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項總獎金400萬港元的世界性文學大獎，為何而立？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周智琛 橙新聞）

聚焦港澳臺及海外地區華語文學作家作品、四年一屆、總獎金400萬港元的文學盛事——首屆“世界華語文學獎”日前在香港啟動。獎項為何落戶香港？為何命名“華語文學獎”而非“華文”，一字之差背后蘊含何種深意？分享一篇媒體人手札，或可為你拆解經緯。

世界華語文學高地的隆起

文｜周智琛

七月中旬，正是一年里日光最烈、海水最藍的時候。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那邊，第三十六屆書展開著，人聲沸沸，人潮漫溢。在這文字和人潮的汪洋中，有一大事莊嚴揭幕，要為一種世界級的語言開辟萬里通途，不疾不徐地，通往將來。

一個世界華語文學榮譽的誕生

此即首屆世界華語文學大會暨世界華語文學獎之新聞發布會，會場不在別處，正隱于書展腹地一廳堂之中。四方學者、文壇耆宿和海外寫作者齊聚一堂，舊雨新知，欣欣然，氣氛也頗從容。

特區行政長官題辭嘉勉并允任大會名譽顧問，署理文化體育及旅游局局長到場致辭，宣示此全球首辦之文學盛事落戶香港，謂其足證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之要沖。作為大獎主辦方，世界華語文學基金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各自說了話。而后，首屆世界華語文學獎細則逐一揭曉：長、中、短篇小說及詩歌、散文各設兩席，另加杰出貢獻獎2至3席，總獎金高達400萬港元，單項最高50萬；四年一屆，面向中國港澳臺及海外，首屆定于2027年2月底頒獎。

緊接著，施戰軍、劉震云、鄭培凱、謝有順四人登臺，以“在香港，看見華語文學之光”為題對談。謝有順從嶺南文化的多元中確認華語文學的世界坐標，謂文化要有生命力，一定要“雜交”；劉震云以“不同”二字點破創新的前提，“不一樣就對了”；施戰軍將香港比作容器、路徑及園地；鄭培凱則回憶在美國接觸到的老一輩華文寫作者，為世界華語文學獎注入了精神原鄉之思。

坐在席間，我抬頭看那世界華語文學獎的標識，是一個深綠的“華”字。它安靜地凝視著這個世界，看去是柔和的，又似乎有什么東西在里面輕輕地動著。字里那些平行的線條，橫橫豎豎的，像一行一行寫下來的文字，從這邊到那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又有點像五線譜上的音符，只等著有人來唱。這實在是一個很巧的構思——這些線條，叫人不由得想到，它們是從各處來的，說著各樣的話，過著各樣的日子，可是到了這里，卻合在了一處。由此，我也讀懂了大會的主題詞：我們都是故事的主角。

華語文學如何為自己找到名字

想到這些，我內心自然激動。此獎之設，看似一條新聞，背后卻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幾代華語寫作者、研究者、出版人共同耕耘的文學長河，終于在此刻匯入了大海。

1978年，曾敏之在廣東文聯率先呼吁學界關注港臺及海外華文文學。次年，《花城》創刊號上刊出《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內地涉足此域，實自此始。1982年，首屆“臺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在暨南大學召開，此后會議數易其名，至1993年方定名“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每次改名，都是一回視野的開闊，如樹之長，年輪漸展其冠。2002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成立，曾敏之時年八十五，被推為名譽會長。自1978年發端至此，這位被尊為“曾老總”的文學活動家，為世界華文文學完成了正名與立學兩樁大事。

然而，有了學會、研討會、學術期刊，獨缺一個面向全球的華語文學獎。曾敏之于2015年辭世，未能等到為世界華文文學公開加冕的那一天。此后十余年間，學術版圖持續擴展，創作實踐愈見活躍，海外華語寫作已走到需要被世界性榮譽照亮的歷史節點。

追溯海外華語寫作的歷程，大抵可分三波浪潮。晚清以降，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時的文字開其先聲，林語堂以《吾國與吾民》《京華煙云》向西方講述中國，兩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49年后，部分華語文學寫作者相繼離土，在異邦以母語繼續寫作。

這些寫作，水準早已不遜于任何語種的文學創作。然而這個世界，始終缺一個以華語為名、面向世界、足以與布克獎、龔古爾獎比肩的榮譽機制。哪怕是獲得了諾獎也是瑞典學院的選擇，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也是美國文學界的確認，它們各有歸屬，卻沒有一個是華語世界自己設立、為中國港澳臺和海外華語寫作而設的。

