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唐君毅，為何非要與余英時、劉述先這兩位高足決裂？

“現代新儒家泰斗”唐君毅，自40歲離開大陸，設帳授徒于港島，到1978年罹患肺癌去世，整整30年間，培育“學優才贍、特立獨行且有挺拔之氣的學生”無數，但其中“最有出息”、最有名且最有成就的應該還是得數余英時與劉述先，此外才是唐端正、翟志成、陳啟云、逯耀東、楊勇他們。可是，造化弄人的是，唐君毅一生以“仁者愛人”自期，晚年時分卻與這兩位高足都一一決裂了。

這兩件事，在唐君毅的70年生涯里，顯然都算得上是至深且巨的精神重創。對于這樣一位真誠的儒學大師來說，仁義禮智信踐行了一輩子，到頭來卻要與門下高弟們大戰三百回合，抑且同室操戈自相殘殺，“用自己人的刀子捅自己人的胸口”，無論道義上還是情感上，都是很難消受的，說是“精神幾乎崩潰”也難說是夸張。1977年2月17日，這是他度過的最后的一個除夕，當晚其妻代寫日記說，近一兩年是“最不幸的”，因為接連出現三件事，一是自己大病垂死，二是“被人誤解”，三是獨生女唐安仁在美國出“撞車”，“吾人只有反省、思過，責己恕人”。這里的第二件“最不幸”，明顯與跟余英時劉述先等諸位上足鬧到恩斷義絕有關。在此前，唐身體狀況頗佳，精力充沛，極少生病，每天晨起讀書寫作，“總感覺清明再躬，志氣如神，文思如泉涌”，最嚴重的病也就是1967年左眼視網膜脫落，差點眼瞎。但1975年之后，尤其是1976年所謂的“富爾敦委員會報告書”發表后，他深度卷入港中大校改風波，又接連與一些本來“綢繆往來，情深義重”的師友產生齟齬，矛盾沖突甚至升級到不共戴天，乃至至死絕不寬貸，他的身體狀況也急轉直下，很快查出肺癌，堅持兩年就很不甘心地去世了。臨終前的唐君毅，是既感傷悲憤，又時時刻刻懷疑自身很失敗，無論學問修持還是“與人處”上的，臨終易簀之際斷難說什么“此心光明”，亦或可以了無遺憾地“詠歌而卒”。

不得不說，晚年唐君毅，對于余英時、劉述先這兩位后輩才俊，無疑是至為看重也至為信任的，說是“最”亦不為過。余是新亞書院“自營”所出最優秀的學生，自不待言；劉雖出身臺大，最認可的恩師是方東美，但他很小就從“父執”牟宗三問學，早在讀研時就開始轉道頻繁請益于唐君毅，所謂弟子有“嫡傳”有“入室”有“私淑”亦有“記名”，就事實來說劉述先是遞過“受業門生帖”的，而且是唐退休前指定的新亞事業“接班人”——盡管關系破裂之后，劉始終不大愿意承認曾經師事于唐，態度在“半破半不破,半肯半不肯”之間，很是曖昧微妙。可劉自己也不敢否認，他1974年突然從美回來執掌新亞書院哲學系，就是唐君毅“欽點”召回的。那一年，唐正式從港中大退休，劉則是他在一眾弟子中親自選中的繼任者，所以毫無根基的小劉，很快掌握改制前后中大哲學系的絕對權，一人“身兼中大哲學系系務會主席、研究部主任、新亞哲學系主任三要職”，就是因為唐在背后力挺，讓新亞系全力支持（后來金耀基代表校方執掌新亞，據說起初連辦公室都進不去）。2009 年，港中大哲學系60周年系慶，劉述先寫了《港中大哲學系與我》，就很明白地說，當年唐君毅對他極為器重，“那時看不到我的缺失，對我大為激賞，曾經一度推薦我擔任新亞校長，為我所婉辭”。也就是說，當1974年新亞書院為了學生前途考慮，不得不并入中大時，為了盡可能保持自身“自主權利”，唐苦心積慮挑選了兩大門生余英時與劉述先，前者安排他臨危受命過渡性出任新亞書院院長兼中大副校長，后者則部署他完全把持中大哲學系，從而讓“自己人”繼續牢不可破地掌控新亞話事權。這是儒學大師下的一盤權謀好棋，可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季孫之憂在蕭墻之內，禍患從來變于肘腋之下，后面數年最讓他哀痛絕望的，壓根不是什么中大校方，正是這兩位告老托孤的“好徒兒”。直白說，余英時與劉述先聯合起來，擊垮了新亞書院后期實質“當家人”唐君毅。

