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辛本華律師：在涉稅犯罪的窄門中鑿光

辛本華，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辯護創新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刑事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執業二十余年，專注涉稅、走私犯罪辯護，辦理實質無罪（撤銷、不起訴等）案件20余件，承辦的二審案件發改率逾50%。2024年起創辦“涉稅犯罪高級研修班”，已連續舉辦五期，并在中國政法大學開設稅收犯罪刑事司法實務課程。我們最初見面，是2025年在西安的一次研討會上。2026年6月，我們在北京啟邦律所的研討會上再次重逢，相談甚歡。2026年7月12日，湖北大悟，他是郭廣輝的辯護人，我是自帶干糧去旁聽的公民兼友軍。于是，就有了這個開庭間隙斷斷續續進行的訪談。

第一版塊：跌宕人生與職業抉擇（關于成長與初心）

吳老絲：辛律師，您好。從您的履歷來看，您并非“科班”出身，甚至早年經歷了考學被頂替、公考第一卻落榜的“兩大坎坷”。現在回頭看，這些挫折對您后來的律師執業生涯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磨礪了心性，還是讓您對“公平”有了更切膚的理解？

辛本華：我出生在山東農村。我們老家一直有“有熟人好辦事”“城里有人好做官”的傳統認知，小農意識不覺得這有什么不正常。我出生的年代，農村人只有兩條出路——當兵和考學，而當兵也要找人花錢，只有考學才是唯一公平的路。我一直成績不錯，初中始終是年級第一，但家境貧窮，讀中專、分配工作是農村孩子的第一選擇，家里還有一個弟弟，也只能如此。

1993年中考，我在全鎮排名第二，填報南昌鐵路運輸學校——那時鐵路職工工資兩三千，教師才一二百元。但別人都拿到錄取通知書了，我還杳無音訊。校長親自騎自行車來我家報信：“辛本華沒有錄取上，你們抓緊去找找吧。”全家都懵了——以前聽說誰家孩子被頂替只是故事，現在輪到自家頭上。全家四處奔走，從市教委到招生辦一路推諉。最后找到分管教育的副市長，他親自過問后反饋：省外錄取已結束，安排我去本市新成立的委培學校——本來可以不花錢上統招的分數，結果花了六千塊錢委培費。據后來了解，市教委招生辦主任和副主任都被處分調離了，但給我造成的傷害無人負責。后來聽說，我的名額被一個干部子弟頂替了，那人后來也沒混好，又回來日照找我合作，我心里想，你坑我這么慘，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

上中專后我并不甘心。知道有“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后，決定讀中專的同時報考自考。1995年暑假，我在新華書店發現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民法學（第二版）》，主編是鄭立和王作堂教授，定價16元。我在書店翻了一兩個小時，覺得也不難理解，但價格太貴沒舍得買。回學校后一直惦記，就讓同學幫我買回來，課余花了一周讀完了——覺得法律沒那么難學，于是決定取得金融專科后再自學法律本科。這本《民法學》至今仍陪伴左右，搬家多次從未丟棄。我非常感謝鄧小平同志——1982年《憲法》規定“國家鼓勵自學成材”，給了無數人圓大學夢的機會；也感激全國自考委，組織了全國最頂級的法學專家編寫自考教材，沈宗靈、高銘暄、陳光中、羅豪才……這些熠熠生輝的名字，都是我們自學考試教材的主編。

1993年國務院公布的《公務員暫行條例》規定“逢進必考”。我從取得專科后多次報考，多次進入面試，一直在陪跑。2002年報考莒縣信訪局法律專業崗位，筆試面試雙第一，比第二名高出好幾分，體檢政審都過了，還是無緣。我就想：中考被頂替，公務員雙第一都不能錄取，怎么這么多不公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于是下定決心：不再考公務員，做律師，憑自己本事為弱者發聲。兩次挫折讓我從一個溫順的人變成堅持原則、不輕易妥協的人。目標一旦確定，就不認輸，一定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吳老絲：在經歷了兩次重大挫折后，您決定“從此不再考公，專職做律師”。這個轉向是出于對體制的失望，還是更積極地看到了律師職業在實現個案正義上的獨特價值？

