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史的另一種書寫可能

你有沒有這樣一種感覺：傳播學課堂上那些言之鑿鑿的理論史，讀起來總像是一部被精心剪輯過的紀錄片——畫面流暢，邏輯清晰，起承轉合滴水不漏。從魔彈論到有限效果論，再到宏觀效果理論，這條“否定之否定”的演進路線被一代代學人背誦，最后變成一種學術常識。然而，越是完美的敘事，越容易讓人產生警惕——歷史真的是按照這樣的線性邏輯“絲滑”發展的嗎？

《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第二版）》（以下簡稱為《重訪灰色地帶（第二版）》）則向傳播學史的主流敘事模式發起“挑戰”，它不滿足于在既有的框架內修修補補，而是將傳播學史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追問那些被主流敘事忽略、遮蔽甚至刻意遺忘的“灰色地帶”。 作者劉海龍在書中尖銳地指出：傳統的傳播理論教材中有關傳播學的歷史，本質上是一部“缺乏意義解釋的編年史”，事件被安放在“理所當然”的位置，卻沒人追問“它們為何這樣分布”；對傳播研究史的誤讀，更導致了大量“雙重去歷史化”的學術作品——首先抽空理論產生的具體情境，讓它變成一個漂浮在空中的抽象命題；其次是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再次剝離掉后續的演變和爭議，只保留一個可以被簡單復述的結論。

一、被神話的“傳播學四大奠基人”

傳播學教科書最經典的“造神運動”，莫過于施拉姆建構的“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的敘事神話。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勒溫、霍夫蘭——這四位學者如同柱石般，支撐起傳播學史的合法性。然而，《重訪灰色地帶（第二版）》則撕開了這一敘事神話的帷幕：所謂的“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不過是人為建構的結果，許多對傳播學真正重要的思想者，因此被擠出歷史舞臺。

比如，拉斯維爾曾被施拉姆奉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首，他的“5W模式”是傳播學經典理論。但詭異的是，半個世紀后，他開創的學術傳統卻在傳播研究的“無形學院”中被拋棄。美國學者在回顧早期的傳播學史時，對他要么一帶而過，要么干脆忽略。劉海龍在書中犀利追問：“拉斯維爾究竟是否給我們留下了可用的學術資源？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沒有，為什么？”

這個問題直指傳播學史主流敘事的“暴力性”：為了構建“線性進步”的假象，將復雜的學術譜系簡化為幾個符號化的名字，抹去了他們思想的真實脈絡。拉斯維爾的研究橫跨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他對“宣傳分析”“政治傳播”的關注，本可以為傳播學提供更為宏觀的理論視野，但在后來以“效果測量”為核心的研究范式中，這些更具批判性的維度被忽略——就像為了讓劇本更“流暢”，導演剪掉了最有張力的支線。

如果說拉斯維爾的“被拋棄”還較為隱晦，那么默頓在傳播學史中的“失蹤”則更顯荒誕。這位社會學大師提出過“參照群體”“馬太效應”“顯功能/潛功能”等經典概念，卻在傳播學領域中變得“面孔模糊”。他的《大眾說服》，本是傳播社會學的重要成果，卻因“不夠注重短期和可量化的行為變化”，在崇尚量化效果研究的傳統中被系統性“屏蔽”。約瑟夫·克拉珀在建構有限效果論時甚至直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針對大眾傳播在長期態度改變中所發揮作用的客觀研究”，仿佛《大眾說服》從未存在過。

默頓在傳播學領域中的“尷尬”地位，揭開了“合作者神話”的另一層真相：所謂“哥倫比亞學派”的輝煌，或許只是后人對學術合作的浪漫想象，而默頓未能留下“傳之后世的經典傳播理論”，恰恰暴露了傳播研究自身的結構性問題。

二、被中斷的社會學傳統與變形的理論

如果說對西方傳播學史的祛魅讓我們重新認識“他者”，那么《重訪灰色地帶（第二版）》對中國傳播學術史的挖掘，則更像一次“考古發現”——它不僅找回了被遺忘的“史前史”，更揭示了外來理論在本土化過程中的“變形”。

我們通常認為，中國傳播學始于改革開放后的施拉姆訪華。但書中指出，早在20世紀初期，傳播研究就已隨西方社會學進入中國，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是重要發源地。當時的社會學者在社區調查、輿論研究中，已觸及傳播學的核心議題。這一學術傳統在20世紀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中隨社會學一同被取消，直到幾十年后才重新接續。

這段“史前史”的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傳播學“另一種可能”的存在。今天的中國傳播學，多以新聞學為母體、以效果研究為核心，而那個失落的“社會學傳統”，卻指向了更廣闊的研究視野。作者不禁感慨：“假如這條線索沒有中斷，中國的傳播學會長成什么樣子？”

1982年施拉姆訪問中國，常被視為中國傳播學的“啟蒙時刻”。但《重訪灰色地帶（第二版）》從全球史的視角揭示：這次訪問背后，交織著冷戰文化與后冷戰文化的復雜角力。施拉姆帶來的不僅是傳播學知識，更是一整套被美國經驗學派篩選出來的學術議程——比如對“客觀效果”的強調、對量化方法的推崇。

可以說，早期中國傳播學的“知識輸入”，本質上是一場不平等的對話，我們選擇性地接受西方的“理論套餐”，卻很少追問這些理論是否真的適用于中國社會？

如果說施拉姆訪華展現了理論輸入的“被動選擇”，那么“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的概念變遷，則演繹了理論本土化的“主動變形”。劉海龍在書中追溯了這一變形的全過程：20世紀80年代，“文化工業”作為西方批判理論被引入，學者用它反思大眾文化的商業化；90年代后，隨著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產業”概念逐漸取代“文化工業”，批判色彩被淡化，經濟屬性被凸顯。

這個概念的“變形史”，反映出外來理論在本土化過程中的典型命運：它被剝離了原有的語境和批判內核，重新編碼用于服務當下的需求。當“文化工業”變成“文化產業”，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個理論概念，更是一種對文化現象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三、從邊緣重構中心

《重訪灰色地帶（第二版）》的吸引力，不僅僅在于它揭示了哪些具體被遺忘的史實，更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看待知識生產的新視角。

“灰色地帶”這一核心概念本身就具有理論想象力：誰的歷史被書寫，誰的貢獻被記住，誰的范式成為“主流”，誰的遺產歸于沉寂，背后都交織著權力、制度的斗爭。而重訪灰色地帶，不是為了獵奇或懷舊，而是質疑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識“預設”。

而這恰恰意味著，另一種書寫永遠是可能的。那些模糊的灰色地帶，或許正是知識創新的源頭。最有意思的故事，往往藏在教科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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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第二版）》

劉海龍 著

ISBN 978-7-301-36810-7

定價：69.00元

2026年1月出版

編輯 趙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