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伶仃洋對岸的他山之石丨軍亦吾之民（八）

向海要地

《劉晨所舊本抄錄》這份檔案里面，最主要記錄了三個與屯丁相關的案件。其中，第三個嘉慶六年（1801年）的案件，相對獨立，講的是官府飭令查沙坦報墾升科，杜絕隱匿。沙田的開發需要經過一定的階段才算開墾完成，這時候就要到官府登記，核算田賦科則，發予執照，這個過程稱為“升科”。

民國時期中山縣的一張沙田執照

攝于中山市博物館

這個案件還涉及到屯田：“如有荒缺屯糧，查明實難墾復者，飭令各屯丁令覓山頭嶺腳，田旁曠土，名報開墾，照例詳請升科，撥給抵零*詳報以憑辦。”香山縣的屯田都是沙田，所謂墾荒，實際上就是把新開發的沙田按照原本的田畝科則登記成為屯田。這一則案件，應該能夠說明，復界以后的“復墾”的屯田，可能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原本的屯田。

*這個字點校者李龍潛教授不確定，筆者懷疑是“軍”字

《劉晨所舊本抄錄》中的第一和第二個案件，具有延續性，跟沙田附屬產業各種水埠的業權相關。對這兩個案件的解讀，需要借助中山大學的楊培娜教授的合著論文《明清珠江口水埠管理制度的演變——以禾蟲埠為中心》。

《生計與制度：明清閩粵濱海社會秩序》

（楊培娜著）

開墾沙田是“向海要地”的農業形式，沙田本身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伴隨沙田種植業，衍生出很多不同的附屬產業，跟沙田相關的人群，對這些附屬產業的業權歷來是有爭奪的。

鴨埠和禾蟲埠

這兩個案件，涉及的就是兩種附屬產業：鴨埠和禾蟲埠。明清時期沙田區有稻田養鴨法：沙田稻禾間有蟛蜞寄生傷禾苗，鴨以蟛蜞為食，因此養鴨可以除蟛蜞，而收獲之季大量禾穗遺留在田間，也可以用來喂鴨，因此鴨就成了沙田生態系統里面的一種重要的經濟產物，有利可圖。早在明初養鴨業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產業，而且官府對此是有管理有征稅的，因此養鴨的地方被稱為鴨埠。

民國香山縣頒發的海埠執照

拍攝于中山市博物館

但是，誰來養鴨，賣鴨的收益又要歸誰，這一點在明朝中期有過很多的爭論。最終，在以官至禮部尚書的霍韜為代表的一批廣東本地士大夫的建言下，承包鴨埠的埠主，定為岸上有恒產之民，最終鴨埠基本上被出身大宗族的沙田業主所承包。

霍韜的《渭厓文集·卷十》中關于鴨埠的議論

禾蟲生長在咸淡水交界處的稻田中，以腐爛的稻根為食，珠江三角洲的人喜食禾蟲，因此禾蟲也成為了沙田生態系統里面的一種的經濟產物。跟鴨有鴨埠類似，禾蟲也有禾蟲埠。但是鴨埠一般在沙田區靠內的地方，而禾蟲埠則在靠外河涌入海的地方，因此生活在水上的疍民則更加容易撈取禾蟲。

明清之際，禾蟲埠的業權爭奪甚至要比鴨埠更大。明末清初的時候，禾蟲埠也像鴨埠一樣被大宗族所占有。但到了康熙年間，這種大宗族占有沿海水埠導致沿海疍民生計受到侵害的做法被官府否定，明確了以禾蟲埠為代表的沿海水埠（還包括繒蜆等埠，“繒”應該等同于“罾”，指漁網，“”是撈蜆的工具，“”是類似于蜆的貝）收歸官府，官府批給歸疍民自主撈取，原本埠主向疍民私收的埠租，改為疍民向官府繳納的公租課稅。官府這樣做，除了希望以此解決疍民需要繳納的漁課缺征的問題，還希望借機強化對水上人群的編甲造冊管理。

嘉慶《新安縣志》收錄的《恩恤廣東蛋戶》諭令

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皇帝降旨，取消對疍民征收的水埠埠租——這應該是對雍正七年（1729年）達的《恩恤廣東疍戶》諭令的延續。

