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正在邁向核能化。這會帶來什么后果?沙特與唐納德·特朗普達成的這項協議,許多細節目前仍不清楚,但其核心是利用美國的技術和專業能力,在海灣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建立一套民用核計劃。
表面上看,這一進展確有一些積極之處。該設想最初由喬·拜登提出,可能有助于阻止其他大國在沙特取得立足點,把沙特的核計劃綁定在美國企業體系之內。
更大的籌碼則是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長期以來,這一直被視為沙特推進核計劃所需付出的政治代價。若這一安排成真,對該地區的極端組織將構成重大打擊。按一些說法,哈馬斯于2023年10月7日發動襲擊,目的之一就是阻止這類即將達成的協議。
起初,外界似乎認為特朗普政府已神秘地擱置了這一方案。在協議簽署24小時后,特朗普又在“真實社交”平臺上以頗為混亂的方式宣布,這項協議“完全取決于”利雅得是否與耶路撒冷建立外交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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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目前幾乎看不到這一歷史性舉措——而且近年來看起來愈發遙遠——真的會落地。這里有兩個現實風險。第一個風險是,協議允許沙特在本國境內進行鈾濃縮,而不是像阿聯酋那樣通過韓國進口濃縮材料,或直接從美國獲取。這就帶來了未來武器化以及地區核軍備競賽的陰影。
當然,利雅得方面聲稱,此舉完全是為了實現獨立能源生產,意在支持其進展不順的“2030愿景”計劃。該計劃旨在減少國家對石油的依賴,推動經濟多元化,并改善生活水平。
此外,美方確實在協議中設置了制衡機制。分階段推進將取決于一段為期兩年的測試期,并把美國的監督嵌入整個流程。
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表示,美國“不會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達成會導致擴散風險的協議”。話雖如此,但兩年后是否允許沙特進行鈾濃縮,作出決定的不會是特朗普,而是他的繼任者。到那時,局勢可能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新總統可能受到各種未知的經濟、政治、外交和安全壓力,決策空間也可能因此受限。這里的容錯余地極小,而潛在代價——核擴散——卻極高。
而且,盡管沙特一再宣稱其意圖和平,但其真實動機仍然可疑。2018年,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在一次具有標志性的采訪中說得非常直白:“毫無疑問,如果伊朗研制出核彈,我們也會盡快跟進。”
顯然,核武器不可能從零起步、一夜之間造出來。如果已經擁有一個運轉良好的民用核計劃,其中包括鈾濃縮環節、自主掌握的先進離心機,以及并行推進的彈道導彈項目,那么一旦伊朗跨過核門檻,就能更快作出回應,邁過自己的核門檻。
在東北方向面臨伊朗日益增長的威脅,在西北方向又面對一個通常被認為擁有核武器的以色列,在這種情況下,作出同樣選擇的可能性并不難理解。這種盤算并不難看出。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海灣地區有多個堅定的西方盟友,尤其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在反對政治伊斯蘭方面的立場,比英國更為強硬。但也不能忽視,這些國家本質上仍是高度集中的治理體系,并不共享西方的民主原則、規范、傳統和世界觀。
該地區的外交關系,更多取決于交易式的力量布局,而非天然同盟。利雅得并不愿把自己完全放進某一個地緣政治陣營,而是傾向于采取對沖策略,同時在華盛頓、其他大國和德黑蘭之間保留回旋空間。
最近這場戰爭進一步證明,美國安全保障的效力有限,這只會強化這種戰略思路。因此,盡管沙特通常被視為制衡伊朗的重要地區力量,但從務實角度看,在總體敵意之下,雙方仍需要維持一條相對友好的關系渠道。
2023年,利雅得與德黑蘭之間達成了一項和解協議。雙方承諾重開使館、尊重彼此主權、避免相互干涉,并恢復安全合作和經濟聯系。
這或許談不上建立了深層次的和平,但也絕非毫無意義。歸根結底,這項新協議提出的是一個簡單問題:我們能信任沙特嗎?
畢竟,這是一個被指在2018年下令殘忍殺害記者賈邁勒·卡舒吉的政權;它經常與莫斯科協調石油生產政策,并加深與其他大國的關系;在國內并不重視人權,存在死刑、自由受限以及女性外來務工者長期遭受虐待等問題;它還推行“沙特優先”的外交政策,在俄烏戰爭后拒絕全面孤立莫斯科。
而且,鑒于伊朗政權顯然仍然存續,自我防衛的壓力也在上升。換句話說,對于“能否信任沙特”這個問題,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如果沙特希望擁有核能生產能力,那就應當允許它發展核能,但不應給予其鈾濃縮設施。無論利雅得開出怎樣的條件,這都是在玩火——核毀滅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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