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法源寺與陳師曾 —齊白石藝術人生早期北京人脈圈子中的兩個節點（下），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導語：法源寺是齊白石初到北平落腳、廣交文友的重要場所，陳師曾則是改變其藝術道路的關鍵知己。一空間一人脈，構成齊白石早年京圈兩大核心節點，二人在此結緣，經陳師曾提點推動，齊白石開啟衰年變法，終立足京城畫壇。

法源寺

內容提要：本文梳理了齊白石習文習畫，確立畫壇地位時的人際關系，重點則放在北京。正因為在北京時的齊白石憑著藝術上的先天才氣與后天努力，及人脈圈子的建立，才為其藝術成功奠定了基礎。在這漫長的過程中，齊白石初到北京時在法源寺建立的人脈圈子，及在法源寺期間和陳師曾的相識相知，是其走向成功的兩個極為重要的人生節點。文章還對因陳師曾提攜，齊白石聲譽陡起的1922年東京“第二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做了詳細的介紹。

關鍵詞：齊白石 法源寺 陳師曾

法源寺與陳師曾

—齊白石藝術人生早期北京人脈圈子中的兩個節點

文 |林木

法源寺這次丁香會，是1919年齊白石剛到北京不久住進法源寺時參加的一次盛會，參會的情況，齊白石在日記里沒有詳細記載。原因應該是齊白石和這一批人都不熟。在《白石老人自述》中的1920年段，記載有他應人之約的情況。在某“大官家去應酬”，“無熟友周旋，誰都不來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該貿然而來”。后來梅蘭芳到了，“對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陣，座客大為驚訝，才有人來和我敷衍，我的面子，總算圓了回來”。后來齊白石為此還專門畫了一幅畫送給梅蘭芳，畫上題“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1920年的齊白石尚且如此，1919年的齊白石初到北京，繪畫上還未變法，藝術上成就有限，幾乎沒任何影響力的齊白石，要與這些北京文壇大腕兒應酬唱和是沒有可能的。由此可見：第一，齊白石初到北京，認識他、了解他的藝術的北京文壇、畫壇的人的確不多；第二，齊白石也希望通過法源寺這種有利的地方，利用同鄉的關系，建立更廣的人脈圈子。對這位初到一個陌生的大城市靠藝術謀生的“鄉下老農”（陳師曾語）而言，這顯然是人生發展的必由之途。至今法源寺還有一塊由楊潛庵于民國二十七年（1938）為懷念去世的道階法師而撰書的一塊石碑。石碑上列有包括已于1923年去世的陳師曾在內的39位北京社會名流，其中就有“湘潭齊璜頻（瀕）生”。1938年的齊白石已非1919年的齊白石了，這就是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1917年和1919年齊白石到北京，逐漸建立起自己的人脈圈子，所有認識他的朋友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陳師曾。是陳師曾勸齊白石變法，又是陳師曾帶齊白石的畫到日本參展，這兩件事使齊白石迎來人生的重大轉折。齊白石認識陳師曾也是在法源寺，但齊白石是如何認識陳師曾的，則是20世紀畫史上的一段公案。

陳師曾

在《白石老人自述》1917年段，齊白石分明地記載了他和陳師曾的這段交往：“我在琉璃廠南紙鋪，掛了賣畫刻印的潤格，陳師曾見著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來訪我，晤談之下，即成莫逆。”這里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齊白石住到法源寺，就因為這里湖南老鄉多，好拓開人脈。在北京城里大名鼎鼎的陳師曾，其青少年時代都是在湖南度過的，父親陳三立與湖南名士如王湘綺等都有密切的關系，陳師曾本人在長沙時習文學畫，與王湘綺、胡沁園也認識。陳師曾與王門弟子，也是齊白石朋友的，如楊度、楊昭儁、寄禪、楊鈞等人也都是朋友。其中長于書畫篆刻的楊昭儁與陳師曾在篆刻上就有往來。常理上，這些既是陳師曾，又是齊白石親密朋友的人，不可能不幫初到北京又急于建立人脈圈子的齊白石的忙，介紹其與北京畫壇領袖陳師曾認識。鄧鋒在他的《“顯隱”與“進退”—齊、陳相交背后的地緣文化背景與藝術相互影響關系再探》[8]一文中發掘出幾段極有價值的關于齊白石與陳師曾交往的史料。鄧鋒在文中提到曾任湖南同鄉會會長的朱德裳。朱德裳孫女撰《先大父事略》就說：“公與義寧陳師曾舊交，介璜與之友。師曾遂為之延譽，名乃大噪。璜為公治印，鐫邊款云：‘余由師晦，得識師曾。師晦有命，無不從也。’”這段記載，又得到青島市博物館所藏齊白石為朱德裳所刻印章的支持。在這枚“九還齋”印章的邊款上，齊白石說：“余重之京師，因九還識師曾，以為幸，故九還之命，無不欣然應之。弟齊璜。”這是有人證有物證的翔實證據了。于常識論，齊白石與陳師曾交往，與二人的朋友楊潛庵也當有關系。至于齊白石為何要撇開這位朱德裳，是因為朱把齊白石的一箱印章弄丟了，兩人交惡。齊白石對自己討厭乃至厭惡的人，或不方便直說的事，都有在日記中隱藏、刪除，乃至編造故事的習慣。如對食言未給足酬金的四川軍閥王瓚緒，在日記中刪除其名，或另改其人，收受胡南湖婢女寶珠為副室被說成是原配陳春君好意的安排[9]……