官司的結果

免除埠租的圣旨下達之后，原本占有禾蟲埠的屯丁曾經爭辯，希望禾蟲埠繼續歸屯丁管業，其中一個案例正是位于香山縣的廣州后衛屯丁吳林英等的申述，這則案例作為典型案例記錄在《廣東清代檔案錄·商漁·廣州后衛等衛所屯田鴨埠歸返業主禾埠歸疍民撈采》。最終的判決是“廣州衛所及廣海新會新寧三衛所鴨埠遵照奉行歸還業主，至禾蟲埠均應并歸附近蛋民撈采”。

《廣州后衛等衛所屯田鴨埠歸返業主禾埠歸疍民撈采》

《劉晨所舊本抄錄》里面抄錄的頭兩個案件，實際上是《廣東清代檔案錄》收錄的這個案件的延續。乾隆五年（1740年），香山縣屯丁劉帝侯（如前所述，應該是戶名）等申請將屯田的禾蟲埠歸屯丁管業。原因一為“田瘠糧重，每遇科場，撥應軍丁四百余名回籍幫辦，往返盤費”，二為“屯埠系蟻等耕種田內溝洫，以備旱澇潮，況附近無蛋□（民）”。這個案件最終的判決，屯丁扳回一局，“遵照將河海禾蟲埠步歸蛋民撈采，其屯田內小涌給與屯戶管業裝撈禾蟲，以資辦公”。

但實際上，官府的態度還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毋許蛋民深入滋擾此案，務飭該縣查照詳案分析清楚，毋任屯民藉端占大河及未經詳奉準允之處，又復混行擾案”。把屯田內的小涌判給屯戶管業撈采禾蟲，這其實是一條對屯丁的特別恩恤措施，只代表官府把屯涌批佃給屯丁，不代表屯丁擁有完整業權可以私賣私典。

《劉晨所舊本抄錄》內容之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有任官所屯丁羅廷寬私自典按屯涌給李德寧，被告發，最終從寬處理，只是要求羅廷寬追回屯涌，但官府嚴厲聲明“應請飭縣出示嚴禁，嗣后如有私按私賣屯涌，一經告發，追價入官，出按典受各主，俱照私典軍田例治罪，不特可杜訟端，更于科場役費永遠無誤”。

案件的后續

《劉晨所舊本抄錄》這兩個跟禾蟲埠相關的案件還有后續，記錄在小欖的一方告示碑刻上，這方碑刻現在保存在小欖民俗博物館。道光十六年（1836年），小欖紳士李朝仰向官府稟告，屯丁借“軍涌”之名，影占民田之內的小涌，初時只是“取水利”，發展到后來，“沙棍周信禧等借香燈埠涌找占高沙、績蔴沙等處稅田，經保前憲出示嚴禁，農業頓安，不料，信禧等甫經斂跡，而訟棍張瓊林竟率案匪張顯全、張五令等多人藉軍涌為詞，圖占欖面沙、
塿沙、第四埒、第七埒、沙氣、紫菱沙、雞籠、博槳（這些應該都在小欖東南的西海十八沙范圍，可能有錯別字或者斷句不對）等處稅田，搶禾搶桑，效尤滋甚”。經判決，“該處軍民人等，即便遵照，所有屯丁軍涌及各處香燈埠涌，毋得藉涌占人稅田”。

小欖民俗博物館外的告示碑及其碑文

民國《香山縣志續編·欖鎮圖》

碑文中所提到的沙田，大致在圖中所圈的范圍內

這個案件里面告官的小欖紳士李朝仰，為泰寧李氏鱗江祖房十七世，在告官之時，恐怕已經不知道他的祖先曾經也是屯丁了。以上這些跟禾蟲埠和屯涌相關的案件，可以看出，到了清朝，屯丁就跟所有開發沙田的豪宗大族一樣，做著搶占田地產業的事情。屯田科則雖然遠遠高于民田科則，但是屯丁卻可以利用這一條理由，向官府套取利益。因此，在屯田可以自由買賣之后，不少有財力的家族，依然會選擇買受屯田。

從屯田到民田

大欖蕭氏有一批從乾隆到民國時期的文獻，由香港珠海學院的蕭國健教授所收藏。這批文獻包括土地契約、賣身契、分單、糧單、執照、銀會簿、收據等合計127份，132件，其中就有一部分跟屯田相關。

