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成總統了？美國民調公布，美沒料到，25州起訴特朗普開始逼宮

大家好，我是阿權。一邊是遲遲難以收場的美伊沖突，一邊是不斷遭遇法律挑戰的關稅政策，特朗普正同時承受外交、經濟與選舉三重壓力。

油價上漲、生活成本增加，讓美國民眾的不滿快速累積；而國會授權、關稅合法性等爭議，又給民主黨提供了持續進攻的空間。

隨著中期選舉臨近，這兩場危機是否會共同改寫特朗普接下來的政治命運？

一場發生在中東的戰爭，最終會不會改變美國國內的政治版圖？很多人可能覺得，兩者之間隔著上萬公里，似乎沒有多少直接聯系。

但現實往往恰恰相反：海外戰場上的每一次升級，最后都有可能以油價、物價、財政支出和傷亡數字的形式，出現在美國普通家庭的賬單上。

這也是特朗普目前面臨的最大麻煩，當地時間8月3日路透社與益普索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總體支持率已經降至35%，處在其第二任期的低位，僅比今年4月創下的34%最低點高出一個百分點。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期選舉的模擬數據：如果現在舉行國會選舉，42%的登記選民傾向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比例則為37%，在獨立選民當中，民主黨的領先優勢更加明顯。

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組民調數字，但數字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國選民對經濟和戰爭問題的焦慮正在疊加。

美伊沖突持續數月后，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到嚴重影響，能源市場的不確定性明顯上升，路透社的調查顯示，自戰事開始以來美國汽油價格累計上漲超過25%。

對于每天需要開車上班、接送孩子、購買生活物資的普通家庭來說，國際戰略究竟多么宏大，往往不如加油站價格牌上的數字來得直接。

更何況，美國民眾對這場戰爭本身也沒有形成廣泛共識，7月底的另一項路透社與益普索調查顯示，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支持對伊朗的戰爭，多數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政府并沒有清楚解釋戰爭目標。

特朗普曾先后談到削弱伊朗導彈能力、阻止其獲得核武器，以及推動伊朗內部政治變化，但目標越多，反而越容易讓選民產生疑問：美國究竟想做到哪一步，又準備付出多大代價？

阿權認為，這才是特朗普真正危險的地方，美國選民并不是突然對國際事務產生了多大興趣，而是戰爭已經穿過新聞畫面，進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汽油變貴、商品漲價、政府繼續增加軍費，這些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從外交爭議轉化為選舉情緒，特朗普過去一直強調自己反對無休止的戰爭，并把降低生活成本視為重要政治承諾。

如今，戰爭遲遲看不到明確終點，物價壓力卻越來越現實，這種承諾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正在削弱他的政治信譽。

那么，這種民意變化僅僅會讓共和黨少拿幾張選票嗎？恐怕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圍繞美伊戰事，美國國內最激烈的爭議之一，并不是伊朗是否構成威脅，而是總統有沒有權力在缺少國會授權的情況下，長期發動并維持大規模軍事行動。

美國憲法把宣戰和撥款等重要權力交給國會，總統則以三軍統帥身份負責指揮軍隊。

問題在于，現代戰爭很少再以傳統的正式宣戰開始，總統往往以國家安全、緊急威脅或者保護美軍為理由先采取行動，國會隨后再試圖進行約束。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后，民主黨議員一直指責白宮沒有事先取得國會授權。

眾議院民主黨領導層明確表示，除非面臨必須立即應對的緊迫威脅，否則總統在發動相當于戰爭的軍事行動前，應當向國會說明理由并尋求批準。

這場爭論后來不再局限于口頭批評，7月23日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以214票贊成、208票反對，通過了一項戰爭權力決議。

要求特朗普在沒有得到國會批準的情況下停止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四名共和黨議員也站到了民主黨一邊。

不過，同一天參議院以49票對47票阻止了一項內容相近的決議，這意味著國會內部雖然已經出現明顯裂縫，但尚未形成足以全面限制白宮的統一力量。

也正因如此，2026年中期選舉的重要性被進一步放大，共和黨目前需要守住國會控制權。

而民主黨的目標不僅是贏得更多席位，更是重新獲得調查、傳喚、預算審查以及推動彈劾程序的政治空間。

一旦民主黨奪回眾議院，特朗普政府在戰爭決策、關稅政策、財政支出等問題上，都可能面對更加密集的國會調查。

但這里必須說清楚：民主黨贏得中期選舉，并不等于特朗普一定會被彈劾；眾議院啟動彈劾，也不意味著總統一定會被罷免。

彈劾是政治與法律共同作用的復雜過程，最終是否推進，還要取決于證據、黨派力量和社會輿論。

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美伊戰事越往后拖，特朗普面臨彈劾調查和政治追責的風險就越高，而不是中期選舉一輸，總統寶座就會自動易主。