辛本華：兩次挫折深深影響了我的性格，從準備面試考題的時候我就意識到自己不適合體制內了——我這種講原則、不妥協的性格，在體制內會很難受，只是家境原因還要追求一個穩定。我這個人目標一旦確定，就不認輸，一定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走自己選擇的路，不會任由他人擺布。國外影視劇中律師的形象也深深影響了我——做律師可以選擇客戶，既能享受精神價值，又能獲得比公務員更高的收入。特別是二十年前，老百姓對律師非常尊重，我覺得老百姓需要我，我也需要這個內心追求的職業。

吳老絲：從山東日照到上海，從“萬金油律師”到“專做刑事”，這一地理和專業的雙重跨越，最初的驅動力是什么？是北京學習時某個瞬間的觸動，還是對職業天花板的清醒認知？

辛本華：我在日照接觸了一些小刑事案件，基本都是普通罪名。我判斷不會判實刑的最終都解決得比較好，判斷沒機會出來的也基本符合預判，當事人都對我很佩服。2012年，我和趙世玉律師一起去北京參加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刑辯班”，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日照是熟人社會，啥事都想找關系，天天喝酒吃飯，覺得成功靠人脈而不是專業能力。我做過一些案子積累了經驗，覺得可以出去闖一闖，在日照天花板太低，不想給人生留遺憾。當時去北京執業受限，就選擇了去上海。

2014年我去上海時就有1.7萬名律師了，如果什么業務都做，我要和1.7萬律師競爭；如果只做一個專業，只需和上千人競爭即可。去北京的學習讓我認識到原來刑事案件還可以這么做，刑事律師之間也更團結、更相互認同，于是決定專門做刑事。

吳老絲：您提到在日照做“萬金油律師”時在當地已小有名氣，放棄這一切去上海“二次創業”，當時最大的顧慮是什么？家人支持嗎？

辛本華：我在日照成長期間得到很多同行幫助，特別是趙世玉和劉長忠律師。當時物價還低，一年有十萬收入全家日子就過得去。我離開日照前三年平均創收三十萬左右，逢年過節別人送的東西冰箱都放不下，家人都不支持我出去。我去上海之前心里沒底，但想大不了從頭再來——至少七年經驗不是從小白開始，給我一些底氣。實在不行就做法務養家糊口，但不到最后關頭我絕不會放棄。現在想想，年輕和闖勁就是我最大的本錢。我不斷去全國各地學習交流，反復思考后覺得不出去會一直遺憾。終于有一天太太想通了，我馬上訂機票飛上海，入職盈科——當時盈科上海只有四百人左右，去年已超過一千三百人。雖然被老梅坑了一下，但我確實是盈科的受益者。在盈科的十二年，是我成長的十二年。

第二版塊：深耕專業與品牌塑造（關于專業化路徑）

吳老絲：您將業務方向鎖定為刑事辯護，坦言是因為“上海競爭激烈，不專業就活不下來”。在您看來，2014年的上海刑事法律服務市場與現在相比，專業化程度有何本質不同？

辛本華：2014年時上海律師才1.6萬余人，后來每年大約增長兩千余人。當時專門做刑事的律師并不多，檢法辭職出來的也少，上海人遇到刑事案件委托律師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付費意愿更強。但從2016年以后，檢法辭職出來做律師的多了，他們辦案經驗豐富、熟悉體制，刑事業務競爭更激烈了，但市場也更火了。2020年疫情以來，我借機做了很多動物犯罪案件，多數得到重大減輕處理，有些案件不起訴或撤銷案件，只有一個二審接手的沒幫到客戶，刑期十年半被二審維持，但家屬仍信任我，委托我代為申訴，目前案件正在最高法環資庭審查，我相信會再審一定會改判。近幾年律師隊伍爆漲至八九十萬，市場和業務卻有所萎縮。只有真正的專業化，在邊緣地帶、交叉地帶、空白地帶發力，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精”，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吳老絲：從刑事辯護的“萬金油”到聚焦“涉稅、走私、動物犯罪”等細分領域，您是基于怎樣的市場判斷和個人興趣做出的選擇？為何偏偏是涉稅和走私？

