(4), pp.283-325.

[59]趙夢薇：《戰國秦漢旋轉石磨的考古學研究》，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60]趙志軍：《小麥傳入中國的研究——植物考古資料》，《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61]a.安金槐、賀官保：《河南禹縣白沙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1期；b.韓長松、劉勇、李小龍等：《河南焦作白莊M51漢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7期；c.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142、208頁；d.安金槐：《河南南陽楊官寺漢畫象石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e.黃運甫：《方城黨莊漢畫像石墓——兼談南陽漢畫像石墓的衰亡問題》，《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f.劉尊志、劉毅、袁勝文等：《河南淅川倉房新四隊兩座漢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12期；g.陳恒樹：《湖北隨縣塔兒灣古城崗發現漢墓》，《考古》1966年第3期；h.徐橋華、張澤棟、蔡先啟：《湖北云夢瘌痢墩一號墓清理簡報》，《考古》1984年第7期。

[62]a.黃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陽漢河南縣城東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b.胡趙建、張鳳：《河南泌陽縣象河鄉漢代遺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8年第3期；c.余新宏、劉群、齊雪義等：《河南正陽李冢漢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d.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e.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中日聯合考古隊：《漢長安城桂宮三號建筑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1年第1期。

[63]韓茂莉：《論歷史時期冬小麥種植空間擴展的地理基礎與社會環境》，《歷史地理》2013年第1期。

[64]a.武欣、郭明建、王睿等：《河南鶴壁大賚店遺址龍山時期植物遺存分析》，《東方考古》，2017年，第184-201頁；b.鐘華、張永清、吳倩等：《河南登封程窯遺址浮選結果與分析》，《農業考古》2018年第6期；c.鐘華、吳業恒、張鴻亮等：《河南洛陽王圪垱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農業考古》2019年第1期；d.鐘華、趙春青、魏繼印等：《河南新密新砦遺址2014年浮選結果及分析》，《農業考古》2016年第1期；e.楊玉璋、袁增箭、張家強等：《鄭州東趙遺址炭化植物遺存記錄的夏商時期農業特征及其發展過程》，《人類學學報》2017年第1期；f.趙志軍、劉昶：《偃師二里頭遺址浮選結果的分析和討論》，《農業考古》2019年第6期；g.鐘華、李素婷、李宏飛等：《河南省鄭州市小雙橋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65]陳雪香、王良智、王青：《河南博愛縣西金城遺址2006—2007年浮選結果分析》，《華夏考古》2010年第3期。

[66]陳煒祺：《漢代南陽盆地經濟地理初探》，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67]［南朝梁］蕭統,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中華書局，1987年，第85-86頁。

[68]韓茂莉：《論歷史時期冬小麥種植空間擴展的地理基礎與社會環境》，《歷史地理》2013年第1期。

[69]a.李桃元、徐勁松：《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b.楊鳩霞：《安徽馬鞍山市佳山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86年第5期；c.周保華、王志高、阮國林等：《南京大光路孫吳薛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3期。

[70]［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第1094頁。

[71]丁邦鈞：《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3期。

[72]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長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223頁。

[73]［宋］李昉：《太平御覽》（第四冊），中華書局，1960年，第3818-3820頁。

[74]方高峰：《六朝政權與長江中游農業經濟發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9頁。

[75]［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808頁。

[76]［唐］房玄齡：《晉書》，第791頁。

[77]［南朝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92頁。

[78]a.徐基、孫國平：《遼寧朝陽發現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b.張海燕、員新華、高峰等：《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0期；c.郭素新：《內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第5期；d.張郁、常海、陸思賢：《內蒙古白靈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84年第2期；e.王博：《新疆考古發現中的石磨研究》，《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2期。

[79]a.［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第552頁；b.［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5頁；c.［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998頁；d.［宋］李昉：《太平御覽》（第四冊），中華書局，1960年，第3820頁。

[80]王玲：《魏晉北朝時期內遷胡族的農業化與胡漢飲食交流》，《中國農史》2003年第4期。

[81]［清］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50頁。

[82]王玲：《魏晉北朝時期內遷胡族的農業化與胡漢飲食交流》，《中國農史》2003年第4期。

[83]張柏春等著：《傳統機械調查研究(中國傳統工藝全集)》，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84頁。

[84]Fuller D., Rowlands M., "Ingestion and Food Technologies: Maintaining differences over the long-term in West, South and East Asia" in Wilkinson, T., Sherratt, S., Bennet, J. (ed.): Interweaving Worlds: 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Oxbow Books, 2011, pp. 37-60.

參考文獻：

1、張郁，常海，陸思賢.內蒙古白靈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遺址調查與試掘[J].考古，1984，（2）.

2、李發林.古代旋轉磨試探[J].農業考古，1986，（2）.

3、王玲.魏晉北朝時期內遷胡族的農業化與胡漢飲食交流[J].中國農史，2003，（4）.

4、劉尊志.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的發掘[J].考古，2007，（4）.

5、祝賀，劉海旺，朱汝生等.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聚落遺址第二處庭院發掘簡報[J].華夏考古，2010，（3）.

6、趙志軍.中國古代農業的形成過程——浮選出土植物遺存證據[J].第四紀研究，2014，（1）.

7、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概述[J].遺產與保護研究，2019，（1）.

8、趙昊，劉海旺.內黃三楊莊遺址漢代旋轉磨功能的淀粉粒分析[J].考古與文物，2020，（2）.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0、張柏春.傳統機械調查研究（中國傳統工藝全集）[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作者：傅文彬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趙志軍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國農史》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