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40年的工作持續推進認識，考古學界對三星堆有很多期待

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李雨心

“今年是三星堆1號、2號祭祀坑發現40周年，我又想起了當時的考古發掘給全國考古界帶來的震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一級研究員王巍在7月24日的“紀念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發現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上回憶道，“還沒有哪個發現像三星堆祭祀坑的發現讓人如此關注，因為它太神秘、太奇特了。”

站在發現40周年的時間點上，王巍回看1986年的發掘，稱之為“中國百年考古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為那時候夏商王朝一枝獨秀，引領著周圍地區。三星堆的問世，無論是從內涵還是青銅器制作工藝上來看，都區別于夏商文明。它所表達的精神世界實在是太豐富了。”也是三星堆，讓人們意識到即使在夏商王朝建立之后，仍舊有帶有獨特地域特色的文明存在。“各個區域的文明與夏商王朝一起，構成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我想，三星堆1號、2號祭祀坑的發現具有這樣重大的意義。”

活動現場

新時代中國考古典范

“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考古”

“在我44年的考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星堆考古。”王巍回憶道。

“1986年的時候，在當時條件不很充分的情況下，當時的工作做到了最好。2020年，在古蜀文明傳承工程的指引下，祭祀區又進行了新一輪的發掘，”王巍說，“共有40余家多學科單位團隊加入進來，之后的研究工作，更是動員了全國乃至國外團隊的學術力量，堪稱新時代中國考古的典范。”

那么三星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為理解中華文明起源階段提供了怎樣的學術實證？在王巍看來，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明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兩個核心問題：一是“何以文明”，即中華文明的形成時間與過程；另一點就是“何以中國”，也就是各地域文明如何在交流和相互影響中，形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現場，王巍以《匯聚與輻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為題，展開論述。

“擴散、交流、對比、輻射”，王巍以四個詞來表達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過程。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龍的信仰遺跡都邑中軸線的理念開始向周邊擴散，跨區域互動日趨緊密，中原核心地位初步顯現。豫西、晉南、渭河流域等地區的彩陶紋樣，距今6000年左右的湖北黃美焦墩遺址出現的“卵石擺塑龍”等，都佐證了這一觀點。而在5500—5000年前后，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等具有很大相似的玉禮器在北起遼西，南到江淮之間出現，意味著各地區的權貴階級之間在原始宗教信仰和價值觀方面有著一定的共同性，較大范圍文化趨同已經出現。

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吸收周邊先進文化因素，強勢崛起。而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中華文明進入以中原王朝為引領的王國文明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三星堆的出現，與同時期其他地域文明一起，構建起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此外，三星堆也以強大的影響力，進行了“文化輸出”。在越南出土的玉璋、有領玉璧，王巍認為其來源應該就是三星堆。

王巍

40年完善成都平原文化發展序列

“考古學界對三星堆有很多期待”

多年以來，王巍切切地關注著三星堆最新的考古發現，例如青銅器是在哪里鑄造的，象牙究竟是外來的還是本地的，“還有謎題還在等待被揭示，我們考古學界對三星堆也有很多期待”。而已經公布的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例如，三星堆紅玉髓珠有7顆來自燕山造山帶，3顆來自中亞造山帶；又或者，頂尊跪坐人像中的青銅尊為其他地方鑄造后，運往三星堆進行改造，而青銅人像為本地鑄造等等，王巍在采訪中指出，這更強化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古蜀國的青銅冶煉技術顯然來自商王朝，但同時也有自己的創新。這些工匠為了表現古蜀人豐富的精神世界，對青銅冶煉技術進行了創新發展，讓中國的青銅文明更加豐富。”古蜀工匠“既有吸收又有大膽創新”的創造力，造就了王巍認為的“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青銅鑄制造技術”。

四十年前，三星堆的偶然發現讓沉寂千年的古蜀文明初露真容，彼時社會各界對其文化歸屬知之甚少。四十年來，在四川考古工作者的持續努力下，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文化發展序列得以厘清：距今5000年左右的桂圓橋文化，見證了來自西北地區馬家窯文化人群攜彩陶與旱作農業技術南下，與本地傳統融合的過程；來到寶墩文化階段，長江中游稻作技術的傳入進一步加速了社會復雜化，為三星堆與金沙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本土基礎。

從“震驚世界”的“未解之謎”到如今的科學認知，這一轉變凸顯了40年來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王巍看來，多學科綜合研究和全球范圍的對比考察已經證明：三星堆文化本質上還是古蜀人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接納了其他地域文化后的獨特創造。

（本文圖據活動主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