辛本華：我們團隊最初叫“經濟犯罪法律事務部”，但后來眾多檢法優秀人員辭職做律師，只做刑事已經不夠了——我們的案量永遠不可能超過檢察官，鍛煉機會也沒有他們多，倒逼我們必須在更狹窄的賽道提升。選擇涉稅、走私，是因為這類案件門檻高。走私普通貨物罪實際上就是廣義的逃稅罪，共性大于個性。我學過會計、金融，在企業做過三年會計，懂經濟、懂法律、懂經營。檢察官雖然學習能力強，但基本沒有社會閱歷，不了解企業經營的門道，這是他們沒法跟我比的——即使檢察官辭職出來做律師，也不可能去企業實踐。涉稅、走私犯罪專業性更強，大多數人只知皮毛，辯護空間明顯更大。客戶通常有錢、認知到位，不是靠關系能搞定的。一個企業可以不融資、不借款，但沒有哪個企業敢說不交稅。我的核心思考是：結合自己優勢，做別人不會做的、做別人做不好的。我可以卷別人，別人卷不到我。

吳老絲：您提出“專業選擇決定案件選擇，案件選擇反向塑造專業能力”。在從“來者不拒”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轉變中，最痛苦或最糾結的一次抉擇是什么？

辛本華：這方面我沒有太多糾結，最多一些快錢沒賺到而已。從農村孩子到在上海站穩腳跟，我已經很滿足了。錢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有所為有所不為，我看不上的客戶，給再多的錢也不做。最近幾年案件越做越小眾化，普通罪名反而少了。一個人饑不擇食，不可能專業化和高收費。困難不是退縮的借口，選擇很重要，思路決定出路，選擇大于努力，選擇對了就要堅持。

吳老絲：您創辦“涉稅犯罪高級研修班”并給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授課，從實踐者變為傳授者。這種“輸出”對您的辦案思維和理論功底帶來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提升？

辛本華：2024年初，一位同事建議我辦涉稅犯罪專題培訓班。我沒有與任何社會機構或高校合作，而是獨立策劃、獨立招生，第一期就達到五六十人，遠超我“十人開班”的預期。此后在深圳、西安、合肥、上海連續舉辦，計劃今年在北京舉辦第六期。2025年下半年，我和中國政法大學夏偉副教授、阮晨欣博士一起為研究生開設了“稅收犯罪刑事司法實務前沿”課程，每個學期八次課，選課同學四五十名，還有博士生參加。課程專業性強、知識面廣，但大部分同學堅持到最后，反響不錯。招生本身就是一種宣傳，讓同行和教授們知道了我在這個領域的影響。輸出倒逼輸入——備課和授課促使我系統梳理實務經驗，提升了理論總結能力。

吳老絲：您提出了“程序上寸步不讓、專業上降維打擊”的辯護風格。這十二個字在涉稅犯罪辯護中，具體是如何體現的？“降維打擊”是指對稅務專業知識、行業規則的精通嗎？

辛本華：目前法定犯領域，司法機關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機械司法——定罪量刑主要看數額，完全背離“形式入罪、實質出罪”的基本原理。我始終堅持：凡是不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不再考慮進一步實質判斷；沒有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即使表面符合構成要件，也不得定罪處罰。涉稅犯罪中，很多司法人員抱著過時的行為犯理念，對稅款損失有無及多少判斷混亂，對因果關系放棄審查，導致處罰范圍不當擴大。盡管兩高層面解決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部分問題，但基層實踐仍然保守，虛開發票罪需不需要稅款損失、非法出售和收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需不需要造成損失，至今一塌糊涂。

