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能獨立于語言之外嗎？｜答辯·《現代性的編碼》

【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者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孔思宇（Ulu? Kuzuo?lu）副教授與三位中國學者討論其近著《現代性的編碼：中國文字與全球信息時代》（Codes of Modernity: Chinese Scripts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本文為評論文章之三。

清代學者劉熙載所著的漢字書法理論《書概》中有記：“畫山者必有主峰，為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筆，為余筆所拱向。”這一對漢字塑形與結構的認識不僅為歷代書法家所討論，在現代漢字的設計工作中也逐漸形成一類原則：主筆是視覺結構中重要的部分，副筆則次要。筆畫往往遵循主副關系繪制粗細。

探索中文語言與文字現代性是近年頗具活力的學術工程，而在該領域的長期實踐中，語言似乎居于主筆的地位，文字卻淪為余筆或副筆。現有的研究盡管從不同的論述框架與視角多次重審了各類漢字改革/革命方案，以厘清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中這一龐大復雜的系統應對了何種挑戰、如何在現代世界中變化與發展。然而，正如孔思宇在其新著《現代性的編碼：中國文字與全球信息時代》的導論中指出，歷史研究與敘述“延續了中國改革者自身構建的語言中心主義框架”——將文字改革方案視為語言改革的產物。在此之上，《現代性的編碼》一書最具啟發性的工作之一即是嘗試挑戰此前的闡釋模式，以期在漢字改革/革命動蕩的過去中發掘文字獨立于語言之外的本體論。

孔思宇主張，文字改革并非語言改革的附屬品，而是根植于現代信息政治經濟學背景。信息時代的經濟形態通過在中國建立全新的思維與文書勞動體系，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知識經濟結構。與此同時，信息時代的確立與全球擴散和資本緊密交織，其理念強調人機協同勞動中的效率，基礎無疑也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字母化經驗和技術所建造。由此，作為知識經濟基礎的漢字體系以及環繞它在中國長久確立的勞動形式與知識技能遭到動搖。當時的文字改革方案，正是旨在滿足這一以新型技術和設備為根基、融入了效率與生產力等工業價值觀的經濟體系所提出的需求。

借由在信息轉向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生成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現代性的編碼》重新配置了語言與文字的主副筆關系，進而將漢字改革/革命這一問題的視覺重心遷移至信息技術、腦體勞動、工業效率等一系列網格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敘述結構上，孔思宇并未急于立刻在這些網格中檢驗該領域學者耳熟能詳的改革方案，而是首先追溯了二十世紀文字改革運動興起前晚清改革者作出的嘗試。無論是蔡錫勇為了提升中文信息管理效率發明的速記法，抑或王炳耀為適配電報系統設計的語音編碼字譜，都基于他們對當時信息化、工業化中新型經濟規律的認識。這一認識不僅確認了當時文書勞動中的資源匱乏與效率低下，而且形成了確切的方案，并承諾以“使民眾掌握新技能，培養出高效勞動者”為目標，進而使其“能夠充分發揮智力勞動價值，真正成為社會的生產性成員”。這些早期論述與方案有說服力地重新定位了漢字改革/革命的起源及其發生的動力。這一動力貫穿后來的文字改革方案之中，并始終與不同的政治愿景與意識形態編織在一起。

縱觀全書涉及的漢字改革者與方案，沈學關于大腦的論述是獨樹一幟的，其理論與文字方案最直接地例證了孔思宇的洞見：“當時的改革者在于思考文字本身的物質屬性而非言語與語言本身；對他們而言，文字正是構建中國新型傳播與知識經濟體系的關鍵技術手段。”具體而言，沈學不僅試圖結合工作條件、通信技術以及翻譯科學成果解決漢字這一基礎設施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的效率低下，而且明確將人字交互之間的效率問題與腦神經、腦疲勞結合、腦功能障礙等問題結合在一起，如孔思宇所述“他[指沈學]的文章向當代讀者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大腦與文字究竟有何關聯？”不過，令人思索的是，這種以大腦為中心，探索文字與腦體交互，以及對勞動中所產生的器官疲勞與功能障礙的研究興趣似乎并沒有在后續漢字改革者的論述中被真正廣泛地延續。除沈學以外，書中確實提及了譚嗣同、陸費逵及錢玄同也將工業經濟背景下的人字關系問題直達大腦以突出文字體系與大腦勞動之間的關聯，但后續章節呈現的材料顯示，如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漢字重組與簡化項目，則鮮少涉及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腦疲勞、腦力浪費以及器官功能障礙，而是側重研究如何通過精簡漢字數量、減少筆畫等方法提升識字、閱讀、寫作、記憶等行為的運作速度。

