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見面，去說話，說廢話也可以

一個講脫口秀的，一個寫小說的，靠“說話”混飯吃的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聊了近兩個小時。

他們從“變化”聊到“真實”，什么樣的生活會引起關心？為什么越是追求真實的表達，就越可能顯露語言的虛構？如果人一開口就在美化自己，那么交流究竟意味著什么？

脫口秀的技能和東北人的天賦讓全場笑聲不斷，追問卻并不輕松的：

如果我們越來越害怕受傷，越來越不確定，越來越習慣沉默，我們為什么還要走近另一個人？

7月24日晚，作者鄭執和脫口秀演員小鹿——兩位風格迥異卻又彼此欣賞的創作者相聚在上海庫布里克書店，暢聊創作的靈感來源與寫作技巧，也分享自己作為表達者的迷茫與堅持。

六七年前，鄭執曾在一次文學頒獎禮上半開玩笑地說，下一部長篇想寫一本“能讓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看懂，同時還能擁有相當文學水準的小說”。

臺下人當作一句玩笑，鄭執卻是認真的。

鄭執從小由姥姥帶大，家中許多女性長輩文化水平不高，卻并不排斥閱讀。他的上一本短篇集《仙癥》中，有許多取自家庭生活的細節和靈感，也正是這本與長輩們生活密切相關的作品，只收獲了她們三個字的評價：“看不懂。”

那一刻，鄭執很心酸。對他來說，作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不斷“出賣別人和出賣自己”：

“偷走了別人的人生經驗寫成一篇小說，別人看的時候最后得到的回饋是看不懂，我覺得很心酸，文學好像有了一道屏障。”

“確實有些名著小說很高深，但也有一種小說，回溯我小時候喜歡的那種，只要識字都能看得懂的小說。”

“我覺得這個是我應該努力的方向。”

談到《朱砂掌》的創作緣起，鄭執沒有給出一個可以被簡化成“靈感乍現”的答案，對他來說，長篇小說并不是某天突然降臨的一套完整設計，反而更像一個緩慢生長的生命。

“突然某一天，一個人吸引了你。你覺得TA的人生太有魅力，對命運的態度極其特別。你越琢磨TA，就越放不下TA。”

有時最先出現的是一個人物，有時是一句話，也可能是多年以前沒有想明白的一件事。它們被暫時記錄下來，彼此之間還沒有明確關系，甚至可能五年后依然找不到用途。直到人生走到另一個階段，過去的碎片才逐漸產生聯系，“像胚胎發育一樣，一點點長大，長成人形”。

這種漫長與復雜，正是長篇小說對鄭執的吸引力。它容得下一個人在幾年間積累的困惑、疑問和思考，也允許許多無法被一句話說明的感受同時存在。

對比脫口秀和小說，鄭執認為：脫口秀需要在高度濃縮的時間里完成鋪陳、遞進和反轉，讓觀眾清楚地接收到表達；小說有時卻恰恰相反——“你感受到了，但說不清這個感受”。

在他看來，如果所有經驗都能夠被明確的語言徹底說盡，小說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創作對象的變化，直接帶來《朱砂掌》風格上的變化。

《朱砂掌》延續了鄭執小說一貫強烈的故事張力，卻在人物、語言和敘事重心上顯露出明顯變化。鄭執以往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常常是帶有鮮明地域氣息的“東北受挫男青年”，新書《朱砂掌》的主角則變成了兩位不同代際的女性，語言也不再依賴密集的東北方言和短句，顯得更克制、更矜持。

鄭執將這種變化解釋為創作中持續的“求變”。對他而言，《仙癥》中的六篇短篇，已經滿足了他在某個階段對短篇小說的訴求，“表達得差不多了”，繼續沿著同一方向寫下去，也許會形成更加醒目的個人標簽，卻會“喪失一定的熱情和樂趣”。

對于語言風格的轉變，鄭執強調：“拋開敘事談語言是不恰當的。”

“選擇用哪種口吻講故事，取決于故事內容和人物設定。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要準確，這是所有小說的首要訴求。”

這種準確性，在小鹿的閱讀感受中表現為人物的“真實存在”。她說，小說里的每一個女性角色她都十分熟悉，朱玉環甚至令她回想起多年前在北京認識的一位保潔阿姨。

“她們很像生活在一個巨大的扁豆里，在里面努力通關，但竭盡全力也突破不了扁豆的邊緣，還經常滑下來。”小鹿用這個帶有喜劇感又令人心酸的比喻，描述自己的感受。

小鹿格外理解小說中王潤南的狀態。作為調查記者，她逐漸失去說話和介入世界的欲望，甚至會懷疑“自己曾經真的是那樣一個積極追問、不斷表達的人嗎？”