辦案中我發現很多檢察官和法官確實不懂——尤其搞不清稅款損失是否存在、是誰造成的、稅務機關應當向誰追繳。如果法官聽明白了，通常會做出較大幅度量刑優惠，甚至考慮改變罪名或無罪處理。但當事人一定要提前聘請專業律師，否則二審或申訴效果將大打折扣。對于不愿溝通的，“程序上寸步不讓、專業上降維打擊”就是必然選擇。涉稅犯罪通常調查不完整，有利事實不予調查，案卷證據單薄，而客觀證據往往對當事人有利。無論是打程序還是打實體，公訴人很難占到便宜。“降維打擊”不僅是精通稅務專業知識，更是對刑法理論、涉稅犯罪、稅務、財務、證據、程序的綜合運用。只懂稅務而不懂法官的思維邏輯，往往是雞同鴨講——這也是為什么沒有幾個稅務律師能做好涉稅犯罪辯護的根本原因。

第三版塊：刀尖起舞與經典復盤（關于辦案細節與策略）

吳老絲：在您辦理的26件實質無罪（撤銷、不起訴等）案件中，哪一件是您認為辯護空間最小、難度最大，最終通過“絕處逢生”找到突破口的？能否在不違反保密義務的前提下，講講關鍵節點？

辛本華：張某軍詐騙案最具代表性。張某軍在股票配資圈內小有影響，作為“金主”和客戶的中介。在一次融資中，客戶將保證金5000萬打入指定賬戶，還沒交易，大部分資金被實際“金主”轉走——原因是張某軍之前的客戶爆倉造成金主損失，還有部分被合伙人轉走。客戶以詐騙罪報案，張某軍被刑拘。

我制定“調查取證+程序對抗”方案：輔導張某軍做好訊問筆錄，強調“事出有因”、本人不知情；收集其他客戶配資合同，核實金主扣款原因；撰寫《變更強制措施申請書》和《不批準逮捕法律意見書》，第37天成功取保。但客戶損失無法彌補，案件仍移送審查起訴。經深入閱卷分析，確認辯護方案不變，提交無罪辯護意見，論證不構成詐騙、不能客觀歸罪。檢察機關“三延兩退”后，公安機關主動撤回案件——這是我第一次收到《同意撤回審查起訴案件告知書》。本案難點在于損失巨大且無法彌補，最終在辯護基礎扎實、態度明確、檢察機關勇于擔當下成功阻止在審查起訴階段。

吳老絲：王某忠特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總理批示、部級督辦）最終取得緩刑結果。面對頂級的偵查力量和巨大的輿論壓力，辯護人的策略重心是放在事實證據的“釜底抽薪”，還是量刑情節的“據理力爭”？

辛本華：王某忠是民營企業的典型代表。案發原因是當地稅務機關制定了與實際交易習慣嚴重不符的規范。中藥材收購流行現金交易，根本不可能滿足稅務機關要求。為了生存只能“造假”——現金支付后，找親戚朋友身份證銀行卡再次轉賬再回流。按稅務機關邏輯，不符合“三流合一”就是無貨虛開。

該案系審計署發現后上報國務院，時任總理李克強批示，代號“7.03案件”。稅務機關主導調查，作出《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虛開價稅合計約7億元，超3500萬稅額。按1996年司法解釋，稅額超過50萬就十年以上。我判斷公安機關嚴重依賴《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打不掉它后續辯護極其被動。于是以公司名義向天水中院提起行政訴訟，同時向上百個農戶和23家下游企業全面取證，指導最大下游客戶同步起訴。天水、漳州兩家中院均判決撤銷處罰決定，甘肅高院駁回上訴。這記“釜底抽薪”徹底打廢了稅務機關的指控邏輯——稅務機關從發票上游向下游調查的邏輯漏洞被戳穿：王某忠的下游客戶多是藥品生產企業，工藝、配方、產量、銷量都是客觀事實，足以證明銷售真實。行政訴訟全程我一直與公安機關保持聯系，指出處罰決定不客觀，勝訴后稅務機關在公安機關面前喪失了專業權威。

