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孝”字，在中華文明中承載著厚重的倫理分量，歷史的許多朝代，倡導“以孝治國”，并有24孝傳世，至今仍影響深遠。中國式的“孝道”是該繼續傳承還是“與時俱進”？最近看到胡星斗的一篇談“孝”與“愛”的文章，對我感觸很大。他說源于農業時代的傳統孝道，暗含著等級、服從與人身依附的歷史塵埃。我們或許應當超越那個代表“忠順”與“不平等”的“孝”字，擁抱更具現代精神的“愛”字，并以墨子“兼愛”或西方博愛精神中的平等理念與完備的社會化保障體系，共同構建新時代的家庭倫理與社會文明。
按胡星斗老師的說法，傳統孝道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在“父母在，不遠游”的社會里，家庭既是生產單位，也是養老保障的唯一載體。這種“尊尊親親”的差序之愛，以血緣親疏為半徑畫圓，雖然維系了宗族穩定，卻也內含著人格不平等與單向的服從義務。但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這種模式的成本與矛盾日益凸顯。當“孝”被法律或道德過度綁架，尤其是摻雜了沉重的經濟責任時，親情往往被金錢與義務所異化。現實生活中，因贍養費、財產分配引發的家庭紛爭屢見不鮮，甚至導致親人反目。這并非人心不古，而是將復雜的社會保障問題簡化為家庭內部經濟責任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胡星斗指出，一旦將贍養視為純粹的經濟義務，“孝”就成了矛盾的源頭；而如果將關系建立在純粹的感情與牽掛之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金錢紛爭將大大減少。
胡星斗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以墨子提出的“兼愛”或西方的博愛思想取代孔子的“仁愛”，將“差序之愛”與時俱進到“平等之愛”，并輔之于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這個問題。胡星斗稱，儒家提倡的“仁愛”是由親及疏的推己及人，這種愛自然以家庭為核心，導致社會公共關懷相對薄弱。墨子則主張“兼愛”，即“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強調無差等、平等的愛，和西方的博愛精神異曲同工。在當代社會，以“兼愛”或博愛替代僅局限于親人的“仁愛”，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首先，它確立了人格平等的現代價值觀，否定了傳統孝道中隱含的人身依附與等級觀念。在家庭中，成年子女與父母應是人格獨立的個體，雙方基于平等互愛互動，而非基于權威與服從。其次，“兼愛”或博愛將愛從血緣圈子中解放出來，引導社會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風氣，但這種風氣不再是居高臨下的憐憫，而是公民對社會的責任。只有超越狹隘的家族之愛，社會才能告別冷漠，當路遇危難時才會有更多人伸出援手。
在社會制度構建上，胡星斗推崇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認為完善社會化保障是現代文明的制度基石。解決“不孝”問題，僅有理念的轉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制度的支撐。胡星斗強調，完善社會化保障是“超越親人之愛、創造家庭和諧與社會溫情的現代文明之道”。
在發達國家，政府承擔起對失能老人的照護責任，子女照料父母甚至能獲得政府補貼。這種模式并不是冷漠地剝離親情，而是將沉重的護理負擔從家庭肩頭卸下，讓親情回歸純粹的感情交流。子女定期探望父母，在無經濟壓力的環境下共享天倫，親情反而更加穩固。我對胡星斗老師的說法非常認可，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值得借鑒，中國新時代的“孝親敬老”也應與時俱進。我們不僅要弘揚孝敬美德，更要推動社會化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包括長期護理保險、普惠性養老機構、社區居家照護等。當國家和社會通過稅收和公共投入承擔起更多的養老責任，“老有所養”的問題被公共保障兜底時，我們這個社會才更“社會主義”。
我認為：用“兼愛+社會保障”的辦法解決了部分家庭因經濟原因導致的“不孝”難題，我們這個社會將會更和諧。而且如果這樣的制度得以實施，子女與父母的關系將自然而然地轉變為以“敬”和“愛”為主導，扳倒壓在年輕人頭上的“養老大山”。現在中國的家庭有許多都是獨生子女家庭，上面有四位甚至更多的老人（包括祖輩）需要贍養，負擔很重是客觀事實。按胡星斗的辦法，既解放了年輕人，也維護了老人的尊嚴與人格獨立，不失為在這個領域的治理良策。
因此，中國式的孝道需要一場深刻的現代性轉化，那個帶有封建殘余色彩的“孝”字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倡導基于人格平等的親人之愛，并擴而充之至墨家的兼愛精神到了走上前臺的時候了。更為關鍵的是，未來社會必須通過完善社會化保障，將家庭從單一的養老負擔中解放出來。唯有如此，親情才能擺脫利益的枷鎖，社會才能充滿溫情，中國才能在老齡化浪潮中走出一條既符合現代文明、又充滿人文關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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