鄭執用當下流行的說法形容王潤南的狀態：活人微死，死感很重。王潤南并未在物理意義上停止生活，身心卻始終處于一種懸置狀態，對工作、關系和情感都失去了回應的能力。

這種人物狀態難以僅靠情節說明，相較直白的表達，更需要語言上的節制和留白，也需要作者不急于替人物總結。因此，《朱砂掌》采用了多種敘事手法，讓人物在書信、回憶和轉述之間逐漸顯形，進而締造了“人物的真實”：每一次猶疑、冷漠、善意和自我辯護，都讓讀者相信——人是有可能變成這樣的。

小鹿在現場稱贊鄭執“謙卑”，笑稱“謙卑是男人最好的醫美”，鄭執則順勢追問：此刻我表現出來的謙卑真的可信嗎？

“人生有一個很大的悖論。”鄭執說，“人開口描述自己時，并不存在真正的真實。人一開口就是虛構。”

這一懷疑被直接寫進了《朱砂掌》里——王潤南通過朱玉環的書信獲得了轉述她人生的機會。但朱玉環的自述真的可以完全相信嗎？有沒有可能她希望能從王潤南那里獲得同情，從而讓報道影響輿論，乃至影響案件的判斷？朱玉環在信中寫下的回憶，哪些接近事實，哪些又在漫長歲月里被強行賦予了邏輯、重新解釋？

“我把一篇小說寫得像非虛構文學，通過潤南的筆法來講述。一開始她很客觀，像描述一件事，但當她開始講述朱玉環的人生時，越來越像小說，像傳奇故事，到下一章又抽離出來。”

“小說也探討了語言的自我包裝和表述的自我美化問題。”

這并不是一種單純的敘事游戲。小說在反復提醒讀者：事實經過多重講述，已經很難回到未經解釋的原點。

鄭執同時指出，有一種真實不會因此消失——那些確實發生過的感受。

小說中，小女孩V即將離開時，王潤南抱住她，“試圖讓她的心也被刺痛我心的東西刺痛”，孩子沒能做出她期待的反應，成年人復雜的感情得不到回應。

“那一刻你知道這種感受是真實的。”

“至于他們所說的，甚至寫在信里的字，你都可以選擇不相信。”

“為什么還想要說話？”這是活動全場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整場對談最終的歸點。小鹿坦言自己其實處于表達欲比較低迷的狀態，鄭執也提到他前幾年相對封閉的生活，除了進劇組拍攝，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中。特別是疫情期間，當活動范圍和面對面交流受到限制，他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物理距離帶來的交流阻礙。

“然后我就會想，人跟人說話的欲望，到底是為了什么？”

“為什么生命要產生鏈接，那樣會讓我覺得活著還是很有意思、作為人還是很有意思的鏈接？”

鄭執一直認為恨比愛更持久，因為愛需要經營，需要人不斷克服惰性，恨卻更接近本能。但比愛或恨更危險的，是對所有情感都提不起興趣。王潤南重新想起自己為什么恨，愿意向別人講述這種恨，反而證明她生命力的回歸。用小鹿的話說：“多么活潑的恨意啊。”

小說結尾的對講機意象，也來自鄭執對距離的思考。

他曾經從成年人的角度向孩子解釋過電話和對講機的區別：電話只要有信號，北極和南極也能通話；對講機能夠實時交流，卻有明確的距離限制。孩子不理解什么叫“距離”，這個問題卻讓鄭執有了新的思考：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距離是否也存在一個看不見的信號范圍？

當物理無法靠近，情感會不會隨之淡漠？

今天的設備讓人隨時可以發送信息、視頻通話，可技術上的“找到”是否等于真正的抵達？

小鹿從線下脫口秀的經驗回應了這種差別。她把現場演出比作親眼看煙花，把網絡視頻比作手機里的煙花錄像——錄像可以傳播到更遠的地方，陪伴更多沒有到場的人，卻無法復制身體共處的經驗。

“這可能是我們人生中唯一一次見面。”她對現場觀眾說，“在上海的這個夜晚，我們一兩百人因為文學和喜劇聚集到同一個空間，呼吸同一片空氣，思考相近的問題。許多年后，大家也許不會記得每一句對話，卻可能記得這天吃過一頓飯，見到喜歡的作者，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我認為這是人不可替代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