在勝訴判決壓力下，公安機關最終只認定6家公司虛開，合計稅額不超200萬。而當時最高法已明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最高一檔為250萬以上才判十年以上。審判階段又打掉兩家，加上自首認定，最終緩刑。本案本質是非法代開被錯誤認定為虛開，但當事人接受了這個結果，我也只能尊重客戶的選擇。

吳老絲：在涉稅犯罪中，行政認定（如稅務機關的復函）往往是定罪的“證據之王”。您作為辯護人，通常從哪些維度對這類行政證據發起有效質證？

辛本華：公檢法嚴重依賴《稅務處理決定書》《稅務行政處罰決定書》《稽查報告》，這些文書在刑事訴訟中幾乎不受質疑。但認定標準不統一、適用法律不當經常出現。《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對稅款征收決定不服應先繳稅款或提供擔保才能復議——攔住了大部分企業。《稽查報告》是內部文書，沒有對外效力，也沒有行政救濟手段。對于“兩書一報告”，能復議、訴訟或投訴的堅決啟動；同時圍繞認定事實的真實性、關聯性和程序合法性攻擊，必要時聘請稅務專家提供幫助。

吳老絲：您辦理的鐘某藝特大虛開案，二審發回重審后一審重大減輕處罰。這種“拉鋸戰”對律師和當事人的心理都是巨大考驗。您是如何與當事人溝通，在漫長的訴訟中保持戰略定力的？

辛本華：鐘某藝涉及三個罪名。一個由江蘇淮安某區法院判三緩三——判決有問題但已生效，當地法院拒不糾錯，構成后續辯護重大障礙。另外兩個罪名在浙江：騙取出口退稅2300余萬、虛開500余萬。其女是學法律的，經推薦來上海面談。我分析后認為辯護有空間——鐘某藝小學沒畢業，法定犯中違法性認識可能性阻卻責任雖難但有適用余地；另一個辯點是能否認定從犯。但由于生效判決阻礙，無罪沒指望，我只答應盡力而為，不作結果承諾。

審查起訴階段約見承辦檢察官，對方傲慢回應：“案件事實如此清楚，有什么好交流的？”我說：“那就庭上見吧。”一審庭審五天，審判長是副院長，庭審異常激烈，我甚至拍了桌子，最終迫使法庭按我的要求舉證質證。公訴人當庭多認定六名從犯，只保留兩名主犯。但副院長報復性判處鐘某藝兩個十年，合并執行十五年，罰金1011萬——鐘某藝實際獲利不過20余萬。

當事人及家屬仍認可我，委托二審。我準備了三十多頁上訴狀，兩次約見二審檢察員和承辦法官，成功說服發回重審。發回重審后，我以原審審判長是副院長、關聯案件經審委會討論為由要求指定其他法院審理，但二審法院未指定。重審一審，刑庭庭長換成一直從事破產的法官調任，公訴人態度明顯改善。經過七天審理，審委會將全案被告人均認定為從犯，改判罪名、罰金減少800萬。當事人即將服刑期滿。這個結果與重審刑庭庭長的擔當有很大關系。

吳老絲：唐某走私普通貨物案被稱為“銀川代購走私第一案”，并被新華網報道。此案是否涉及對“代購”行為罪與非罪邊界的經典探討？您當時的核心辯護邏輯是什么？

辛本華：銀川是內陸城市，走私案件很少。我在八九年后再去銀川辦案，當地律師朋友有兩個分別從海關緝私局和檢察院辭職出來的，提到此案仍記憶猶新，稱從那以后銀川海關緝私局沒再辦過像樣的走私案件。

此案涉及六名被告人，我代理第一被告人，推薦銀川著名刑辯律師馮震為第二被告人辯護。最終偷逃稅款從1000余萬減至400余萬，第二被告人以下全部緩刑。審查起訴階段重點審查《海關計核稅款證明書》，發現兩大問題：確定成交價格方法和標準錯誤；貨物數量存疑，海關未遵循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原則。公訴人親自找緝私局領導要求重新計核，最終指控金額為400余萬。自首和立功均獲認定，法院判處六年，唐某當庭服判。

