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波討源：《晉書》修訂隨記

大多數時候，站在歷史出海口的今人，往往只能看到一條寬闊的主流和若干粗壯的支流，那些曾經漫延舒展于上游、中游的細密河網，可能大多已經干涸，成為遺跡。在一部確定的史書背后，充滿了無數不確定的歷史，因此今人往往需要沿波而討源。

楊伯峻批校《晉書斠注》卷二四志十四

“先天不足”的唐修《晉書》

《晉書》成書于唐代貞觀年間，時距西晉滅亡已有三百多年，距離東晉滅亡也已兩百余年。

正如《文史通義》所云，“魏晉以來，著作紛紛”，此期史學勃興，而官修史體制未立，有私修晉史二十余家。至于唐初開館修史，仍有至少十八家舊晉史。唐修《晉書》由宰相房玄齡領銜，又因唐太宗親自為四篇紀傳作論，而題作“御撰”。唐修《晉書》的晉史部分，主要依據臧榮緒《晉書》、王隱《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其中臧榮緒《晉書》“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錄、志、傳，百一十卷”（《南齊書·高逸·臧榮緒傳》），覆蓋兩晉歷史，體例最為完備，與唐修《晉書》關系最密。《晉書》的十六國史部分，則主要依據北魏崔鴻所作《十六國春秋》。

不僅如此，《晉書》一出，諸家舊晉史遂漸湮沒，《史通》云：“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崔鴻《十六國春秋》也大約在兩宋時期亡佚。此后僅可在唐宋類書及古注中散見諸史節文，雖有輯佚，也非完帙。因此，對于魏晉史、十六國史研究而言，唐修《晉書》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唐修《晉書》合諸家舊晉史為一書，確定了官修紀傳體的正史體例，其意義正如柴德賡《史籍舉要》所論：“自修《晉書》以后，歷代正史沿此成規，幾乎非官修不可，這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史的一個轉折點。”如此成書史，也似乎與自魏晉至隋唐、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統的歷史現實遙相呼應。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的跨越與轉折也造成了唐修《晉書》的復雜局面，成書時代較晚、史源駁雜、成于眾人之手，這也歷來為史家詬病。比如史家批評《晉書》“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舊唐書·房玄齡傳》），“其所采擇，忽正典而取小說”（《四庫全書總目》“《晉書》”條）。不過，從今天的史學觀念來看，一些未經加工的史料恰恰保留了更多原始的歷史信息，《晉書》中的一些“詭謬碎事”、表疏賦頌，也往往具有獨特的價值。

舉例來說，《晉書》卷九五《藝術·佛圖澄傳》記載，石勒將攻劉曜之前訪問佛圖澄，佛圖澄回答“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仆谷劬禿當。’此羯語也”云云，并斷言“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晉書》本以此說明佛圖澄的異人異術，“能聽鈴音以言吉兇，莫不懸驗”，但是現代語言學家揭示，這句箴言是漢文史料中關于匈奴語的珍貴語例，而匈奴的語系及歷史也是北方民族史中最為復雜的問題，因此中外語言學家也圍繞這段文字展開了諸多討論。又如，卷四六《劉頌傳》所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趙翼《廿二史劄記》批評“至七八千字，殊覺太冗”。今統計劉頌全傳共計8500余字，而這篇上疏計7300余字，幾占全傳篇幅的十之八九，可見趙翼所言非虛。此固為唐代史臣裁剪失當，但亦可見《晉書》列傳“多載有用之文”（柴德賡《史籍舉要》）。卷三五《裴秀傳》載《禹貢地域圖序》，記述了當時的地圖學理論“制圖六體”，“不僅在當時是繪制地圖所奉行的基本準則，而且一直到明末傳入西歐地圖學技術以前，都是我國古代地圖學技術的基本準則”（陳連開《中國古代第一部歷史地圖集——裴秀〈禹貢地域圖〉初探》）。同卷《裴頠傳》載《崇有論》一文，針對王衍等所主張的貴無論而發，“文詞精富，為世名論”（《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惠帝起居注》），體現了魏晉玄學在有無問題上的思辨高度。