致力于大眾教育與信息管理的項目，雖也體現著漢字改革者如何基于變化的經濟知識結構以及文書勞動的新要求改造文字以提升生產效率，但我認為其技術目標與沈學以及美國科學管理與心理學實際產生了微妙的差異。具體而言，在第三、四章中，孔思宇通過翔實的材料將文字改革工程置于跨太平洋的中美技術交流網絡之中，但是，沈學在十九世紀末對于腦力勞動機制的探索與視角、及其對效率的理解，似乎比這一時期的漢字改革者更接近美國學者對閱讀等實踐進行科學調查的核心關切。世紀之交，如Edmund Burke Huey這樣的心理學家開始嘗試揭示閱讀等行為對大腦、神經、心智及眼睛造成的影響。這一系列的研究不僅涉及研究影響學習或讀寫的具體機制，也十分關注如何經由調整與文字相關的各種參數來解決其對包括大腦在內的人體造成的負擔與功能障礙。在第三章開頭對于泰勒主義科學管理和心理學研究的簡述也顯示出對“疲勞”這一認知在當時美國工業社會生產與文化中所占據的地位，而這種認知的來源以及對大腦的思考不止于對培訓工業勞動力的需求。Adrian Johns指出，閱讀科學在美國變得至關重要也源于二十世紀初與日俱增的視覺刺激與感官沖擊，特別是各種類型、大小的印刷文字如潮水般涌來。這些新型的、大量的人字互動的體驗不局限于近距閱讀書籍與報紙，還包括無處不在的商業廣告、標語或是早期電影。由此，“閱讀”成為需要警示的行為，需要科學方法以究明其機制與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這些過量視覺勞動所形成的“特殊疲憊”。這反而成為信息工業社會生產生活中令人擔憂的“低效”。與之相對的，后來的漢字改革者確實從太平洋彼岸獲得了靈感、理念與具體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工具，但是，在項目實際落地之時，卻似乎更多地側重如何提升特定勞動行為的速度，而非將復數類別的人字交互置于整個信息工業社會中考量。

這一差異更深層次地反映出部分漢字改革者為效率提升創造的技術項目在應用場景與技術目的上可能存在的單一性——其集中在更加固定的勞動形式，或說是人字交互模式。以大眾教育運動為例，發明的方案實際聚焦于個別最特定的、突出的需求，專注于解決識字教育中漢字的低效。簡而言之，是語言文字習得和基本讀寫的低效。這一需求對文字方案開發與校驗局限于一類交互場景，例如，某種文字是否易讀，即意味著當文字被印或寫在紙上，在一般讀書的視距予人閱讀時，人是否能最快速地接收字承載的語言信息。或許可以說，如果文字改革的物質性基于其對于滿足經濟需求的考量，那么此處的經濟需求實則明確為在近距閱讀場景中實現最快速度地實現文字儲存語言信息的功能。這種單一性的顯現在兩個方面是頗有啟發性的。第一，單一性并非某種落后性或局限性，它實則體現了相應的漢字技術方案與特定功能需求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再次支持了文字改革驅動于信息時代的物質變革，并根植于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的判斷。在這一層次上，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無論使用字母或是非字母體系，其在信息時代的新型經濟機構下都發生過所謂“文字改革”以優化勞動生產效率，只是其關切必然存在差異。第二，這種單一性不禁讓人思考，中國文字改革的論述與方案對語言信息速率方面的強調，是否一定程度限制了我們對于漢字在信息時代功能的理解？語言信息傳輸是否成為漢字在經濟結構中唯一被認為有價值的需要增強的功能？在提升語言信息的速率以外，改造漢字能否指向其他的技術目的？此處，可以再次提出《現代性的編碼》開篇的那個重要問題：“文字（作為技術）是否擁有獨立于語言（功能）之外自身的本體論？”

林郁沁的《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一書捕捉到一個有趣的例子。陳蝶仙在創作蝴蝶牌商標時，混合了視覺和語言學元素，將文字圖案融入蝴蝶的意象。其中，篆書被選作家庭工業社名稱的字體，整合到蝴蝶圖案里。在林郁沁看來，商標中選用篆書很難說是偶然。這種字體歷史悠久，蘊含豐富的雕刻、收藏和璽印文化，所以篆書為陳蝶仙的商品賦予了一種博學和古典文化的意味——這是陳蝶仙及其文化產品和工業制品都試圖體現的東西。在這一商標中，如果以傳遞語言信息這一工業標準檢查與圖案融合的文字，這一文字的效率無疑是低效的。文字為了適配圖案已發生形變，結構的變化、不尋常的方向以及字體的選用這些都不利于現代“閱讀”與接收語言信息。然而，商標上的文字卻傳達出語言以外的信息，其具有文化信息與美學信息。這些信息同樣具有價值。同代的作者汪泰鈞認為“中國社會識字率低，哪怕不識字的人也能辨認商標……一個有效的商標要和出售的商品相關，要有藝術性的畫面”。