新亞書院創辦之初的錢穆（左二）與唐君毅（左四）

余英時、劉述先與唐君毅師徒決裂，就是因為這場從1974年開始的“中大改制風波”。現在回過頭看，它本身并非起于人事糾葛，而是真正的理念之爭：新VS舊的，少壯派PK元老派的，又由于雙方都自認為“根本原則”不容妥協，且私下確實缺乏溝通，最終不可收拾。本來，師弟之間，商評之語，何害于德，可要是互相人格猜忌上了，乃至彼此人身攻擊上了，順理成章只能兵戎相見，師生感情也得徹底破裂了。簡單歸納來說，唐君毅是新亞創辦人，后半生全部心血都在里頭，新亞比他命還重要，他不可能坐視其淪亡，而且他是傳統儒家文化立場，想要的新亞是古代中國“書院”式的，絕不認同變而為現代西式大學那種；而余劉都是喝洋墨水回來的新人，認為時代大勢不可逆，新亞過往那種抱殘守缺“家長制”是不可持續的，“舊的體制拖不下去，必須另覓前途”。再簡而言之，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唐還是舊理想主義情懷，認為大學得是“問道”的，而余劉則務實地體認到現如今只能是“求學”之所而已，根本認知就背道而馳，矛盾勢不可免。唐君毅是自悔看走了眼，招來了兩個“叛徒”與“白眼狼”，猜忌他們別有用心，所以幕后千方百計阻擾，“不惜一切代價負隅頑抗，并發動學生在輿論上猛烈攻擊”，全體同門“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一時間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余劉都成為背信棄義寡廉鮮恥的“小人”；而在余劉視角看來，我們處在舉步維艱的位置，你老唐尊為師長，不肯施以援手也就罷了，居然還“背后找學生來算計”（余說），直欲讓他們名譽掃地，此豈足以為人師，憤怒之下也就不再顧惜情誼，所以劉說“不能忍受人格受到懷疑，以致無法繼續來往”。原本，新亞宗旨，講求師生之間“慧命相續”，第一代第二代就搞成這樣，顯然也是很嚴重的打臉。1976年以后，唐君毅轉而支持另一批年輕人搞《鵝湖》，最珍重的文章都交予此刊發表，也未必沒有“鬧到出而哇之，飯糞莫辨，這才另起爐灶”之意。

老年劉述先

事后看，當代港島學界這宗著名的“謝本師”案，對老人唐君毅傷害更大。年輕才俊前途無量世界廣闊，一切往前看，還不至于膠執不息于此。很明顯，唐更看重師弟子情義，可“師道尊嚴”那一套又不容他主動低頭，只能不斷地內耗，而且他實在太看重“新亞”了，畢生心血都耗盡其中，所謂“新亞諸公是內圣外王，他是內圣外忙”，眼見它絲毫損傷都會痛到極點，遠不如“合伙人”錢穆豁達，為而不有，智及仁守，早早就隱身在外，不過問了。可以說，唐君毅生命中的最后兩三年，是在“身病”與“心病”的雙重煎熬中度過的，所謂“心兵之決蕩，事勢之煎迫，幾無一日停息，心力交瘁到難以承受”，心境前所未有地低落，整日獨傷魂而凄楚，改制風波與師生決裂就是痛苦的源頭。去世前，他在病床上與學生李杜回憶生平，說人生有三方面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成就“安身立命修身養性的功夫”，可近兩年經歷這些事后，猛然發覺自己“全未做到”,感覺一生所學“都是假的”，所以“望天加以數年”可以閉門思過痛下功夫，“但求人不知而不慍，夢魂時在清明中”。他在病中時，殊難為懷之事，顯然有那么兩件：一是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務必要在死前出版，以至于左手捧吐血右手拿筆校對，為趕工不肯盥洗，早飯都不吃；其二就是“被人誤解”尤其是讓余劉們“憾之不已”這件事。所以，他在交代遺愿時，說的是雖“所做和想做的事得不到人的理解與同情，但孤心長懸天壤，真理自會與有心人感應相契”；稍后，另一高足孫國棟去看望，他兩眼濕潤，泫然欲涕，自謂“一生對人、對事、對朋友、對后輩，總算盡了一些心，不為人諒解的事亦有，但不必計較”，類似言談遍布唐君毅晚年相關材料中。這些記錄，可說從不見“余英時”與“劉述先”他們的名字，卻明顯字字與他們相關，熟悉內情者一看即明。我以為，唐君毅的“速死”，也是與這場恩怨是脫不開關系的，因為心情太差了，差到了極點，所以連他家老傭人“金媽”都看不下去了，說他“越來越不成話了，常常半夜起身，在廳里唏唏噓噓的”，為之心痛不已。正是從那時起，他身體就開始不好了，極度疲憊，咳嗽不止，很快就檢查除了絕癥。