有一份光緒三年（1877年）蕭遐與家的分單（分配家產的單據），顯示這家人當時持有四塊屯田，一塊是梁相所和劉清所的合并屯田，兩塊是跟別家合買分得的祝貴所屯田，一塊是任官所屯田。其中任官所的屯田，有相應的歷史買賣契約，分別是嘉慶三年（1798年）由韋氏賣給陳氏的契約，道光年間（沒有寫哪一年）由陳氏賣給周氏的契約，同治三年（1864年）由周氏典和賣給蕭氏的契約各一份（這兩份契約看起來指的是同一塊田地，但在時間上是賣在九月而典在十二月，頗為奇怪，不知是否是時間有誤）。

從周氏手中買受這塊屯田的正是蕭遐與，他在分單中寫明，這是嘗業。但到了民國三年（1914年），這家后人又把這塊作為嘗業的屯田，截出一半，賣給李、呂兩堂。蕭氏得到的屯田，也并不是自家耕種，而是租佃給別家，佃戶負責繳納屯田稅糧，因此，留下了一批佃戶發出的繳納稅糧的糧單以及官府發出的繳納稅糧的憑據。最后，到了民國八年（1919年），廣東省推行屯田改民田，當時蕭遐與戶下的十五畝屯田改為民田，稅則由“減則”改為“中則”，香山縣發出執照。

大欖蕭氏留存的屯田文獻，從側面反映出，到了清朝，屯田雖然作為一種歷史遺留的土地類型，其買賣交易之頻繁，就跟民田非常類似。屯田的業主，可以因為明朝的屯田軍戶身份而繼承屯田，也可以通過交易而從別家典受或者買受屯田。明朝存在爭議的屯田佃種，在清朝則是普遍合理的事情，只要佃戶按照稅則繳納屯田稅糧。在廣東，以衛所名義設立傳承的屯田，到民國八年改屯為民，屯田的歷史劃上句號。

小欖“八股”

在清朝，小欖本地主要有由幾個宗族士紳組織，這些組織在修志采訪簽助，治安巡查維持，以及舉辦本地盛事菊花會等等重要的本地事務中發揮主持作用。以修志為例，道光《香山縣志》的附錄中，記載了各鄉都的采訪簽助名單。其中，欖都的各大社會組織以股為單位進行簽助，包括了：何云顯股、何世聯股、欖都六姓股、欖都李實股、欖都麥承祖股、欖都三衛所、欖都五益同股、欖都各姓。這里頭，除了欖都各姓是小家族組織簽助的集合，剩下的就是幾大宗族士紳組織。

道光《香山縣志》中的欖都八股

《欖溪麥氏族譜·卷三》在四世樂隱公的傳后有一段介紹嘗產的文字：“本祠前開欖都一圖四甲麥承祖戶；雍正七年，鄉內倡建文昌、巡撫兩廟，始科六股，詩禮祠用麥承祖聯合股份；乾隆十五年，闔鄉倡建欖山書院，廣六股為八股；嘉慶九年復稟準大憲，設立公約，各股俱仍其舊；前后鄉內派科股份銀兩俱由樂隱祖嘗項科出。”由此可以看出，小欖從雍正年間開始，地方事務的集資就是由幾大宗族士紳組織聯合股份捐助，最初的時候為“六股”，后來擴大為“八股”。

簽助道光《香山縣志》的，正是“八股（八股的分配并非一個組織一股，還是按照人力財力物力分配）”，這其中：何云顯股為九郎何氏；何世聯股為十郎何氏；欖都六姓股為蕭、梁、李、伍、劉五個姓氏家族（李氏為不同于泰寧李氏的云步李氏，梁氏可能有兩支，因此是“六姓”）；欖都李實股為泰寧李氏；欖都麥承祖股為欖溪麥氏；欖都五益同股為何、梁、鐘、李四個姓氏家族（何、梁、李大概不同于前面出現過的同姓家族）。

欖都三衛所

欖都三衛所也正是“六股”和“八股”之中的一個宗族士紳組織，這個組織在簽助名單中，包括了羅、張、譚、朱、何、梁、董、袁、蔣、馮、周、盧、孔、詹、孫、蔡、嚴、焦十八姓，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依托三衛所的名義由雜姓屯戶組成的宗族士紳組織。

三衛所里面包含的家族規模有大有小，但都遠非三姓四宗的規模，這樣多個家族聯合，則成為了小欖的一個非常大的宗族士紳組織。

1934年小欖菊花會

小欖菊花會，從清朝中期以來就是小欖本地的盛會。耶魯大學的蕭鳳霞教授曾經深入研究小欖的地方社會，尤其把目光聚集在小欖菊花會上。她認為小欖的地方精英階層通過小欖菊花會來制造特定的社會身份和歷史意識，建立起地方社會的權力中心（筆者盡可能清晰表達，但是蕭教授文章的內涵既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轉述）。小欖本地的宗族士紳組織，都會參與到小欖菊花會當中。

