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卷江南 千古書香——從第34屆書博會看江南藏書文化的千年回響

　　新華社北京7月28日電 7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萬卷江南 千古書香——從第34屆書博會看江南藏書文化的千年回響》的報道。

　　從南京津逮樓到嘉興曝書亭，從寧波天一閣到黃山萬卷樓，一座座藏書樓散落在江南山水之間。歷代藏書家以樓護書、以書傳道，讓無數典籍穿越兵燹、水火與歲月流轉，成為中華文脈延續不絕的見證。

　　7月24日，讀者在第34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上參觀江南藏書樓專題展時集章打卡。新華社記者江漢 攝

　　第34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上，“蕓閣流芳——江南藏書樓專題展”匯聚滬蘇浙皖等地藏書樓文化遺存，時間跨度從宋元明清延續至近現代，通過史料展示、場景復原、互動體驗等方式，再現江南千年藏書文化。

樓藏萬卷

　　走進杭州國際博覽中心三樓，“蕓閣流芳——江南藏書樓專題展”吸引不少觀眾駐足。

　　“初步梳理史料時，我們發現江南藏書樓多達千余座，單一座藏書樓都足以撐起一個專題展。”浙江圖書館古籍學術研究工作專班組長陳誼介紹，考慮到展覽需要突出特色，團隊從不同類型藏書樓中遴選代表，目前展覽中提及的藏書樓約兩百余座，重點呈現的有五十余座。

　　為什么古人要專門建一座樓來藏書？

　　在古代，沒有恒溫恒濕設備，也沒有先進的防護技術。火災、潮濕、蟲害，都可能讓珍貴典籍毀于一旦。為了讓一本書流傳百年，藏書家在建筑營造和日常管理中不斷探索智慧。

　　展廳內，一座按比例復原的天一閣模型格外醒目。

　　位于浙江寧波的天一閣，由明代兵部右侍郎范欽創建。為了保護藏書，樓體坐北朝南，便于通風干燥；樓前鑿“天一池”，以備火患；書櫥采用特殊結構，實現空氣流通；柜中放置蕓香草包，用于驅蟲……這些圍繞防火、防潮、防蟲等形成的藏書智慧，被后人總結為“六防”。天一閣也由此成為江南藏書樓建筑的重要范本。

　　江南藏書樓還常與園林相映成趣。展覽復原了蘇州涵碧山房、揚州小玲瓏山館等場景，樓院相依，廊廡相連，書卷與山水相互映照，成為江南文人生活美學的一部分。

　　藏書樓不僅講究如何建，也講究如何命名。湖州皕宋樓、杭州八千卷樓，以藏書數量彰顯富藏；常熟汲古閣、杭州知不足齋，則寄托著讀書求知的精神追求。“藏書樓的名字，往往反映主人的家世背景、收藏興趣和精神志趣，是藏書家與藏書關系的一種表達。”陳誼說，當觀眾駐足于藏書樓模型前，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安放典籍的空間，更是寄托文人精神的所在。

書行天下

　　藏書于樓，并不意味著“束之高閣”。

　　古人深知，藏書的意義不只是保存，更在于傳播。推動典籍走出樓閣，在更廣闊的文化流動中延續生命，才是藏書文化真正的價值。

　　校書，是典籍重新煥發生命的重要一步。古籍歷經傳抄翻刻，難免出現訛誤。如何辨版本、正文字，需要學者長期積累的功力。杭州抱經堂主人盧文弨，便是清代校讎大家。他畢生研治經史，面對浩繁典籍逐字比對、反復考證，使不少古籍恢復原貌。

　　紹興祁氏澹生堂同樣以精校著稱。藏書家祁承?建立嚴格的校書規范，使藏書不僅“有”，更要“精”，提升了典籍傳播的可靠性。

　　校書讓典籍趨于精善，抄書則讓珍本跨越樓閣流動起來。

　　古代所謂“孤本”，最大的風險便是只有一份。一旦毀損，便可能永遠消失。于是，藏書家之間形成互借互抄傳統，讓珍貴典籍在不同藏書樓之間流轉。

　　黃宗羲創建的“續抄堂”，便因大量典籍來自抄錄而得名。杭州鮑氏知不足齋與趙氏小山堂、吳氏瓶花齋等藏書之家，也曾訂立互抄之約，讓一本書從一座樓走向另一座樓，讓孤本不孤、殘籍得續。

　　如果說校書、抄書主要發生在藏書家之間，那么刻書則讓典籍真正走向社會。常熟毛氏刊刻《十七史》，海寧蔣氏刊刻《別下齋叢書》，瑞安孫氏刊刻《永嘉叢書》……江南藏書家將私人珍藏付諸雕版，使典籍由“一家之藏”成為“天下之學”。

　　從藏書樓到天下學人，從私人收藏到公共知識，江南藏書文化完成了一次次超越。參觀展覽的觀眾謝晶華感受到，如今，科技發展和出版業進步讓古籍數字化、經典普及化成為現實，讓更多普通人平等地走近書籍、享受閱讀。

書育文脈

　　書因人而傳，人也因書而成。

　　江南地區的藏書文化延續千年，一批批以書為伴、以學立身的文人學者，讓藏書樓超越普通的一磚一瓦，成為承載思想、傳遞文脈的精神坐標。

　　浙江余姚的黃宗羲，便是其中代表。黃宗羲的學術成就，與江南藏書文化密不可分。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院長莊立臻介紹，天一閣建成后長期屬于范氏私藏，而黃宗羲成為首位登樓閱讀的外姓者。他寫下《天一閣藏書記》，感嘆：“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這篇文章，也讓天一閣為更多天下學人所知。

　　“黃宗羲之后，天一閣逐漸向學者鴻儒開放，此后近200年間，獲準登樓的大學者有數十名。”莊立臻說。

　　從澹生堂到絳云樓，從傳是樓到天一閣，一座座藏書樓見證了黃宗羲研讀典籍、思考時代的身影。《明夷待訪錄》等重要著作，也在這樣的文化積淀中誕生。

　　“黃宗羲一生中，有六大藏書樓曾助力他的學術成就。”陳誼說，“學者與藏書樓相互成全，正是江南藏書文化最動人的地方。”

　　這種成全，并沒有隨著古代藏書樓的興衰而終止。歷史變遷中，一些藏書樓毀于戰火，一些珍籍散佚。絳云樓遭火焚，萬卷藏書化為灰燼；別下齋十萬卷藏書與金石法帖毀于戰火；涵芬樓也曾遭受炮火侵襲……

　　但樓雖毀，文脈不絕。近年來，許多藏書樓完成了從私人收藏到公共文化空間的轉變。杭州藏書樓融入浙江圖書館體系，紹興古越藏書樓以開放閱覽推動公共閱讀，文瀾閣《四庫全書》借助數字化技術實現“書閣合一”……

　　當古老樓閣遇見現代圖書館，“聚書、護書、傳書”的文化理念在新時代獲得新的表達。

　　“藏書為公眾，藏書為人民，藏書為民族。這正是江南藏書精神最好的寫照。”陳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