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掌故】陳玉輝：事業文章皆見重 御史清名垂萬世

陳玉輝（1564—1622），字達卿，號荊碧（又作荊璧），惠安縣輞川鎮后坑村燒厝人，是明嘉靖末至天啟初惠安一位名宦。其居官勤慎，剛正清廉，有“鐵面御史”之譽；更軫恤民瘼，愛民如己，終卒于任，為文人從政之范。今循其宦轍，讀其文章，想其豐采，遂有高山仰止之思。

陳玉輝畫像 （陳偉忠 供圖）

雙親訓誨 砥礪成才

陳玉輝在《封孺人先慈鄭氏行狀》中稱，其家是從惠安城內南門積慶里遷至輞川塔山，再遷于鼓山下。在陳玉輝出生前，家中窮困異常，僅陋屋數椽，難蔽風雨，麥菽也只夠十日之用。父親陳霖（又稱遷東公）因為要承應城中的里役差事，絕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縣城里。有賴于母親鄭氏辛苦操持，日夜紡紗織布，家境才略為寬裕。

年少時的陳玉輝無憂無慮，常與玩伴嬉戲、喂牛。父母后來將他送入距家二里的東莊私塾學習。一日，玉輝趁私塾先生不在，跟著玩伴下塘摸魚，弄得渾身污泥。歸家后，陳母泫然落淚：“汝不盡心力學，將來如何安身立命？”隔壁老婦在一旁聽聞，竊笑其黃口小兒難以飛黃騰達。陳母憤甚，奮刀自斷末指，暗誓定要督促兒子讀書成才。陳父見狀，便將陳玉輝送到更遠之處求學。經過一段時日，陳玉輝漸漸能執筆作文，并且通覽各家著述。

陳父也未曾缺席對兒子的教導。陳玉輝在《封侍御先府君行狀》中稱，其年少時最喜歡讀班、馬、莊、列諸書，所作的文章“荒唐莽蕩”，幾近恣肆無羈。父親十分憂慮，便命他誦讀效仿宋儒張載、朱熹等理學大家，其文風才漸漸得以收斂，歸于平實。之后，陳玉輝又陸續師從邑儒陳學銓、曾孔造、何一橙等人，學問日進，游道日廣。他雖歷經屢試不第，然終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高中舉人，翌年（1601）聯捷成進士。

父母的訓誨并不止于其求學和考取功名之時。陳玉輝授吉水縣令即將赴任時，陳父諄諄告誡須“惟清、惟慎、惟勤，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無以家為念，為先靖隱羞”；陳玉輝攜母就任期間，陳母每天也總會在其退堂后問他“日所亭平幾何，所全活幾何”（意即是否明辨是非，有沒有救下無辜之人）。雙親時時督責，奠定了陳玉輝清廉從政的底色。

洛江區仙公山陳玉輝《游豐山》石刻詩 （陳偉忠 供圖）

初仕文江 布令嚴明

文江，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吉水縣，是陳玉輝踏入仕途的第一站。在任6年期間，他“每蒞事，夜分始退”，布令嚴明，執法不阿，加之性好問察，建樹頗多。

一是嚴催逋負錢糧。陳玉輝上任不久，面對的首要難題，便是要解決民戶積年惡意拖欠且拒交應納錢糧的嚴峻局面。當時城內權貴隱匿賦役，“盡將錢糧侵費，賄結胥隸，以為倚援，臨征雇募代責，月挨一月，年挨一年。”前任縣令對此皆“噤莫敢問”，而陳玉輝卻未退縮，堅持按照定則清查催征，并發動有識鄉先生帶頭先期完賦，最終妥善解決了“錢糧逋負”的問題。同時，他還軫念匠戶之困苦，按籍分等，降免稅收，堅決杜絕攤派，甚至自行捐俸為匠戶代交稅賦。使得“征解收支之數咸洞悉之，吏無所滋弊”。

二是嚴糾爭訟之風。陳玉輝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處理好當地士子的纏訪糾鬧。當時，“邑故七百弟子員，積傲成風，玩弄有司于股掌之上，不論僉印審鞫，冠紳排闥直入，從則意得，不從則嘖嘖煩言。”對此，陳玉輝十分憤慨，對這股生員挾制地方的不良風氣，他一方面隆之以禮，另一方面“不得不以法懼之”，數月下來，健訟士子皆彬彬歸正。

三是綢繆救荒之策。明萬歷年間，旱災頻發。為防患于未然，避免饑荒蔓延，陳玉輝十分重視籌劃賑災事宜。他提前摸底各鄉貧富與義倉積谷，由都長勸令富戶納谷備賑；放賑時親自監督，防止胥吏作弊，嚴防饑荒蔓延。