對特朗普而言最理想的局面顯然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推動戰事降溫，至少讓霍爾木茲海峽恢復穩定航運，進而緩解能源價格壓力。

否則，共和黨候選人很難避開一個簡單卻致命的問題：這場沒有得到國會明確授權的戰爭，究竟給美國普通人帶來了什么？

戰爭問題尚未解決，特朗普的另一項標志性政策——關稅——又開始把壓力送回美國國內。

特朗普一直把關稅視為解決貿易逆差、制造業外流、供應鏈安全甚至地緣政治問題的重要工具。

在他的政策邏輯中，只要提高外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就能夠迫使企業回到美國建廠，也能讓貿易伙伴在談判桌上作出讓步。

但關稅并不是一張由外國政府直接支付的罰單，商品進入美國時，首先向美國海關繳納關稅的是美國進口商。

企業可以選擇壓縮利潤，也可以要求海外供應商降價，但更多時候，成本會沿著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的鏈條逐步傳導，最終體現為商品漲價。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此前研究發現，美國進口商承擔了過去一輪301和232關稅的絕大部分直接成本，因為含稅進口價格基本隨關稅同步上漲。

美聯儲的研究也發現，關稅沖擊會逐漸傳導到零售價格，并迫使部分家庭減少購買或轉向價格更低的商品。

換句話說，關稅大棒揮向海外，賬單卻常常留在美國國內，今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作出裁決，認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并未授權總統利用國家緊急狀態大規模征收關稅。

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并不是認定總統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權調整關稅，而是認為特朗普政府選擇的這一項法律，不能支撐如此廣泛的征稅措施。

此后，特朗普政府又嘗試通過《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和第301條尋找新的法律依據。

截至8月初美國政府已經退還大約1000億美元此前被法院推翻的關稅，占相關征稅總額的約六成。

但白宮又以打擊強迫勞動、保護美國商業利益為理由，對大約60個貿易伙伴的進口商品征收10%或12.5%的新關稅。

8月3日由紐約、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等25個民主黨主政州組成的聯盟，再次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

指控特朗普政府濫用301條款，把原本應當針對具體貿易行為的工具，擴大為覆蓋眾多國家和商品的普遍性關稅。

這些州要求法院宣布新關稅違法，認為白宮是在更換法律名義后，重新推行此前已被否定的關稅政策。

醫藥領域的風險尤其值得關注，特朗普已經提出，從2028年8月開始對進口仿制藥征收100%關稅。

一年后提高至200%，以推動藥品生產回流美國。目前，這項措施仍是未來計劃，并未立即全面生效。

問題在于美國仿制藥供應高度依賴海外生產，印度藥企提供了美國市場接近一半的仿制藥處方。

如果關稅過高，而美國本土產能又無法在短時間內補足，部分低利潤藥品可能面臨供應減少、退出市場或者價格上漲的風險。

阿權覺得，關稅并非完全沒有作用，在特定產業、特定時期，它確實可以為本土企業爭取調整空間，也能成為貿易談判籌碼。

但問題在于，任何工具一旦被當成“萬能錘”，政策制定者就容易把所有問題都看成釘子。

國家安全可以加關稅，貿易逆差可以加關稅，供應鏈問題可以加關稅，外交爭端依然可以加關稅。

工具使用得越頻繁，市場越難判斷企業未來的真實成本，消費者也越難避開價格上漲。

如今，特朗普面對的已經不只是海外貿易伙伴的反制，而是美國法院、州政府、進口企業、普通消費者和選舉民意共同形成的壓力。

一邊是尚未結束的伊朗戰事，一邊是不斷遭遇法律挑戰的關稅政策，一邊推高能源價格，一邊增加商品和供應鏈成本。

兩條看似不同的政策線，最后卻匯集到同一個政治問題上：美國普通人是否認為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了？

中期選舉從來不會只圍繞某一場戰爭或者某一項關稅展開，真正決定選票的往往是選民打開錢包時的感受。

戰爭能否盡快收場，能源價格能否回落，關稅政策能否經得起法院審查，都會影響特朗普接下來的政治道路。

關稅這把錘子還能揮多久，美伊戰事又能否在選舉前出現轉機？答案或許不只關系白宮的外交戰略，更可能決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程，還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