誠然，若十八家舊晉史及《十六國春秋》俱在，勢必能夠保留更多歷史信息。但對于早期歷史及中古史研究來說，傳世史料往往并不會給今人留下太多挑揀的余地。在古籍流傳中，新舊相代的例子并不稀見。仍以“二十四史”為例，劉宋范曄作《后漢書》，而諸家東漢史除袁宏《后漢紀》流傳，余皆散佚；唐初李延壽刪南北朝史書作《南》《北》二史，而此后斷代史流傳遂少，北宋開刊南北朝“七史”之時又不得不反據“二史”補其闕卷；北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問世，而《舊五代史》至金元亦佚，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使之又見天日。由此可見，新舊史書不僅存在替代關系，還有補闕、失而復得等種種復雜可能。中國的古代文明向以連續性而著稱，以王朝正史為代表的史書修撰，延綿不絕，既是這一連續性的重要載體，也是其主體。然而大多數時候，站在歷史出海口的今人，往往只能看到一條寬闊的主流和若干粗壯的支流，那些曾經漫延舒展于上游、中游的細密河網，可能大多已經干涸，成為遺跡。在一部確定的史書背后，充滿了無數不確定的歷史，因此今人往往需要沿波而討源。唐修《晉書》正是這樣的一個縮影。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晉書》（中華書局，2026年6月）

一項“勞動密集型”工作

從2008年開始，北大歷史系羅新老師承擔了點校本二十四史《晉書》的修訂工作，并與葉煒老師一同以讀書班的形式組織開展修訂。當時幾乎所有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研究生都參加了讀書班。我是從2013年研究生入學之后開始參與修訂的，當時讀書班已經開展多年，聶溦萌師姐也已成為二位老師的左膀右臂。我記得她向我們這些新成員提供的修訂資料，規整地分為四大類：一是十余種版本的《晉書》（附“晉書各卷宋元本”文件），二是他校類書（比如宋本《冊府元龜》、元本《通志》），三是清人校勘，四是工具書（比如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干支朔閏表等）。大家的修訂思路和方法也由此統一起來。

讀書班每周一次，已經形成了相當成熟的修訂流程：通常2—5名同學為一組負責一卷的內容，低年級的研究生作版本校，高年級的撰寫修訂長編。課上羅、葉二位老師帶領大家逐條審讀修訂長編，主要關注史料解讀有無問題、史實判斷是否正確、修訂處理是否合理等等。大家因為修訂工作，每周見面、讀書、討論，還不時借助查書的機會去金陵考察。我記得2017年，大家再次去往南京，期間一起爬了棲霞山。山并不高，秋霧彌漫，彼時羅老師已完成了他的上都之旅，腳程輕快，與三兩同學，走在最前，葉老師則一路與大家聊天同行。后來讀到陳侃理老師的文章，將北大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學風概括為“松散而親密的聯盟”，我也時常回想起這段美好的經歷。

畢業以后，我一直輔助聶老師、羅老師進行統稿。雖然校勘實屬“勞動密集型”工作，對于青年學者而言，周期漫長，又不納入考核評價，并不符合當下的“學術經濟學”考量，但在修訂過程中，我也時常感受到校勘與研究工作關聯密切，個中收獲很難量化。

首先，校勘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史學訓練。由于上述的“先天不足”，《晉書》的異文問題尤其呈現出層累的特點：是宋代以后傳抄、轉刻的問題，是唐代史臣編修取材的問題，還是史實記載本身就有偏差？這個判斷的過程，也是一層層剝開《晉書》記載、編纂、流通等諸環節的過程。修訂時，我們首先要明確校點，搜集相關史料，然后進行辨析，形成判斷，并最終凝練為長編按語或校勘記。有時面對復雜問題，這樣一番爬羅剔抉的過程，已近于寫一篇史學札記。雖說對于史料的閱讀、辨析、批判，從來都是史學的基本功，但對我個人而言，自己的中古史研究主要圍繞數量有限的傳世史料而展開，這一基本功訓練就顯得尤為重要。

當然，更多時候我深感校勘工作僅是淺嘗輒止。限于學力和時間，很多問題只能從版本、體例上進行判斷和處理。而前輩學者的專門研究則提供了堅實依據，他們對相關史料的辨析，往往出于對某一問題的宏觀把握，無疑更為深入和準確。