陳蝶仙創作的商標

蝴蝶牌商標

《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美]林郁沁著，陶磊譯，光啟書局，2023年6月

在專注于提升語言信息效率的改革者之外，有許多像陳蝶仙這樣的人意識到漢字能傳遞其他類型的信息，并且可以通過具體的“技術方式”操縱這些信息。換言之，正如《現代性的編碼》所述，他們意識到了漢字所具備的“獨特的技術能力”，甚至，這種能力不僅反映在漢字作為語言表征工具，其也可以成為脫離語言的視覺或美學裝置。從調整文字的字體、字形、字重、字級、字距等，到文字的顏色、呈現的媒介、書寫或刻印文字的材料、人與字的視距、角度等，都能調整不同信息的傳輸機制。試想寫在大眾掃盲讀本上用宋體印上的一個黑色小字，其在一般的閱讀情景中可能只傳達了其語言信息，而當它放大為十米寬高的規模并以鮮紅的字跡印在戶外的建筑之上時，其傳達出的信息又將如何？另外，正如汪泰鈞提及，“不識字的人”實則也能經由視覺接收字的信息，并與之發生交互，只是并非語言信息。在這一層次上，或許文字完全具備獨立的本體論。這種例子并不少見。在革命年代，文字作為視覺裝置可能得到了最大規模的運用。而在當代，視覺設計中也時常融入觀看對象無法閱讀的“外語”，這些文字能夠形成圖像與裝飾物引導視覺重點、規矩畫面結構、甚至提升其他“可讀的”語言文字的信息傳輸效率。

以此，再回到漢字改革/革命的歷史。各類文字改革方案旨在信息時代訓練與培養出適應新型經濟結構與勞動形式的身心，但是，其對于文字的調整方案是否引發了其他信息維度與功能的變化，進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身體？其中一個可能的思考來自作家阿誠在其散文隨筆中寫出這樣一個觀察：“從小只受過簡體字教育的設計者，多少都會喪失某些對密度的敏感，這明顯體現在目前刊物的版面設計上，文字聚集的密度與圖的密度不平衡。”不過，無論簡體繁體，或者不同字體、字形，文字如何經由眼腦作用于身體的機制尚不明朗，這一重要問題至今未能充分探索。當代的中文字體與排版，大多是某種“集體無意識設計工作”。漢字有待進一步解碼。

以上延伸，部分已然超出《現代性的編碼》主要討論的那些與漢字改革/革命緊密相關的文書工作及腦力勞動形式。不過，孔思宇的一系列問題意識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切角——切角指筆形設計中筆端切線的角度，其結合書寫方向將引導觀者想象筆勢的快慢——將文字體系視為塑造信息時代的核心技術，促使讀者深入漢字這一現代性編碼，正如他所寫的：“每種文字體系都蘊含著在人類、機器、思維與語言之間建立全新聯結的內在潛力。”

《現代性的編碼》一書在探究文字改革與語言政治的關系，以及全球史的視角下多類型的跨國技術網絡等方面都對已有的學術討論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本文在此未能討論充分。不過，可再贅述一點的是，孔思宇指出的文字改革呈現出全球性同步性這一現象，在近期的學術討論中有所呼應。林少陽在對漢字圈語言現代性的研究中發現這一“文字革命”與現代性自晚清起是高度關聯的。這一關聯性的一個特點即是鐘雨柔所著《漢字革命: 中國語文現代性的起源（1916–1958）》中呈現的聲音中心主義問題。那么，按照《現代性的編碼》所主張，如果這種同步性源于信息時代全球傳播實踐的深刻變革，強調聲音中心主義的歷史形成，實質根植于政治經濟背景下的文官制度與腦力勞動體系，那么這一論述框架應有潛力從信息技術的角度處理整個漢字圈的改革/革命。如今在計算機技術主導的信息社會，漢字在字母文字中心的系統架構中再次產生矛盾。簡單來說，中文、日文、韓文、越南文等書寫系統共通的漢字被合并為同一編碼以節省編碼空間，然而，同一漢字在這幾種語言中的書寫習慣與字形不盡相同，這導致一系列字形混淆、字體顯示、編碼重疊，這些技術問題被稱作“CJK”或“CJKV”。當下面臨的技術問題與縈繞其上的憂慮，在過去的歷史中必然有一片相仿的投影。墨磊寧對中文打字機的研究將這一問題追溯到戰時日產打字機在中國的應用歷史，但這很可能僅是漢字圈技術史的一個小節。

《漢字革命: 中國語文現代性的起源（1916–1958）》，鐘雨柔著，張千可、鐘雨柔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3月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美]墨磊寧著，張朋亮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閱讀《現代性的編碼》一書的大部分時間中，我始終坐在桌前注視著筆記本電腦屏幕上呈現的書頁。文段遵循我們所熟悉的學術格式慣例——提及中文專有名詞時，在英文翻譯后以斜體呈現拼音，再跟隨漢字，進而在句子與段落中形成了中英混排的格局。然而，對漢字而言，存在字身與字面兩個概念，字身是活字印刷中活字模的實體范圍，在數字排版中即為漢字的外框，而字面略小于外框，一行字在上下左右四個方向都有框線；對英語來說，每行字以字母下方的隱形的基線對齊。因此，漢字排版時對齊的是字框線，而英文則是底部基線，在一般未調整的排版工具中，基線與字框線之間未能對齊。書頁上中英混排的文字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版面的易讀性與閱讀的效率或許難以立刻言明，但是，這一問題切實反映著，迄今為止，漢字仍在應對文書工作及腦力勞動形式的變革中持續發生著張力。

王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