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轉自：人民日報
張倩儀
古代服飾研究是沈從文的又一個邊城故事。
上世紀50年代，沈從文改行做文物研究，將他一直以來抱有濃烈興趣的手工藝，變成后半生的主要關注對象。他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編目錄、寫文物說明。許多熟人見到他在重大展覽時做講解，他們不知道，更多時候他是一個人守在午門西朝房，等待為參觀者講解常設陳列品。
1953年，年逾半百的沈從文和23歲的王?就是在這個場合第一次遇上。
40多年后王?在自述錄音里講到這件事，一切還是歷歷在目。他當時是抗美援朝志愿軍戰(zhàn)士，因為停戰(zhàn)，請假到北京，在天壇、故宮等地參觀游覽。這天，他一個人在午門看歷史博物館的展覽，看完東朝房的人類社會發(fā)展史，來到展陳歷代出土文物的西朝房。
王?回憶說，剛一進門，一個穿著白襯衫的五十來歲的人就站起來，跟著他看，然后就給他講。那是一個展有幾十面唐宋銅鏡的柜子，光這個柜子就給他講了兩三個小時。年輕的王?非常感動。兩個人約好了第二天再來看。就這樣，一個星期才看完西朝房的展覽。“我一直沒有問陪我看展覽的這么博學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來越不好問。到分手的時候就非問不可啊”，當聽到回答是“沈從文”時，王?大吃一驚。
自此以后，王?視沈從文為啟蒙導師，兩人展開了35年綿密的師友情誼，直至沈從文去世。
60年代初，沈從文著手做中國服飾研究。后因為“文革”，多年積累的圖書、卡片被抄沒，下放干校，搬了六次家，身體不止一次出毛病。經受連番打擊，他未肯放棄，在沒有參考資料的情況下，憑記憶增補修改服飾研究一書的內容。
1972年初，他終于從干校回京，像跟時間競賽似的，立即開工跑舊書店，重新搜羅圖冊和工具書，不到一個星期就把東堂子胡同的斗室塞滿了。所有去過這斗室的人都為眼前的景象而目瞪口呆。只見桌上、書架上，甚至地上都堆著圖冊書籍，還有無數(shù)牛皮紙袋，里面塞滿文稿；他不管圖冊價錢，把書拆散，以便把圖片分門別類，連同他隨想隨貼的資料字條，以及裝了資料的牛皮紙袋，或釘或貼到四壁伸手可及的墻上。墻不足，窗也利用上，室外的光線無法進來，于是白天也要開著白熾燈。寫字時，把桌子上的書推一下，擠出空間來。床也當書架用，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睡覺的。他早上5時就起來寫作，有時甚至燈光整夜不息。
王?因為沈從文而進了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1972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驚世發(fā)現(xiàn)中，他大展身手，總結出一套織物提取保護的方法。而王亞蓉呢，要到1975年才首次拜會沈從文。她比沈從文小40歲，跟王?也差了12歲，本來是設計玩偶的美工人員，后來在沈從文的指導下，為服飾研究之書畫了數(shù)以百計的小圖。
王?和王亞蓉的生命軌跡因沈從文而不一樣，沈從文的晚年心境也因為他們兩人而少了一點蒼涼。如果他們三人沒有相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未必能完成，王?不會成為中國紡織考古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王亞蓉恐怕也不會以“絕學”學科帶頭人的名聲聞于天下。熱忱和奉獻，讓三個人的命運都改變了。
作為沈從文的文學代表作，《邊城》以人情、風土之美，令讀者縈回。僻處一隅的邊城，蘊藏世人難知的美，要由甘于淡泊的熱心人去發(fā)掘。沈從文后半生耕耘的文物和服飾研究，是他的另一座邊城，他靠著和青年時代一樣的驚人毅力，才讓世人曉得這片新園地的美。
沈從文曾給表侄黃永玉三點切身經驗：“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趕快爬起來往前走，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嘆。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他自己切切實實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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