在《晉書》修訂時我們也努力尋找這些前輩學者的指引。比如卷九八《王敦傳》所載《上疏罪狀劉隗》，唐長孺先生《王敦之亂與所謂刻碎之政》（收錄于《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一文，對上疏進行了逐句甚至是逐詞的解讀，這背后是他對魏晉南北朝奴客制度以及南方社會經濟的精深研究和整體把握，至今仍具說服力。此次修訂也據此更新了部分標點。又如，卷二五《輿服志》所載《中朝大駕鹵簿》，皇帝金根車隊中有左將軍、右將軍，點校本校勘記原采納了姚鼐的觀點，認為當為左軍將軍、右軍將軍。張金龍先生指出“四軍”將軍已在金根車的前后車隊中出現，基于對魏晉禁衛武官制度的系統研究，他指出“侍衛‘金根車’的只可能是執掌殿內禁衛的左衛將軍與右衛將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修訂本也據此改寫了原有校勘記。不僅是前輩宏論，青年學者的專精研究同樣助益良多。比如我們曾就肅慎人名的專名線問題、朝服名詞的標點問題，請北大歷史系專攻相關問題的于子軒、布依寧博士指教把關，而這樣的“對口支援”、無私襄助已難一一細數。

校勘與研究各有其使命

然而校勘與研究之間終有一條界線。比如《輿服志》記載，“自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其中“朝車”，底本等三種宋元本皆作“軺車”，南監本以下的四種明清本以及《續漢書·輿服志》《通典》均作“朝車”。從版本來說，宋元本固然重要，但眾所周知《晉志》質量并不理想，《續漢志》等他校同樣重要。修訂組起初缺少充分的判斷依據，擬保守處理，從底本及點校本作“軺車”并出校。三校時，我有幸拜讀閻步克老師已經完稿、即將出版的新書《詩言制：〈羽林郎〉〈陌上桑〉中的職官與車駕》。閻老師首先對于左右騑、駕數等種種車駕制度進行考析，進而對于中古輿服志的相關史料多方辨訛。對于此句中的“朝車”，閻老師也從車駕禮制層面給出了明確解釋。這樣，作“朝車”在版本證據之上，又有了理校支持。最終修訂本改作“朝車”并出校，但囿于體例，校記不便采用未刊書稿以說明這個理校依據，因此仍體現為版本改字校。

正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作總則》所指出：“修訂本的校勘重點在文字校訂，不在史實考證，要嚴格區分‘校史文’與‘考史實’的界限。”在我看來，“朝車”問題正處在校勘與研究的交匯點上，二者的解決方法、呈現方式也有不同：修訂工作從版本異文出發，借助理校形成判斷，最終仍然回歸文字訂正，并以校勘記的形式說明版本依據；而研究工作則是從問題出發，經過史料考索、思辨論證，最終形成史實層面的新認識，并以論著的形式和盤托出。由此，我也感到即使面對同樣的文字問題，校勘和研究也往往各有其使命。

當然校勘工作不僅需要從版本異文、學術觀點上進行判斷，還要從整體上把握尺度。《晉書》一百三十卷體量不小，問題繁多。關于改字出校的尺度，專名線、標點等大小問題，修訂組也與中華書局編輯組反復溝通，形成工作備忘、共享文檔等，既使成員之間保持尺度一致，也為了確保長達數年的修訂工作能夠前后一貫。

如果以戶外運動相類比，平日的個人研究猶如一個人登頂，顧慮不多，取徑往往陡峭而直接。而校勘工作，則像一群人負重環線徒步，在行走中幾乎能領略一座山的全貌，然而路途悠遠，非一日可達。大家背負著繁復的細節，步調一致地向前推進。一邊計算著進度，一邊互相提點莫要有遺。走完這一圈，還要走下一圈。畢竟“校書如掃落葉”，難免掛一漏萬。如今，修訂本《晉書》的“徒步旅途”已經告一段落。但對于這樣一部復雜且重要的史籍而言，校勘工作僅是基礎，復雜問題仍需專門研究去突破解決，二者相互補益。前修未密，后出轉精，這更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掃落葉”之旅。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