不管齊白石與陳師曾是怎么認識的，齊、陳之交是成立的，不僅成立，而且陳師曾在齊白石的成功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無可懷疑的。齊白石與陳師曾的交往也的確就是在法源寺開始的。沒有陳師曾，就沒有齊白石賴以成功的變法，而沒有陳師曾，就不會有“海國都知老畫家”的齊白石人生重大的轉折。事情是這樣的，1917年，陳師曾認識齊白石以后，對齊白石的藝術很稱贊，但也指出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促進了齊白石1919年從湖南再回到北京后的“衰年變法”。到1922年，齊白石的“變法”頗見成效，繪畫風格大變，也更趨成熟。這樣，1922年齊白石的藝術迎來一個大轉機，這就是“第二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成為齊白石藝術人生的轉折，但關于這個展覽會的情況研究卻不多，許多說法屬于猜測，容易引起誤解。

圖1 齊白石 《寄園日記》第54頁 紙本 墨筆

21 cm×12.5 cm 1909年 北京畫院藏

有關這次展覽，陸偉榮《齊白石與近代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被介紹到日本的齊白石》有所介紹。文章說，1922年5月6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在“第一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日本許多報道以此為第一回）的報道里，對齊白石畫作做了較高的評價，“桃花塢賦予氣韻，墨色變化妙不可言……相信可以說乃本次展覽的杰作之一”。對陳半丁的稱贊也不錯：“雅趣橫生，非常出眾。”報道還說，“上海的畫家作品至今尚未到達日本”，“小品太多，其中光凌文淵、金紹城等人每人就占了20幅”，“缺少力作”，“讓人失望”。[10 ]陸偉榮對這次展覽的情況介紹如上，細節也有限。實際上，這次展覽，中國方面去了三個人：金紹城、陳師曾、吳熙曾。幾位主要畫家帶去的畫作非常多。陳師曾除《返照歸云》外另有30件作品；金紹城除《密雨飛泉》外有38件，后再加3件，一共42件；吳熙曾14件；陳半丁13件；齊璜白石除《桃花塢》外另有9件；“安吉吳俊卿岳（缶）廬《雙松平遠》山水外十九件”。所謂除××外多少件，是要加1的。也就是說，齊白石一人是10件。“第一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因在日本是第一次舉辦，故稱第一回）是1922年5月2日在東京開幕的。開幕當天有748人參觀，但公開展覽是5月3日。直到展覽開幕，上海的作品都沒進場，上海作品進場是5月6日。“大總統徐世昌”的作品入場，已到5月10日了。展覽5月15日結束，參觀總人數是7556人，賣畫所得12291元，中國一方賣了10851元，日本一方賣了1440元。[11]

圖2 齊白石參加“第一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作品《橫江揚舲》

在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廿日印刷，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的《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圖錄》中，記為“齊璜白石筆”的是一幅山水《橫江揚舲》。近景是一片松林，在遠山與近景中間，為一片“橫江”，上有“揚舲”40余片風帆。這種壯觀景象，古畫中何曾見過一幅？該畫應該是從其寫生中得畫稿。其《寄園日記》第54頁12記己酉（1909）東粵之游，其中7月26日“過舊村，畫圖于前”就有一幅畫稿，畫一松林農舍，其松樹畫法，以橫平豎直長短用筆畫松林，就是白石之自創（圖1）。以此為本，再添《橫江揚舲》（圖2），豈非一幅近景、中景、遠景皆備之畫？且稿本來自自然，當然前無古人了！比較除齊白石之外幾乎所有的畫家，自然新意盎然！齊白石繪畫在日本受歡迎也理所當然。吳昌碩參展的是《墨菊》（圖3）條幅，陳師曾參展的是《山茶》（圖4）條幅，都是常規中國畫花卉風格。