四是嚴守保甲之法。為弭盜安民，陳玉輝在《嚴保甲議》中提出了實行謹稽察、除民害、禁窩宰、清奸藪、嚴連坐、預鈐束、均輪直、禁夜行、防夜警、庀器械等措施方法，皆貼近現實且易于操作，從而有效維持了地方安定穩定。

除上述作為外，他還割俸插松萬株于太平山，手書界址交付僧人看守，嚴禁鄉人砍伐濫采；倡修城隍廟，與民對半捐俸，歷經年余建成。他曾自言：“居官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窮之益。”對照其具體施政，可知陳玉輝言行始終如一。后來，吉水縣民有感陳玉輝造福之功，祀其于名宦祠。

惠安科山公園陳玉輝《偕諸友游登科巖》石刻詩（陳偉忠 供圖）

擢升御史 剔奸除弊

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前后，陳玉輝因政績優異，擢升為兵部車駕司（一作吏部）主事，不久后便又轉任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此時的大明王朝，皇帝怠政，內閣空懸，內部黨爭劇烈，政令廢弛，又加上災害頻仍，財殫民窮。陳玉輝不因官微而噤聲，直言不諱，敢于上疏諫議。

任職之初，他首上《幾務叢脞時事多艱疏》，疏中以古今對比的方式，列舉神宗皇帝與明朝開國以來歷代帝王的作為差異，批評神宗皇帝“深宮靜攝，唯逸豫是娛”，規勸其勵精圖治；后又上《儲教久虛疏》，就人多諱言且不敢碰觸的“國本問題”直言進諫，請求神宗皇帝允許皇太子正式出閣，接受儒臣系統講授經史。此兩疏見載于《螺陽文獻》卷一，其言懇切且直截了當，從中可見陳玉輝公忠體國、拳拳報效之心，及勇于直言的錚錚鐵骨。

萬歷四十一年（1613），陳玉輝巡視北京三十四衛屯政。當時京衛“承平日久，逃絕幾半，外衛屯軍，總于撫臣，強半撥入城操，尺籍之混淆久矣”。為此，他新補屯軍五萬人，并提出堅持征繳屯糧、復屯官管操之制、定屯營操賞之費等方法，使得衛兵軍容得以刷新，軍隊戰斗力得到重新凝聚。

萬歷四十二年（1614），陳玉輝巡察南京屯田事務。面對屯官所用非人、逋欠屯糧的現象，他又上疏直言兵部選拔屯官“不詢才望”，僅“挨序填補”，而始作俑者即是武選司郎中馬燁如；并力主恢復原來的制度，采用遇缺選補之法且人選不限于在本衛之中。神宗將此疏轉飭兵部給予采納，申明舊制，更正職掌，明確管事之期為五年。

在察知南京周邊池河地區所設飛熊、英武、廣武等三衛所武官家族憑借世居之威，魚肉軍余（即軍戶余丁），侵占屯田的行為，陳玉輝憤然上疏：“臣誓不清此田，不渡此江！”他不畏繁難，嚴峻執法，行動果決，不僅追出原任游擊、指揮、千戶、百戶等一百六十二員侵占的田地二萬七千余畝，還對其中積惡最稔、占種最多的游擊韋宗昭及其二子兩次提解，追出侵占屯田二千二百余畝，并請旨置之于法。在大力清理夙弊之后，陳玉輝還提出加強對三衛的管轄，歸為附近有司帶管，并將現有指揮、千百戶盡調別衛，另選調補。

上述整肅兩京屯政的做法和措施，都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旨下如疏，屯卒歡呼”。陳玉輝有關屯政方面的系列舉措，完整收錄于《南京都察院志》卷之十六《職掌九》內（該內容即為其所著《屯田紀略》一書）。在當時屯務廢弛、侵吞成風的大背景下，陳玉輝的整飭行動實屬難能可貴。

而更為可貴的是，在當時公認“巡屯三載，膏田、華廈幾遍邑里”的情況下，陳玉輝始終潔身自好，不取一毫。完成南京巡屯任務后，他轉而按視上江（即今安徽一帶）。按例官員在出南京城轉赴他任所時，都要向江神禱告一番，祈求出行平安。陳玉輝在拜告時說：“臣今日行矣，屯中如持一文錢東渡揚子江，江覆之；西渡鄱陽湖，湖覆之。”意思就是，如果我身上帶了一文不義之財，往東過揚子江時便會翻船落江，往西過鄱陽湖便會翻船落湖。

離任時，他竟連路費都湊不齊，同僚只好湊錢相助。其子陳龍錫述其父生平“片石支舸，門如水，橐如磐，俸入不辦買山，僅此圖史簽軸相追隨于宦途客津”。由此可見，陳玉輝始終堅守著清廉自矢的為官從政本色。