此案涉及“代購”罪與非罪邊界——“代購”屬于《民法典》“委托合同”中的服務，代購人與免稅店不是買賣關系而是間接委托代理，實際與免稅店成立買賣的是最終客戶。《刑法》第153條行為對象只是“貨物、物品”，不包括服務。代購者走無申報通道最多行政違規，不是走私犯罪——但實踐中司法機關很難接受。

吳老絲：走私犯罪往往涉及復雜的海關估價、商品歸類等技術問題。您在代理此類案件時，是如何將海關專業規則轉化為辯護語言的？是否曾聘請專家輔助人出庭？

辛本華：走私犯罪核心是《稅款計核證明書》，與歸類、原產地、貿易方式、稅率等因素相關。我對兩高司法解釋將“海關代征的增值稅和消費稅”納入“偷逃應繳稅款”有意見——代征只是便利納稅的措施，不應影響稅款性質。用通俗比喻：幫別人照顧孩子，不能聲稱自己是孩子媽媽。《刑法》第153條的稅款應只包括“關稅”，代征稅應歸入第201條保護。目前海關移送案件75%以上是價格低報型，難以滿足《海關法》“逃避海關監管”條件。辦理涉稅和走私案件，要區分實體性規定和程序性規定：刑事案件中應實質判斷，將代購、代開等排除在犯罪之外。歸類出現巨大爭議時，有必要請教專家或聘請專家輔助人。

吳老絲：在您辦理的案件中，二審發改率超過50%，這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極為罕見。您認為二審之所以能“撬動”的關鍵因素是什么？是找到了新證據，還是在一審中已經為二審埋下了“伏筆”？

辛本華：接受二審委托很審慎：代理一審未達預期的繼續代理；能發現或創造新法定情節的；存在明顯法律適用錯誤或量刑明顯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事實不清或程序違法的。我一直強調選擇很重要，不要撿到筐里都是菜。我不會在一審把所有牌打出去，一定有所保留，特別看到合議庭沒法理性溝通的時候。法官會把一些東西放在副卷里不讓律師看，律師為啥那么實在呢？二審中發現新證據或創造重要新情節，是很重要的辯護方法。小眾非常規案件，司法機關沒有統一認識，二審改判可能性也大。

吳老絲：您代理的劉某海非法經營案入選了《刑事審判參考》指導案例。這一案例是否對某一特定經營行為的定性起到了“正名”或厘清邊界的作用？作為代理律師，看到自己的案件成為指導案例，是什么感受？

辛本華：這個指導案例我五味雜陳。我堅定認定該案實際是無罪案件，指導案例描述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說明口袋罪適用一直在擴大。量刑非常重——如果平臺專門給賭博平臺服務，事先有通謀，最多開設賭場罪的幫助行為，量刑較輕；但如果業務既有合規也有不合規，實際危害明顯更輕，主犯量刑卻遠遠超過開設賭場罪最高刑，出現體系背反的矛盾。雖然我代理的被告人量刑偏輕，案件能入選只能說表明我辦理的新型小眾案件較多，但沒有什么值得高興的地方。

第四版塊：理性對話與專業對抗（關于司法環境與理念）

吳老絲：您提到“很多有問題的案件還是判決甚至二審維持”。在這種環境下，支撐您堅持“理性對話，專業對抗”的信念是什么？

辛本華：我始終相信：命運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正義不能向不正讓步；烏云可以一時遮住太陽，但不可能永遠遮住太陽。每年無罪判決率和二審發改率都在下降，原因多方面——體制、觀念，也有一些律師相當不負責。努力過了不成功，至少不后悔；放棄努力可能后悔一輩子。我們有四級法院，控方必須四級都贏，辯護方只要贏一次就基本贏了。人民法院案例庫中，也有不少案件申訴到最高法后改判無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理性對話需要以理服人，專業對抗也要于法有據。相信大多數人是有良知的。法官、檢察官對明顯不構成犯罪的行為強行定罪，內心也有壓力。我辯護的原則是：對法律負責，對證據負責，對歷史負責。

