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日周在長治三年

2000年2月，55歲的呂日周從山西省體改委主任調到長治，剛到任，干部圈里就傳開了幾件事。有人記得他在朔州當市長時，摘掉30多個局級單位的牌子，也有人聽說，他在原平當縣委書記時就喜歡動真格。

這樣的干部來到長治，會帶來什么變化？很快，答案就擺在了街頭、機關和村莊里。

呂日周沒有急著聽匯報，也沒有先把各縣領導叫來表態，而是先跑了一圈基層。他看廁所，看機關門口，看老百姓能不能找到辦事的人。這個切入口很小，卻把問題點得很準。一個縣城連廁所都管不好，干部上班找不到，群眾辦事還要看臉色，談再多發展規劃，又能落到哪里？

他到一個局里調研，局長辦公室沒人，秘書也說不清局長去了哪里。呂日周沒有馬上離開，而是搬把椅子坐在門口等了40分鐘。局長回來后解釋說，自己下基層檢查工作。呂日周沒有否定檢查工作，只提醒了一句，出門前在門口寫清楚去了哪里，幾點回來。

這件事傳開后，長治干部知道了，新書記不只看材料，也不接受模糊說法。

他要求干部掛牌上崗，去向必須公示。開會遲到，工作人員就把單位和名字寫在黑板上。第一次有十幾個人遲到，第二次一個也沒有。后來，《長治日報》的監督哨欄目開始點名批評，哪個單位、哪個科室、哪個干部出了什么問題，盡量寫明白。

一位局長因為上班時間打麻將被公開批評，覺得沒面子，跑去找呂日周。呂日周反問，打麻將時有沒有想過老百姓怎么看？這句話不復雜，卻把機關作風里的關鍵問題說透了，干部的面子，不能建立在群眾辦事受堵上。

長治當時還是一座煤城，城市灰，樹也少。呂日周沒有把綠化看成小事，提出建設山水園林型城市，帶干部上街種樹，自己挖坑、澆水、培土。有人疑惑，市委書記不盯著經濟指標，為什么總在種樹？

三年里，長治綠化覆蓋率從30%提高到43%，濱河公園和幾處廣場建起來，街道也多了樹。這個變化不只是好看，老百姓夏天有了乘涼處，平時也多了散步地方。城市治理有時就是這樣，數字能說明一部分，居民每天走過的街道，才會告訴人們變化到底有沒有發生。

不過，把一座城市的變化全歸到一個人身上，也不準確。長治的改善離不開干部執行、群眾參與和持續投入，呂日周的作用，更像是把事情推到前面，把標準立起來，再逼著各級干部跟上。

他抓得最緊的，還有干部下基層。縣處級以上干部每年至少到農村住三天，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人說工作忙，呂日周就先拎著鋪蓋卷去了平順縣西溝村，白天鋤地、挑糞，晚上住農民家的土炕。

一位老太太拉著他說，多少年沒見過市委書記到家里炕頭坐坐。這樣的場景，未必能馬上變成統計表里的成績，卻能讓干部聽到真實的訴求。再漂亮的匯報，也替代不了村民當面說一句，家里缺什么，路上難在哪里。

他還要求干部結對幫扶困難戶，自己聯系一位殘疾老人，每月去看看，帶些米面油，坐在院子里聊天。每天早晨6點半，他又帶干部在街上跑步。理由也很直白，身體是干事的本錢，老百姓天天見到干部，時間長了就熟悉，熟悉了才愿意開口。2003年，呂日周離開長治，調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送行的人很多，干部記住的是那些規矩，百姓記住的卻是樹、街道，還有那個住進農民家里的市委書記。他后來在《長治，長治》中寫道，共產黨的官，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批文件的官，而是蹲在田間地頭解決問題的官。二十多年過去，干部換了幾茬，城市也早已變化，但樹還在長，監督哨的記憶還在，曾經受過幫助的人還會念叨他。