陳玉輝書《尺牘雋言序》（劉曉平 供圖）

籌劃城守 得祀鄉賢

萬歷四十四年（1616）、四十五年（1617），陳母和陳父相繼過世，陳玉輝回鄉守制，居住在其所構適適齋內。當時福建沿海倭警頻發，福清、南安、詔安等地均受到倭寇的襲擾。面對危情，家居在鄉的陳玉輝與時任惠安知縣嚴自完謀劃加固城墻。

陳玉輝認為，加強城守并無明確時限，普通百姓“朝之謀生，不及于夕”，若強行征調他們守城，倭寇還未到來，百姓就已先餓死。因此，他提出由縣里鄉紳和富戶按田畝出錢，有償雇傭貧民守城。如此協力固守，可一舉而兩得。這一建議上報得允后，眾皆大悅，縣城的防御力量因而得到大大加強和鞏固。何喬遠為此專作《侍御荊碧陳公守城惠德頌碑》一文，稱頌陳玉輝惠民之德。后來，因有功于民，經崇禎間惠安邑令趙玉成呈請，陳玉輝得以入祀惠邑鄉賢祠。

再任御史 獲譽“鐵面”

天啟二年（1622），陳玉輝起任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隨后主理都察院河南道事務，與吏部考功司考功郎一道，負責癸亥年京察，掌管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政績。他一如往日清廉自守，對私人信件、請托信函一概不收，因此有“鐵面御史”之稱譽。然而，在任五月后，陳玉輝卒于官。在今惠安陳玉輝故居內，掛有一副對聯“南國馳名稱卓績，中流砥柱見丹心”，正是其一生行跡貼切的寫照。

陳玉輝故居（萬成哲 供圖）

陳玉輝的嚴明家訓與清正本色，深刻地影響了后代。其子陳龍巖，清順治五年（1648）恩貢，受職通判，歷官石阡推官、思州府同知，攝黎平府，遷思南知府。到任之地，建城垣，修文廟，墾土田，招流亡，政績斐然，有“五郡清風第一”之譽。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稱其“宦轍所至，滌夙弊，革陋規，一切苞苴饋遺悉擯絕。素以南陽朱季自比，力鋤奸憝，愛護孱良，事無巨細，悉出手裁。”陳龍巖后官終江寧知府，亦卒于任上，后同祀惠安鄉賢祠，賡續了乃父的清廉本色。

文以載道 著述不輟

在勤于政務的同時，陳玉輝還與鄒元標、羅大纮等往來密切，以實踐道學為己任，推崇理學，改建復初書院，著成《文江政紀》一書。陳玉輝另著有《留臺疏稿》《屯田紀略》《適適齋鑒須集》《積慶家乘》《存耕錄》，以及《四書說》《六曹經制》《御倭備邊》諸稿。其子陳龍錫回憶他“每丙夜篝燈，捽掌恐臥，雖霜積襟袖，猶著作無倦容”，即便風雨客途亦未嘗稍輟。

陳玉輝《適適齋鑒須集》書影（康熙十一年刊本）（劉曉平 供圖）

目前僅見陳玉輝所著《適適齋鑒須集》（清康熙十一年刻本），計有七卷：卷之一為語錄，卷之二、卷之三為序，卷之四為記、文、疏、議，卷之五為祭文、行略、志銘、贊，卷之六為書、啟、看語、諭，卷之七為詩，文體多樣，內容豐富。特別是卷一中所載語錄計170則，收錄古人治學修身之道、為人處世之理、名臣行事之跡以及居官警言等等，兼有個人點評，從中可見陳玉輝深諳宋儒義理之學，既是其處世指南，亦可窺見一代廉官之精神養成。

對于陳玉輝的事業和文章，明崇禎間惠安知縣趙玉成評價其文章：“先生舉進士，為令文江，有為令之事業，則有為令之文章；已擢為臺官，有臺官之事業，則有臺官之文章；持斧按屯南中，有按屯之事業，則有按屯之文章。”說的是，陳玉輝所寫文章都是隨事而作，絕非空談之作。此論可謂中肯貼切。何喬遠也稱：“予每誦其吉水之政與南臺經畫屯田馬政之議，在在為國家碩畫，為生氓謀久遠。”這在明代中后期朝政日漸衰微、官吏腐敗成風的大環境下，實屬不可多得。

縱觀陳玉輝一生，始終深懷救焚拯溺之念，清廉自矢，剛正不阿，其為人為官之道，在今天依然值得我們去深入追尋和紀頌。（劉曉平/文）

責任編輯：黃冬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