吳老絲：您身兼中國政法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的研究員、校外導師職務。您認為當前法學教育在“刑事辯護實務”這一環，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辛本華：一是知識結構的嚴重缺失。以涉稅犯罪為例，除了刑法、稅法，還要掌握經濟學、會計學、稅收學、審計學、民法學等知識，否則對稅法規則的理解就是片面的，如果做律師還要掌握社會學、心理學、邏輯學方面的知識。二是刑法與刑訴法教學的割裂。辯護是刑法與刑訴法的交錯適用，單獨講授的多，能夠深度融合的少。目前的案例分析課程不能取代二者的深度整合教學。

吳老絲：在涉稅犯罪中，您是否感受到司法機關從“重打擊”向“保護民營企業、兼顧社會效果”的微妙轉變？這種轉變在具體個案中是如何落地的？

辛本華：近年來變化明顯。實體企業創造價值、安置就業，對辦案單位的影響越來越大。空殼公司的司法政策則異常嚴厲，雖于法無據。黨委政府愿意保企業、保就業、保民生，主動靠前、積極服務是黨中央對各地黨委政府的要求，只要出于公心、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完全可以嘗試爭取。長春市據說實體企業接受虛開能補稅的，統統不作刑事案件立案，我完全支持。

吳老絲：您提出“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在法、理、情三者沖突時，您的排序是什么？有沒有在極端情況下，因為“情”而放棄某些“法”上有利但對當事人長遠不利的策略？

辛本華：法理情一定是統一的——“國法不外乎天理人情”。如果沖突，一定是站在片面角度考慮。要以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視角、從長遠角度客觀判斷，不能太功利。法律是價值體系——財產利益、人身利益、人格尊嚴、生存權各有不同，要根據價值重要性進行選擇。如果有沖突，幫理不幫情。我絕對堅持：對無罪的當事人，絕不勸其認罪認罰。曾經有兩個被告人本無罪卻接受認罪認罰，被我中止了辯護。

吳老絲：面對部分司法人員可能存在的專業傲慢或先入為主，您如何做到“寸步不讓”的同時保持“理性對話”的尺度？有沒有“對抗”過火反而損傷當事人利益的教訓？

辛本華：面對參差不齊的律師隊伍，有些司法人員存在專業傲慢很正常。但真正專業有素質的往往不會傲慢。我在全國各地辦案，絕大多數能與法官、檢察官良好溝通——能夠談好的，不需要打出來。但北京、上海溝通難問題突出——案量大沒時間，很多律師找不出實質價值的東西，還有個別司法人員傲慢。不愿溝通的，我會把法律意見郵寄院領導一份——領導會看，會給承辦人壓力。庭審中充分準備，發現更多問題當庭指出——本來能談好的案件，法官檢察官要付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時間和精力。我辦理的案件中，還沒有因認真辯護導致當事人承擔明顯不利后果的。真正的專業要贏得對手尊重。

吳老絲：您如何看待刑事辯護律師在輿論場中的角色？在您辦理的部級督辦案中，是否有意借助媒體監督？尺度如何把握？

辛本華：媒體雙刃劍。涉稅案件專業性強、可讀性差，我不太運用輿論施壓，這違背我“溝通在先，以理服人”的初衷。最多案件結束后寫寫辦案感受。唯一利用自媒體的是郭廣輝案——因級別管轄明顯錯誤，書面反映無果后寫了幾篇文章，后來管轄改變，在司法局建議下刪除了。最近在孝感中院開庭，發生大量辯審沖突。我們要求依法審理、維護辯護權、一證一質、原物原件、證人出庭，被審判長認定為“惡意阻撓庭審”，把郭廣輝單獨分案——美其名曰“分時段分別審理”——并阻止我和韓旭教授進入法庭。不得已再寫文章批評。法諺云：如果法官成了指控者，只有上帝才能充當辯護人。孝感中院完全喪失客觀中立性，建議兩高關注，將此案指定孝感以外審理——指定長春中院最佳。

