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德盧卡議員是最后一個離開的客人。他到門口時被科恩拉住。
“下周市議會有一次閉門會議，”科恩說，“正在討論明年的預算預案。林賽可能會削減基礎設施開支。”
“我知道。”
“如果你能在會上提出賈維茨中心作為一個私營替代方案，不提唐納德的名字，只提概念，我可以安排參議員賈維茨在之后的一周，在華盛頓做出個人名義的回應。他知道怎么跟媒體說話。”
德盧卡看著科恩。“羅伊，你是個值得寫傳記的人。”
“等這個項目竣工了再找人寫。現在差一個章節。”
德盧卡走進夜色之后，莎拉·米切爾也收起筆記本。她走到科恩面前：“標題我會想好。先送一條消息給唐納德，如果他需要在報紙上塑造什么形象，不要直接打電話。讓沃克斯曼打。有些事中間人更好。”
“他已經知道，”科恩說，“但他聽你的建議。”
她走后，只剩下唐納德和科恩。
壁爐里的火已經退成暗紅色的余燼。桌上的杯子里還剩下小半杯威士忌和多支滅掉的雪茄頭，空氣里混合著煙味與舊書的氣味。
科恩在壁爐前的皮椅上坐下，沒有開燈。火光在他臉上投下明暗交錯的影子。
“你今晚學到了什么？”他問。
唐納德在他對面坐下。
“每個人要的東西不同，”他說，“但他們都要同一樣東西——相信。”
“說下去。”
“德盧卡要的是選票。奧馬利要的是工作。銀行家要的是安全的回報。莎拉要的是故事。但驅動他們所有人的不是這些。驅動他們的是一個信念，相信有人能把這一切拼在一起。如果我相信得足夠堅定，他們就會相信我。如果你在懷疑，別人會加倍懷疑。這句話我應該見過，大概是拿破侖說的：‘領袖就是兜售希望的商人。’”
科恩把雪茄在煙灰缸里掐滅。
“不完全對，”他說，“你不知道的教會了我更多。1984年、1990年、2016年的深夜；每一次我都看到同樣的事：讓一屋子各懷目的的人留到深夜，不是靠希望，是靠讓他們相信留在這里是保護自己籌碼的唯一方式。”他把手放在桌上，“拿破侖那句話，其實有另一個說法‘領袖就是販賣希望的商人。’但販賣不只用希望，有時也要用恐懼。德盧卡留下，是因為他害怕如果他不留下，他的選區就會被遺忘在下一輪預算削減的浪潮中。奧馬利留下，是因為害怕他的會員失去一大筆未來的合同。銀行家留下，是因為害怕他們的競爭對手拿到這筆交易。而你留下了，是因為你害怕他們的害怕變成現實。”
火光在科恩的眼睛里閃了閃。
“這個城市，”他繼續說，聲音變得更緩慢，“建立在妥協和幻覺上。華爾街的繁榮建立在債務上，百老匯的燈光建立在破碎的夢想上，政治家的權力建立在空洞的承諾上。而你的工作，是建一棟看起來永遠不會倒下的建筑。可是建筑會不會倒—，你永遠不知道。你必須讓它看起來不像會倒的樣子。”
唐納德看著窗外。第五十四街的燈光在冬夜里顯得格外密集。每一扇窗戶后面都有人在籌劃自己的下一步，每一個下一步都在這個城市越來越擁擠的博弈里爭奪空間。
“那么工會和市議員之間的裂痕呢？”他問。
“那不只是裂痕，”科恩說，“那是1971年的紐約。建筑工會幾乎全是白人，這就是現實。黑人領袖正在要求政府調查他們的雇傭做法。下次你在德盧卡和奧馬利同時在場的時候不要提顏色這個詞。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是一個可能把你撕成碎片的政治問題。這兩塊石頭你誰也抱不起，但你可以讓他們站在一起做階梯，當他們以為對方只是你的背景板。”
唐納德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從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幣，那枚在沃爾多夫酒店談判時用過的25美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側影在火光下顯得陳舊而安靜。
“他會怎么看這個城市？”
“誰？”
“羅斯福。如果他活到今天。”
科恩想了想。“他會說他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但他們已經不懂得怎么區分恐懼和理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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