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安樂死十年激增五倍，老齡化非主因，缺口致命

荷蘭2002年率先在全球將安樂死納入法律規范。如今，這個國家首次指出，一個可能推動安樂死數量上升的因素，是醫療體系本身的不足，尤其是復雜精神健康個案的照護問題，以及老年人和臨終患者居家護理中的人手短缺。法律實施24年來，安樂死案例已從2003年的2000起增至2025年的10000起，約占全國死亡總數的6%。

這一警示出現在一份應政府要求撰寫的科學報告中。報告旨在評估自安樂死以及應患者請求實施的協助自殺合法化以來，相關案例增長的原因。與醫療削減相比，人口老齡化和患者自主意識增強等因素分量更重，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對自己的生與死擁有更大控制權。

不過，盡管安樂死每5年會接受一次評估，此前從未專門分析過其數量為何持續上升。這項研究由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學醫學中心牽頭，烏得勒支和阿姆斯特丹的同類機構參與合作。項目負責人埃爾斯·范韋恩哈爾登表示，她觀察到“安樂死申請正在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醫療體系某些領域面臨的挑戰有關”。

這位專家將這一因素稱為“整體解釋中的一小部分”。她警告說，醫療服務必須妥善平衡對精神痛苦的照護，特別是那些難以提供適當治療的情況，“否則這會變成一個問題”。這一點令醫療體系各方都感到擔憂：必須確保未來幾年繼續投入專業化流程。

總體而言，報告認為，安樂死上升是“這一實踐適應人口變化后的邏輯結果”。荷蘭人口正在老齡化，帶著慢性病長期生活的人也越來越多。協助死亡只有在患者遭受無法忍受且無治愈可能的痛苦，并且本人在神志清醒狀態下反復提出請求時，才可實施。

近年來，癌癥作為申請安樂死的原因所占比例持續下降。根據這項研究，過去24年間，癌癥從約占全部案例的90%降至54%。雖然仍超過全部實施案例的一半，但其他原因所占比重正在上升，包括多種疾病并存、失智癥、高齡相關多重病癥累積，以及精神障礙。

2025年，荷蘭安樂死審查委員會收到10341份通報，比2024年增加3.8%。如果醫生不愿實施安樂死、對具體個案存疑，或認為自己沒有準備好，可以將病例轉交給其他同事，也可以轉給安樂死專家中心，由后者處理最復雜的案件。根據負責全國安樂死實踐審查的荷蘭安樂死審查委員會數據，2025年有174名患有一種或多種精神障礙的人接受了安樂死，2024年這一數字為219人。

如果實施者違反法律標準，無論屬于哪種情形，都可能構成犯罪，最高可判12年監禁。不過，醫生并無實施安樂死的義務。范韋恩哈爾登提醒說：“安樂死不是患者的一項權利，也不是醫生的一項義務。”她說，“它是法律上的例外，是一種特殊的醫療實踐。盡管人們會在預先醫療指示中寫明自己的意愿，這可能會制造出某種期待。”因此，圍繞這一議題展開公共討論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精神疾病個案中，必須確保醫療結構已經準備好，也確保人們能夠平等獲得適當資源”。

范戴克通過視頻連線接受采訪時，身邊還有荷蘭皇家醫學會董事會成員、老年照護醫生米克·德賴耶。她確認，荷蘭全國醫療照護標準“處于較高水平，但我們預見未來會出現專業人員短缺”。正因如此，一部分照護需要在家中完成，“而人手不足讓民眾感到擔憂”。不過她強調，安樂死總體增加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并不只是因為這種擔憂。

報告指出的另一個因素，是社會對生活質量和死亡質量的重視，以及人們希望對兩者擁有越來越多控制權。范戴克說：“人們對痛苦的理解正在變化，個人自主在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德賴耶則表示，在自己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她只實施過兩次安樂死。她說：“醫生得到的機會，是幫助人們擁有好的生活。”她補充道：“不是長壽，而是好的生活。”

無論何種情況，醫生在作出決定前都必須咨詢一名獨立同事。在精神健康領域，則由兩名醫生核查一切是否符合要求，“只有當你認為已經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緩解痛苦和煎熬時，才會這樣做”。德賴耶承認：“這是最后手段，也是一個強度很高、相當復雜的程序。”

談到這里，范戴克補充說，對于精神科患者，相關程序已經改變，“現在必須由一個多學科委員會審查個案，同時評估患者所處的生活環境”。報告所描述的社會變化，也影響到了醫學教育。“24年前，我們不會向醫學生教授任何關于安樂死的內容。現在，如果你要成為全科醫生——他們實施了80%的案例——我們會把相關內容全部講清楚。”他說。

兩位專家都認為，安樂死數量增加“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種社會變化”。他們最關心的是，這一程序“必須透明、審慎；醫生要作出正確判斷，并得到同事支持；患者也能夠作出選擇”。埃爾斯·范韋恩哈爾登最后表示：“只有當醫療體系在各個環節都運轉良好時，才可能擁有一個良好的安樂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