第五版塊：行業觀察與未來期許（關于傳承與發展）

吳老絲：您見證了刑事辯護從“舊三難”到“新三難”的變化。在您看來，當前刑事辯護最大的痛點是什么？是會見難、閱卷難，還是排非難、質證難？

辛本華：我運氣較好，執業二十年來沒遇到真正的會見難、閱卷難——即使郭廣輝案，會見權和閱卷權也有保障。我的案件客觀證據優先，不依賴供述，沒有啟動排非必要。我深刻感受到的是質證難、采納難、出庭難。無論說得多好、法律依據多明確，法官該怎么采納還怎么采納，判決書基本不回應，好像辯護人沒出庭。判決書不公開、不說理成為當下最嚴重的問題。出庭難——申請證人出庭理由多充分，法庭一句“沒必要”就打發了。我在上海二中院一個案件中，把證人請到法庭門口仍進不去。

吳老絲：隨著大數據、金稅四期的普及，涉稅犯罪的手段和形態日新月異。辯護人的知識更新速度如何跟上“數字化”監管的步伐？

辛本華：金稅四期改變監管手段，但涉稅犯罪的底層邏輯沒有改變。三十年來我國涉稅犯罪體系基本結構嚴重滯后。大數據導致發案量升高，監管能力提升也使某些犯罪危害性實質性消除，應當與時俱進理解稅法和刑法。目前稅收法定主義加速落實，主要領域立法基本完備，依靠文件征稅管稅現象改善，稅收法規公開化極大方便了學習獲取。

吳老絲：您帶團隊辦案，在挑選團隊成員時，您最看重的品質是“專業基礎”還是“抗壓韌性”？或者有別的標準？

辛本華：首先看正直、能堅持、敢于斗爭，再考慮專業基礎、敬業精神。知識結構盡量寬泛一些，有專業目標和長期性。我的要求是專業化、團隊化、品牌化一體發展，能夠堅持一起做下去。五院四系優秀學子固然好，合適比名校更重要。做律師和做醫生一樣，要有“醫者父母心”標準——做好了可以賺錢，但不能把賺錢作為第一目標。過于功利不符合我的選人用人標準。

吳老絲：對于剛入行的年輕刑事律師，您會建議他們先做“萬金油”解決生存，還是“死磕”專業化忍受清貧？基于您的經歷，有沒有具體的“五年規劃”建議？

辛本華：選好專業方向，盡早進入專業化道路。當然不意味著不接其他案件，但大多數精力要投入專業學習研究。客戶愿意為專業、敬業買單——專業能提升收費，萬金油只能卷價格。如果確有專業化想法但難以養活，建議加入合適團隊——但要懷有感恩之心，不能翅膀硬了就單飛，否則傷了老師的心，會影響以后師弟師妹的就業機會。深耕三年，已然難得；深耕五年以上，就有機會成為領軍人物。

吳老絲：最后一個問題，也是回歸初心的問題。做了這么多年刑辯，見了這么多人生沉浮、冤案昭雪或無奈妥協，您個人對“正義”的理解是否發生了變化？現在的您，如何定義“好律師”？

辛本華：刑事辯護涉及人權保障和人格尊嚴，是每個人“免于恐懼的自由”的重要保障。無論環境如何改變，我對正義的理解只有深化，沒有改變。困難是繼續努力的理由，不能成為退縮的借口。正義是我堅持下來的唯一原因。關于好律師我不便評判。但對于合格律師：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讓辯護經得起法律、良知和歷史的檢驗。律師不是商人也不是掮客，而是公平正義的輸送者。有些選擇當時合理，但若主要是功利性考量，能否經得起三重檢驗，值得商榷。

中國知名刑辯律師訪談》，只為記錄當下中國刑辯及刑事司法的真實現狀，為刑辯人留下一份真實的口述史。為避免記錄有誤，所有訪談內容均由受訪者審核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