圖3 吳昌碩參加“第一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作品《墨菊》

看來，關于那次展覽，從日本方面所得到的資料也就大致如此了。齊白石與這次展覽的關系，目前的材料基本是齊白石自己在其自傳中所說的內容：“陳師曾從日本回來，帶去的畫，統都賣了出去，而且賣價特別豐厚。我的畫，每幅就賣了一百元銀幣，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還聽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日本人又想把我們兩人的作品和生活狀況，拍攝電影，在東京藝術院放映。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作了一首詩，作為紀念：‘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夸。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經過日本展覽以后，外國人來北京買我畫的很多。琉璃廠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畫，在外國人面前，賣得出大價，就紛紛求我的畫，預備去做投機生意。一般附庸風雅的人，聽說我的畫，能值錢，也都來請我畫了。從此以后，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遠忘不了他的。”[13]齊白石與陳師曾的畫后來是否去了巴黎藝術展覽會？他倆又是否拍了電影？似乎也沒有下文。但賣畫生涯一天一天好起來倒是真的—不過，關于日本這次展覽會，齊白石的畫賣得好，是否就意味著吳昌碩的畫賣得不好？以致吳昌碩還要嫉妒齊白石？以吳昌碩當時在日本的崇高地位，應該不是齊白石在一次展覽的成功就可撼動的。況且，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親自在上海見吳昌碩與王一亭作畫，回去后首相又在日本宣傳，使吳昌碩在日本非常走紅。吳昌碩的作品在中國國內展出的時候，就有“日本人來訂購的，幾及畫件的大半數。有若干幅訂購了，再復訂，三復四復甚至十復”，以致吳昌碩忙不過來找人代筆。[14]很難想象，正在日本走紅的吳昌碩的畫到日本展覽反而沒人買了！至少，目前沒有材料支持這種說法。在這次日本刊印的展覽圖錄中，中方畫家排序，徐世昌大總統排第一，吳昌碩排第二，齊白石排第二十四。應該說，直到1920年尚“淪落長安”無姓名，此后又正在變法中的齊白石，在1922年的中國畫壇上名聲是極為有限的。但因為這次展覽籌辦中方是金紹城、陳衡恪（師曾）、吳熙曾（鏡汀），北京、上海的作品都是由他們三人挑選，不是陳師曾的提拔，齊白石未必有參展的機會。有些文章談到1924年以后齊白石因“皮毛”風波而對吳昌碩生氣，齊白石對吳的稱呼由“缶老”改為“老吳”，其實以前齊白石對吳昌碩也不時有“老吳”之稱。這點不足為據。[15]關鍵是，目前這類說法大多是想象和附會，都沒有事實的支撐。

圖4 陳師曾參加“第一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作品《山茶》

其實，經過與陳師曾的認識，以及因此而來的“衰年變法”，及變法頗見成效之后1922年的“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齊白石的藝術人生已經在藝術自身和人脈圈子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后面看到的林風眠、徐悲鴻請齊白石當北京藝專（后來改稱北平藝專）教授，以及后來齊白石擔任中國美協主席，獲世界和平獎，這一切都是錦上添花而已。齊白石藝術人生成功的關鍵是從湖南到北京，以及在北京自己藝術上的先天才氣、后天的努力及人脈圈子的建立。這漫長的過程中，齊白石初到北京時在法源寺初建的人脈圈子，以及在法源寺期間和陳師曾的相識相知，是其走向成功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節點。

（作者系四川大學教授）

注釋：

[1]林木:《齊白石1927—1928藝專任教考：對眾說紛紜亂象的梳理》，載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四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6。

[2]璜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傳》，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第29頁。以下凡是涉及該自傳內容，均在相應的時段，不再一一注出。

[3]呂曉：《齊白石的收藏、信札、遺物及其他》，《中國書畫》2011年第3期。

[4]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81頁。

[5]參見張楠：《法源寺里舊逡巡：齊白石與法源寺關系考》，載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七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6]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 日記（上）》，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82頁。

[7]參見張楠：《法源寺里舊逡巡：齊白石與法源寺關系考》，載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七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8]鄧鋒：《“顯隱”與“進退”—齊、陳相交背后的地緣文化背景與藝術相互影響關系再探》，載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五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7。

[9]見韋昊昱：《峨眉春色為誰妍：齊白石與近代四川人文》，第一章第三節《報公以婢》，第二章第二節《齊白石詩〈過豐都〉小考》，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

[10]陸偉榮：《齊白石與近代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被介紹到日本的齊白石》，《東方藝術》2013年第8期。

[11]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展覽會關系雜件》第一卷。參考代碼：B05016015300。

[12]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 日記（上）》，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35頁。

[13]齊璜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傳》，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第74頁。

[14]鄭逸梅：《清末民初文壇軼事》，中華書局，1987，第75頁。

[15]1921年7月底，齊白石經人引介拜訪林琴南，林琴南答應給齊白石寫新潤格，齊白石很高興，見面后的第二天，八月初一，立即寫信給林琴南：“今天下如公者無多人，昨得相見，以為平生快事。承自許賜跋潤格，今將樊、吳二老為定者呈公觀覽。惟（唯）老樊所定（訂），只言每幅價若干，未分別條幅整紙。老吳所重訂冊頁、紈折扇價過高，璜擬少為變動……”此處“老樊”為樊樊山，“老吳”為吳昌碩。同段話中“樊、吳二老”是尊稱，“老樊”“老吳”也并非平稱之意，或有親近之意吧？更重要的是，這是1921年的稱呼，并非1924年以后的說法。見《白石雜作》，載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 日記（下）》，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285頁。

編輯 |羅元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