此次世界華語文學獎的設立，未嘗不可視為對這一歷史性缺憾的回應。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華語文學獎用的是“華語”，不是“華文”。考之往昔，這兩個詞在學術上向來通用，但華文落在“文”上，指向書寫下來的成品；華語之“語”，不限于紙墨之間，更藏于母親撫兒入睡時的低吟淺唱，流于巴剎里販夫走卒的討價還價，也隱于天涯游子的那一聲鄉音。以“華語”立名，等于把根扎進了語言生活的全部現場。這種包容性和世界文學研究中“語種文學”的概念相通，它認的是語言共同體的邊界。

世界性之問

當今世界性文學獎項大約分三種：全球性，語種性，國別性。世界華語文學獎是語種性的，以華語為唯一載體，和布克獎、龔古爾獎站在同一排，可它又不止于語種性。

然而有一個問題回避不掉：一個以“世界”為名的文學獎，首屆小說、詩歌及散文獎評選只面向中國港澳臺及海外。我們知道，在內地，茅盾文學獎等權威獎項已形成成熟體系，而港澳臺及海外華語寫作長期游離于任何世界性榮譽機制之外。也許“補位說”無法完全解釋“為什么叫‘世界’”，但我理解此獎的補位邏輯于此確有實踐依據。

從歷史看，世界華語寫作天生帶著“離散”的印記，然而只看見離散，就只看了一半。作家散在四方，華語本身即是那根看不見的線，將不同膚色、不同國籍、不同境遇的人，輕輕攏在一處。翻譯是一種聚合，譬如《流俗地》到了英語讀者的書架上，黎紫書筆下小人物的悲歡便越過了語言的邊界；改編也是一種聚合，譬如《對倒》化作了《花樣年華》；而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獎，也是一種聚合。

香港值得這個起點

如果要論香港在世界華語文學版圖上的位置，怕是沒有第二個地方，能像香港這樣既容得下流離，又生得出新枝。

自1930年代起，香港即是中國文學的催生地。許地山南下主持港大中文系，病逝于此；蕭紅在港完成《呼蘭河傳》，1942年亦歿于這塊土地；茅盾編副刊、寫時評；戴望舒在日據時期身陷囹圄，獄中寫下剛烈詩篇；葉靈鳳1938年抵港，此后三十七年未離。及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十一載，寫下大批重要詩作；施叔青以《香港三部曲》留下外人視角的深沉注腳。而這座城市自身也長出了文學心跳：劉以鬯以《對倒》啟發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金庸以武俠為整個華語世界造了一個共同的江湖，西西以《我城》開華語城市文學之新境，也斯寫食物、寫跨文化經驗。

這片文學星群能聚攏起來，靠的是香港近百年的出版和報刊傳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中華書局等出版社，從戰時維系華文出版的命脈，到冷戰中溝通兩岸文化，再到新世紀打通全球發行網絡，始終在做一件要緊事：讓華語的書有地方出，有路子走。報刊副刊更是香港文學獨有的沃土。《大公報》《文匯報》《明報月刊》《星島日報》《中國學生周報》等數十年來為南來作家和本土寫作者辟出方寸園地，絕大多數散文、新詩和短篇小說是在副刊版面上首度面世的。這些副刊日復一日地確認著何為好的華語寫作，如若講這是香港文學最持久的“文學獎”，也不為過。再往深里說，一個真正偉大的文學獎，最依賴的，正是這種看不見的基礎設施。

說到主辦方，也值得再提一筆。世界華語文學基金會，負責獎項的統籌、評審和推廣而中華文學基金會是內地文學公益方面的重鎮，多年來在扶持作家、資助出版、推動文學教育上用力甚勤，積累了厚實的家底。

香港還兼有內地市場的縱深與國際化的便利，據此說它是華語文學走向世界的天然門戶，并非溢美之辭。世界華語文學獎落戶于此，意義便不止于補一個獎項的空白。文學是文明互鑒最深層的通道，華語連接著十幾億人的內心世界。一個以華語為名、立足香港、面向全球的文學獎，說到底，是在不同文明之間架一座偉大的橋。

四年一屆的周期，不追熱點，不趕年關，把營銷與即時利益擋在外面，讓時間做評委的朋友。交給時間，交給作品，交給一代又一代人去慢慢檢驗。

我始終是樂觀的。世界華語文學是一片大陸，而此刻，一座高地正慢慢隆起。這隆起不是憑空來的，底下是經年的創作與學問功夫。然而一座高地雖已隆起，真正的高度并不取決于發布會上的言辭，而取決于十年后、二十年后，寫作者們還愿不愿意把它當一回事。

（作者為知名傳媒人、財新傳媒副總裁、財新創意董事長，由于篇幅所限，刊出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