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拿731試探底線？日本右翼戰略新變化

高市甘冒大險，不惜拿731挑釁中方，也要試探底線，她到底有著怎樣的盤算？對于她的行徑，日本國內又是什么看法？

近期有關日本“國家情報局”正式掛牌成立一事引發了不小的爭議。這件事在今年早些時候已經在日本國會通過了相關法案，標志著日本正式建立屬于自己的國家級情報機構。需要說明的是，高市早苗的舉措并非一個孤立的動作，而是一系列、多層次的戰略舉措，是其“再軍事化”陰謀的一部分，最終目的是為日本成為“軍事大國”鋪路。

此前日本情報職能分散于外務省、防衛省等多個機構，而新設立的“國家情報局”由“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而來，擁有跨部門的情報綜合協調權，能夠強制要求各政府部門提供情報。這實質上實現了情報權力的高度集中。在機構之上，還設有由高市早苗親自擔任主席的“國家情報會議”，使其成為“直屬”首相的情報工具。

而在這以前，高市政府已經持續推動擴軍備武、大幅增加防衛預算、發展遠程打擊能力等一系列“再軍事化”措施。大家由此不難發現，這次高市設立該機構，與以上動作密切呼應。所以，高市早苗推動成立“國家情報局”，它絕非一次簡單的機構改革，而是一場意圖通過集權情報力量來撬動整個國家體制向“新型軍國主義”轉型的關鍵一環。

說到這里相信很多朋友也會產生一定疑惑：很多國家都有國家級情報機構，為什么獨獨日本成立會引起這么大的爭議？大家千萬不要被日本的渾水摸魚給騙了，日方的行徑之所以引起廣泛的憤慨，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都比較了解的，日本作為戰敗國，在國防建設上本就受到一定限制；二是日本這個新機構和別國的情報機構，根本不一樣！

在其他體制健全的國家，情報機構雖然擁有很大權力，但普遍受到法律和獨立機構的嚴格約束，核心是防止權力濫用。尤其處境和日本最為類似的德國對情報機構更是高度警惕，建立有議會嚴格監管的制度。

反觀日本是個什么情況呢？新機構直屬于首相，在制度設計上沒有設置任何監督與制衡機構，既沒有國會的有效制衡，也沒有獨立的第三方監督和司法介入。并且這個新機構的情報活動定義寬泛，且缺乏保護公民隱私和政治中立的條款，存在權力被濫用的巨大風險，儼然就是歷史上的“特高課”重演。

“特高課”是軍國主義日本的政治思想警察和秘密特務機構，其不僅大量參與軍國主義日本的對外侵略暴行，對內還依據《治安維持法》等法律，殘酷鎮壓進步運動及反戰言論，鉗制民眾思想。也正是因此，高市這次成立國家級情報機構，對日本民眾而言，本身就等于揭開了一段不幸且骯臟的記憶，日本國內不乏批評的聲音。

人們擔心該機構沒有國會制衡、沒有司法介入、也沒有第三方監督，權力存在被濫用的巨大風險，可能淪為執政黨打壓異己的“政治打手”。并且高市可能以所謂“國家安全”為名，將普通人的日常交往、政治表達甚至反戰活動都納入監控范圍，嚴重侵犯思想、信仰和隱私等基本人權。此外，日本抗議者還有一點不滿，就是以高市為代表的右翼政府在推動與戰爭相關的情報局時雷厲風行，但對關乎民眾生活的“防災廳”等議題卻拖延推諉。不得不說，這種對比很難不令人心寒。

日本國內尚且如此，國際社會的批評聲就更嚴重了，因為這明顯就是日本右翼勢力掙脫戰后和平體制束縛、加速軍事擴張的危險信號。特別是對中方而言，日方特地選在7月31號這樣一個敏感的日子掛牌成立該機構，明顯帶有揭中國人傷疤的意圖，中方怎能不憤怒？為此我外交部發言人明確指出，歷史上日本情報機構曾為發動侵略戰爭鋪路，此次設立“國家情報局”是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極動向”，嚴重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國防部則指出這個新機構是“打造服務軍事擴張和戰爭準備的情報體系”。

中方是最早察覺到日本右翼野心的國家之一，以高市早苗為代表，日本右翼政客頻頻參拜靖國神社、大搞“修憲”、掩蓋美化侵華戰爭等行徑早已受到中方的明確反對，近年，日本右翼明顯更有意再次引導國內的歷史敘事變化，過去，日本右翼修改歷史敘事的主要手法，是將對外侵略重新包裝成“自衛戰爭”，并將禽獸不如的戰犯美化，以此逃避戰爭責任。

而近年來，隨著日本加速“再軍事化”野心，它不再僅僅滿足于“免罪”，而是開始從軍國主義理論中提煉新術語，為當下的野心服務。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市早苗提出的“存亡危機事態”這一說法，和日本發動侵華時的話語高度相似。

諷刺的是，在這個時候，日本國會參議員、漢奸石平竟然還跳出來狡辯更反咬一口，說什么一個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情報機關，本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更強調中方有自己的情報機構卻批評日本，為此他污蔑中方是“只許中國放火，不許外國點燈”。基于我剛才為大家介紹的日本這一“國家情報局”貓膩，大家就能發現，石平的辯解完全就是混淆現實，不僅恰恰暴露了日本這個國家的狼子野心，更直接表明石平其人數典忘祖、為昔年曾迫害自己先輩的日本軍國主義張目的卑劣本質，注定為全體中國人所唾棄。

總體來講，這起事件的本質，是日本右翼勢力借著成立新機構的機會，刻意選擇“731”這個承載著亞洲受害國人民歷史傷痕的日期，為掙脫戰后和平體制束縛、重走軍事擴張老路的一次試探底線之舉。

我們不能僅僅從情緒出發，對此感到憤慨，更要意識到高市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為自己的野心鋪路，當下還只是一個開始。她當下的所作所為，就對內強化控制，對外服務擴張，事實上構成了對日本二戰后安全框架的重大突破，再結合日本右翼的野心，她也給東亞地區乃至整個亞太的安全格局帶來了新的變數和挑戰。各國，尤其是身處約束日本野心第一道防線的中俄，對此無疑已經開始保持警惕，其他國家也需盡快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