也是從目前材料看，大約自那時起，余英時與劉述先就被“逐出門墻”了?，F有的《唐君毅全集》書信卷，是1985年由唐夫人謝廷光親自編訂的，里面已經找不到余英時與劉述先的只言片語了，必是有意為之。尤其是劉述先，在整套“全集”中似乎永遠地消失了，唐君毅生命最后幾年也查不多任何聯絡記錄，是真正的至死未曾和解，至于余英時到底還是“老學生”，曾在最艱難的歲月里日日夜夜共患難過的，最后臨死之前尚可以“一笑泯恩仇”。具體說來，唐君毅是從1976年8月7日偶然發現肺癌的，至此到臨終前一天（1978.2.1)，近一年半的時間（合計545天）,他都留有日記的，每天來訪名單都有記錄，盡管由于日益握筆困難，其中有205天是由夫人代筆的?？梢钥吹?，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無論留港休養還是去臺手術，兩地師友都曉得他即將不起，幾乎都曾前往探望，實際上就是見最后一面，而劉述先的身影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即便從1977年年底起，有大半年身體狀況較好時分，唐基本上每天上午還是會到新亞研究所辦公或上課。就我閱讀所知，唐君毅患病期間，對他照顧最力的學生，應該就是那位日后以“美食家”蜚聲國內文壇的逯耀東。1976年8月22日到12日5日，唐君毅在臺治療106天，逯耀東夫婦代為張羅打點一切，且幾乎天天去醫院侍候，照料生身父母亦不過如此，讓人感動。此外那些門下“濟濟多士”，也多很給力，苦撐數十年的“新亞精神”在人倫之情這一塊終究還是有著落的，堪證“人之有道也”。

1986年，時任耶魯大學教授余英時回港中大講座.圖源：港中大校史館

唐君毅將死，劉述先固然是置若罔聞，但余英時是曾主動前往告別，見過最后一面的。那是1977年11月，余英時回港接受中大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期間與同門唐端正一道專程探望，具體時間為11月6日，只是同時段記錄都非常簡略，只一句“六日晴，校讀《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唐端正、余英時來”，老人心中有何波瀾，外人亦難揣測。只是情理上，其人將死其言也善，數十年的師弟子從此要幽冥殊途，什么恩怨情仇都可以放諸腦后了，余大概率會講一些推心置腹意在緩和的話，按中國人的理解，也可以視為“登門謝罪”了；而唐君毅本就是誠篤厚道方正君子，內心能多記恨這位愛徒呢，無非老派儒生，拉不下臉面屈高就下求和，如今人家如此低姿態，給了臺階下，也絕不可能惡言相向。所以，不久之后，他那本邊吐血邊校改的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終于出版，唐君毅還特意叮囑身邊人要給余英時寄送一本，實際也表明癥結已解，師徒之間已經講和了。只不過，時間不等人，兩人晤面之后僅三個月，唐君毅就溘然長逝了。死前，與妻子閑聊時，他還滿懷深情地追憶梁漱溟等“三位前輩”，說想著這些“前輩對后輩的關懷愛護之情，又感動又傷心”。

唐君毅去世后，社會公祭，遠在美國的余英時送挽聯，上書“我豈異趨，久而自傷”，也等于不承認有分歧。2008年，中大校內唐君毅銅像落成，“像銘”就是余英時執筆的，多年前我曾前往看到過，“風雨如晦，花果飄零，神州哲理猶能續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稱譽亦不可謂不高。至于劉述先，不僅《唐君毅全集》書信卷找不到身影，“紀念集”?匿跡潛形，就連目前保存的“挽聯挽軸挽詞唁電”來看，都是不著一字的，只是不曉得是唐夫人刻意刊落，還是劉本人至此還是無法釋懷置之不理，反正沒有看到任何舊怨松動跡象。后者也是有可能的，因為劉述先的為人，就是比較清冷的，在他自己的得意高足眼中，他的形象就是“冷冰冰的，是個充滿冷智的哲學家”，我在現實生活中也曾機緣巧合見過他，聽過他幾節課，我的觀察大抵也是如此。我覺得他是一個極度理智的學者，文質彬彬，吐屬清雅，但幾乎不流露任何感情色彩。我對他的印象頗好，比之當日所見的另一位“新儒家泰斗”成中英，那種優越感爆棚，時時刻刻不忘孔雀開屏志得意滿顧盼自雄狀，委實好太多了。唐氏去世30年后，劉述先公開辯稱，1992 年在臺的“第二屆當代儒學會議”，會后大家同往唐君毅墓地致哀，他曾被推為主祭，“我才得以告白唐先生在天之靈，現在當可以證明，我沒有做任何違背或損害新亞精神的事”，如此“單方面和解”，不知是否太晚了點呢？

至于劉述先2016年6月6日去世，兩天后就有牟宗三弟子岑朗天冒頭貼文說，牟生前對劉也很不滿，認為劉的那部朱子學成名作，是大量“參考”他的觀點寫成的，只是劉父劉靜窗對他有恩，所以“他就不得不噤聲”云云，這種學術是非曲直，我就無力判斷了。但我知道，所謂的“現代新儒家四賢”，錢穆、唐君毅、牟宗三這幾位，對于對朋友、門人的德行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可稱嚴苛。想當年，很年輕時起就追隨牟宗三的思想史家韋政通，初戀愛上一位要離婚而不得的有夫之婦同事，徐復觀知道后立馬寫信給牟宗三，牟則當即發來一通“命令”，勒令他“趕快、立刻斷掉”，并且痛罵一頓，也是小事情讓“師生關系就此拉倒”，讓老韋也是到老意難平《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水牛社2018版)。想他們新亞儒門，既立身行已不悖直道，對外人也是如此峻烈，當年唐君毅與余英時他們會因小事鬧到中道相違割恩斷義，自然也是不奇怪的了。

2026.8.13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