為什么有人離開后，名字很快就淡了，有人卻總被群眾提起？說到底，不是因為職位有多高，而是他留下的東西，能不能讓人繼續使用，繼續受益，繼續相信干部說話算數。呂日周在長治三年，為什么干部怕他百姓念他
2000年2月，55歲的呂日周從山西省體改委主任調到長治，剛到任，干部圈里就傳開了幾件事。有人記得他在朔州當市長時，摘掉30多個局級單位的牌子，也有人聽說，他在原平當縣委書記時就喜歡動真格。
這樣的干部來到長治，會帶來什么變化？很快，答案就擺在了街頭、機關和村莊里。
呂日周沒有急著聽匯報，也沒有先把各縣領導叫來表態，而是先跑了一圈基層。他看廁所，看機關門口，看老百姓能不能找到辦事的人。這個切入口很小，卻把問題點得很準。一個縣城連廁所都管不好，干部上班找不到，群眾辦事還要看臉色，談再多發展規劃，又能落到哪里？
他到一個局里調研，局長辦公室沒人，秘書也說不清局長去了哪里。呂日周沒有馬上離開，而是搬把椅子坐在門口等了40分鐘。局長回來后解釋說，自己下基層檢查工作。呂日周沒有否定檢查工作，只提醒了一句，出門前在門口寫清楚去了哪里，幾點回來。
這件事傳開后，長治干部知道了，新書記不只看材料，也不接受模糊說法。
他要求干部掛牌上崗，去向必須公示。開會遲到，工作人員就把單位和名字寫在黑板上。第一次有十幾個人遲到，第二次一個也沒有。后來，《長治日報》的監督哨欄目開始點名批評，哪個單位、哪個科室、哪個干部出了什么問題，盡量寫明白。
一位局長因為上班時間打麻將被公開批評，覺得沒面子，跑去找呂日周。呂日周反問，打麻將時有沒有想過老百姓怎么看？這句話不復雜，卻把機關作風里的關鍵問題說透了，干部的面子，不能建立在群眾辦事受堵上。
長治當時還是一座煤城，城市灰，樹也少。呂日周沒有把綠化看成小事，提出建設山水園林型城市，帶干部上街種樹，自己挖坑、澆水、培土。有人疑惑，市委書記不盯著經濟指標，為什么總在種樹？

三年里，長治綠化覆蓋率從30%提高到43%，濱河公園和幾處廣場建起來，街道也多了樹。這個變化不只是好看，老百姓夏天有了乘涼處，平時也多了散步地方。城市治理有時就是這樣，數字能說明一部分，居民每天走過的街道，才會告訴人們變化到底有沒有發生。
不過，把一座城市的變化全歸到一個人身上，也不準確。長治的改善離不開干部執行、群眾參與和持續投入，呂日周的作用，更像是把事情推到前面，把標準立起來，再逼著各級干部跟上。
他抓得最緊的，還有干部下基層。縣處級以上干部每年至少到農村住三天，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人說工作忙，呂日周就先拎著鋪蓋卷去了平順縣西溝村，白天鋤地、挑糞，晚上住農民家的土炕。
一位老太太拉著他說，多少年沒見過市委書記到家里炕頭坐坐。這樣的場景，未必能馬上變成統計表里的成績，卻能讓干部聽到真實的訴求。再漂亮的匯報，也替代不了村民當面說一句，家里缺什么，路上難在哪里。
他還要求干部結對幫扶困難戶，自己聯系一位殘疾老人，每月去看看，帶些米面油，坐在院子里聊天。每天早晨6點半，他又帶干部在街上跑步。理由也很直白，身體是干事的本錢，老百姓天天見到干部，時間長了就熟悉，熟悉了才愿意開口。
2003年，呂日周離開長治，調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送行的人很多，干部記住的是那些規矩，百姓記住的卻是樹、街道，還有那個住進農民家里的市委書記。
他后來在《長治，長治》中寫道，共產黨的官，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批文件的官，而是蹲在田間地頭解決問題的官。二十多年過去，干部換了幾茬，城市也早已變化，但樹還在長，監督哨的記憶還在，曾經受過幫助的人還會念叨他。
為什么有人離開后，名字很快就淡了，有人卻總被群眾提起？說到底，不是因為職位有多高，而是他留下的東西，能不能讓人繼續使用，繼續受益，繼續相信干部說話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