《中山欖鎮菊花大會匯編》收錄了嘉慶十九年（1814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和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三次小欖菊花會的主辦單位名單。出了同治十三年那一次因為同治皇帝駕崩，規模較小，其余兩次可以說是精英盡出，每次地方事務集資的主體“八股”，自然也參與其中。

不過，看得出來，隨著社會發展，小欖本地的宗族士紳組織，似乎也在進行變革重組，原本“八股”的架構也慢慢不復存在。不過，三姓四宗作為小欖本地宗族組織的主心骨，是沒有改變的，此外，（三）衛所這樣一個組織，直到民國，也跟三姓四宗一樣在小欖地方社會中發揮著影響力。這個組織雖然起源于軍事組織，但是到了清朝，這個組織已經完全蛻變成讀書人士大夫階層的組織。

小欖民俗博物館中關于“菊花會”的介紹

三衛所的組織架構，直至清末，都還保留著原本的以屯田百戶所為單位的架構。《欖溪風物·小欖衛所設置的緣起和發展》記載：每個所，都有一座關帝廟——實際上就是這個所的權力機關；三衛十八所的總機關原本設在蓮塘街，后來改建在王成坊，大門上石橫額刻有“衛所”二字。

陳憲榮所（就是“陳憲所”）的關帝廟保存下來一方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重修武帝廟碑記》，拓片在中山市博物館展出。碑文記錄了當時陳憲所的成員以及捐錢數額，這份成員名單，所包含的姓氏，與《劉晨所舊本抄錄》中陳憲所屯丁的姓氏一致。

陳憲所關帝廟舊址

陳憲所關帝廟碑文拓片

同治八年（1869年），三衛所的成員新立了一個名為“廣業堂”的組織。《廣東碑刻集》里面收錄了一篇《三衛所廣業堂會序》（應該原本是刻在碑上，但是碑不知現在何處），開篇寫道：

“嘗思欲修祀典，端資祀嘗，祀嘗有定，然后祀典可興，此祀嘗不可以不預謀也；況魁斗星君主儒者，文章之事，庇文人顯達之階，恩既深于后學，報宜切于同儕，所以社設文明；前經崇奉，而衛內諸生，間有未列文明一社者，則崇奉雖有同心，而抒誠未聯志，何以表丹而獻白也哉；爰踵舊章，別開新社，取名廣業；廣業者即是崇德至情，不過份斂一金，幸獲數盈三百，并將居收一項撥入，則裘遂成于集腋，蜜竟得之釀花，爰買田園以供祀事。”

看得出，三衛所的成員，是崇文尚儒的，而在原來的文明社的基礎上成立廣業堂，意在集資以供祭祀——當然，這樣的一個組織，必定還有更深層次的運作緣由，可能是捐資建學，或者是投資買地。

《三衛所廣業堂會序》后文以所為單位列出了會員名單，有些是以祖堂名義入會，有些是以個人（或者應該是代表一戶的戶主）名義入會。但是，這份名單里面缺了陳禮所、張鑒所、陳鑒所和新會所，陳憲所的會員姓氏，也少于《重修武帝廟碑記》。大概三衛所這樣的一個組織，內部也根據家族和社會的發展而在不斷地改變重組。

整體來看，隨著明清兩代衛所和屯田這段歷史滲透在小欖這個地區，本地的人群很明顯地呈現出一種眾生相。

有的家族很早就脫離了衛所軍籍，例如九郎何氏；有的家族即便沒有脫離衛所軍籍，但也進行了切割，例如十郎何氏；有的家族在某個年代就退出屯田，例如泰寧李氏；有的家族即便是有了功名卻還依然留在三衛所這個組織里面，例如小欖盧氏和大欖羅氏；有的持有屯田卻不在三衛所這個組織里面，例如大欖蕭氏。

因為土地交易頻繁，三衛所這個組織，里面的成員也未必都還持有屯田；根據家族和社會的發展，三衛所這個組織也會不斷地改變重組，最終雖然依然借用著明初建立的衛所之名，卻已經發展出獨立的讀書人士大夫階層的組織。

未完，待續（本章還剩約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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