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 ? 馬尚龍：“趴曬臺”的少年

也就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弄堂對于我來說，不再是和弄堂里少年一起游戲的天地，僅僅是走進走出的通道。唯有自家曬臺，是我的“萬花筒”。

自禁于曬臺，主要不是對風雨的恐懼，那時候我年幼，不具有很深刻的思考。最重要的緣由，彼時家里過日子越發窘迫，我沒有零花錢；一個懂事的孩子，也是不會向父母要零花錢的。但是當褲袋里一分錢也沒有時，是無法和弄堂里同齡人一起游戲的，人家買棒冰雪糕，我冒著汗找借口說自己不熱。我有過這樣的窘境。

我10歲以后的少年生活和憧憬，是趴在曬臺水泥圍欄上俯瞰弄堂世界中度過的。

我不知道是“趴曬臺”還是“孵曬臺”更加準確。我家曬臺朝西亦朝北兩個朝向，西向看下去，是584弄大弄堂，看得見矮平房的吃喝拉撒；北向看下去，是進入飛霞別墅的小弄堂。曬臺有約一米五高的水泥圍欄，寬約30厘米。10歲出頭時，憑身高，我是看不見弄堂的，要搬只小凳子當墊腳，趴在圍欄上，也是撲在曬臺上，看底下的弄堂。用我母親的寧波話讀音，是“孵曬臺”。我找不到更精準的字可以對應，那就“趴曬臺”吧。

除了刮風下雨，除了大冬天的冷空氣來襲和大熱天的正午，“趴曬臺”四季免費通行。學校先是不讀書，后來讀書也沒有回家作業；沒零花錢，沒地方可去，“趴曬臺”幾乎是我窺視了解社會的唯一通道。父母親則是很放心，趴曬臺是不會學壞的。

起初，我只是弄堂游戲的觀望者，而后，我看到了游戲少年各自的好惡和互相之間的淳樸或狡詐，有我欣賞的，也有我討厭的；再后來，我看到了弄堂里大人之間的親疏或奇異。從4樓曬臺看下去，小時候視力又是2.5，弄堂底一直到弄堂外的淮海路，皆在我的“雷達”掃描區內。“趴曬臺”越來越有味道了，俯瞰式的“趴曬臺”，無疑像是透視，遠比平面參與看得更精準。曬臺的水泥圍欄，記錄了少年阿龍的煩惱、臆念、得意、胡思亂想……

幾十年后，很多讀者都稱贊我的觀察很細致，角度很獨特，分析很到位。我悠然想起，我的上海“方程式”，是從“趴曬臺”開始解析的，“趴曬臺”是我寫文章的“童子功”。這是我少年“趴曬臺”時不可能想到的。

“趴曬臺”是觀察，觀察需要積累，才得以形成有邏輯的判斷。有時候，這種判斷是會有殺傷力的。

無證據的邏輯推理和有質疑的想象，居然發現了弄堂很多端倪。

在自學生活哲學的年代，我把自己的“趴曬臺”，自詡為“透過現象看本質”。很多年后回想，我本能性的質疑和較真，大約也是得益于此。某次小學同學聚會，有個同學說，小時候我們給你起過一個綽號，你還記得嗎？我們叫你“大道理”，你喜歡辯論，還會講出許多道理……

這不就是我現在寫上海、寫淮海路的輕車熟路？

從寫《上海女人》直到寫《淮海路上》，“趴曬臺”的俯瞰式觀察，成了我的“王炸”。幾十年前乃至上百年的上海往事，我以俯瞰式觀察，加上邏輯、質疑和想象，推斷出一個個有點怪異的命題。為什么老公寓大多建造在淮海路的北側，弄堂和別墅卻建造在南側？為什么公寓會孕育出公寓文化？為什么白玫瑰、紅玫瑰和紫羅蘭三種顏色三種花的理發店，在霞飛路上不約而同？

這不屬于學者的學問范疇，而是阿龍“趴曬臺”的好奇。

想起了一個段子。有個學生求教“歷史”的定義，四川籍老師說：歷史是死人名字。學生覺得老師說得很幽默也很哲理，但是不像是專業定義。幾年后，這個學生遇到北京籍老師，又求教“歷史”的定義，北京籍老師說：歷史使人明智。這是培根說的。

“死人名字”和“使人明智”，在對待歷史上，有時同途殊歸。

我背不全死人名字，也做不了使人明智，僅僅是有“趴曬臺”的童稚。

米蘭·昆德拉說：“我們的每一步都決定著最后的結局，我們的腳步正在走向我們自己選定的終點。”

每一次趴曬臺，決定了我寫淮海路的結局——寫下此句時，我立即俯瞰似的質疑自己：一件本沒有關聯和意義，而且完全不成為事情的事情，做得長久了，總是想要提煉出一點意義，使之成為一件有關聯有意義的事情。如我。或許沒有“趴曬臺”的經歷，我也是寫得出淮海路的，但是既然趴過了，總不要辜負自己這段特別的簡歷吧。

觀察是有樂趣的，不過也是寄托在另一種遺憾之上的。2015年，記者沈軼倫寫了專訪文章《作家馬尚龍，生活在光明邨的風與味之間》，文中寫了我的少年感受——

“我小時候以從來不去弄堂玩而自豪。”停頓了一下，馬尚龍又說，長大了想想，也是有點遺憾。

遺憾即缺失，缺失即一生。

俯瞰式觀察，很容易看透人家，卻不習慣深入其中，去直面親疏冷熱。就像如今在各種群里，我總是一個“不合群”的人，看似喜歡觀察，其實是與生俱來的間距感，要我在群里熱心、熱切、熱絡，實在難為我的。非不愿，而不擅也。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在無法擺脫的潛意識里，我還是那個趴曬臺的阿龍。

原標題：《夜讀 馬尚龍：“趴曬臺”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