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跑長途，老板讓個21歲的姑娘跟車，我嫌她細胳膊細腿

2008年我跑長途，老板讓個21歲的姑娘跟車，我嫌她細胳膊細腿。

我叫周德民，跑長途貨運的，今年算下來已經在路上跑了整整二十三年。二零零八年的時候，我在省城一家叫安達貨運的公司干活，開一輛九米六的解放牌廂式貨車，跑省城到成都的專線。那條線我跑了五年，沿途每一個服務區、每一個加水點、每一個容易堵車的路段，我閉著眼都能摸清楚。這個行當就是這樣，年輕的時候拿命換錢，老了拿錢換命，沒什么可抱怨的。路上的日子苦是真苦，但勝在一個人自在，柴油味聞慣了也不覺得嗆了，引擎的轟鳴聲比老婆的嘮叨聽著還順耳。

那年夏天特別熱，我記得很清楚，七月中旬，柏油路面被太陽烤得冒油，遠處的熱浪像一層透明的水波在地面上晃來晃去。我剛從成都跑了一個來回回來，正蹲在車場的水龍頭旁邊洗臉，我們車隊的調度老孫頭叼著煙走過來，說德民，下趟給你安排了個跟車的。我拿毛巾擦了把臉，心想跟車無非是新來的裝卸工，或者是哪個想學跑長途的毛頭小子，就隨口應了一聲，說行，人呢。

老孫頭往辦公室那邊努了努嘴。我轉過頭去，看到一個姑娘站在那里。

她穿著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藍色工裝外套，袖子挽到了手肘，里面是一件白底碎花的襯衣，下身是一條深色的褲子，腳上蹬著一雙綠色的解放鞋。個頭大概一米六出頭，瘦瘦小小的，扎著一個低馬尾，臉上沒什么表情，手里拎著一個軍綠色的帆布包，看起來像是要去什么地方打工。她的皮膚不算白，是那種常年在外面跑的淺麥色，下巴尖尖的，唯獨那雙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時候不躲不閃，像是在打量你，也在評估你。我當時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倒不是因為她長得怎么樣，而是她那身板——瘦得跟竹竿似的，兩條胳膊細得我一只手就能圈住，就這體格還跑長途？

我把老孫頭拉到一邊，壓低了聲音說，老孫你跟我開玩笑呢？弄個小丫頭片子跟我的車，路上出了事誰負責？我這趟跑成都，來回三千多公里，翻秦嶺過巴山，山路上連個像樣的護欄都沒有，旁邊就是萬丈深淵，她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能干啥？到時候暈車了誰伺候誰？

老孫頭把煙屁股扔在地上用腳尖碾滅了，攤了攤手說這是老板親自安排的，他也沒辦法。老板說了，這姑娘叫江小滿，是老板一個遠房親戚家的孩子，家在山里，爹媽都不在了，就一個奶奶帶著，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在家閑著也不是個事，讓她來公司學學跑業務，先從跟車開始。老孫頭末了還加了一句，說老板特意交代了，不準欺負人家。

我差點氣笑了。跑長途是什么輕快活嗎？夏天駕駛室里熱得跟蒸籠似的，冬天凍得手腳生瘡，餓了啃方便面，困了在服務區瞇幾個小時，遇到堵車一堵就是大半天，連上個廁所都得找地方。這種日子，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能受得了？我跟老孫頭說我不要，你給我換個男的，實在不行我一個人跑也行。老孫頭擺了擺手說晚了，江小滿的工號都編好了，工資表都做上去了，你要是不帶，你自己跟老板說去。我說跟老板說就跟老板說，我拿起手機就打，結果老板在電話里只說了一句話：德民啊，這孩子不容易，你帶帶她，實在不行就讓她在車上坐著，不給你添亂。

老板都這么說了，我再推就顯得不近人情了。掛了電話我走回車旁邊，江小滿還站在那里，手里拎著那個帆布包，安安靜靜的，既不上前套近乎，也不顯得局促。我走過去的時候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叫了一聲周師傅，聲音不大，但挺清楚的，不卑不亢。我嗯了一聲，繞著車轉了一圈，檢查輪胎和貨廂的鎖扣，心里盤算著這趟帶個拖油瓶得耽誤多少時間。她跟在我后面，我走到哪兒她跟到哪兒，也不說話，就那么安靜地跟著。我停下來指著副駕駛的門說東西放上去，車座底下有工具箱，你的包別亂放，擋著換擋桿我拿你是問。她二話沒說，拉開車門利索地爬了上去，把包塞到了座位底下的縫隙里，動作比我想象的要麻利。

出發的時候是凌晨四點半，天剛蒙蒙亮，東邊泛起一層灰白色的光。我習慣了這個點出發，早走早到，中午最熱的時候就能翻過秦嶺進入陜西境內。車子發動之后，發動機低沉地轟鳴著，整個駕駛室微微震顫，這種熟悉的震顫讓我心安。江小滿坐在副駕駛上，系好了安全帶，兩只手規規矩矩地放在膝蓋上，背挺得直直的，眼睛望著前方，不說話。我瞥了她一眼，心想這一路有你受的。

出了省城上了高速，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跟她說話，主要是一些注意事項：水在座位后面的箱子里，面包和餅干在手套箱里，餓了就自己拿；困了就把座椅放倒睡覺，別硬撐；遇到服務區別喝太多水，不是每個服務區都能上廁所，男的在路邊就解決了，你得提前跟我說，我給你找地方。她說知道了，語氣平淡，既沒有嫌我啰嗦，也沒有表現出緊張。我說你倒是挺淡定，第一次跟車？她說是。我說怕不怕，她想了想，說了句“沒什么好怕的”。我心想，那是你還沒遇到什么事。

車過秦嶺的時候，山路開始變險了。一邊是陡峭的山壁，一邊是深不見底的山谷，盤山公路像一條灰色的蛇纏在山腰上，彎急坡陡，會車的時候兩車之間只隔著一面后視鏡的距離。我在這條路上跑了好幾年，哪里該減速哪里該換擋心里都有數，但每次過這一段還是會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用余光掃了一眼副駕駛，發現江小滿的臉色有點發白，兩只手抓著安全帶，指節都捏白了，但嘴上一聲沒吭。我說第一次走這種路吧，怕就閉上眼睛睡覺。她說不用，我想看。我問看什么。她說看你怎么開，以后萬一我也要跑這條路呢。我被她這句話逗樂了，說你這細胳膊細腿的，方向盤都不一定掰得動，還想開大貨車？她沒說話，只是轉過頭望著車窗外深不見底的山谷，嘴角抿成了一條線。我以為她是不服氣又忍著不說，便覺得這姑娘多少有點不識好歹。

翻過秦嶺進入漢中平原，路況好了很多，我也放松了下來。到了下午兩點多，太陽正毒的時候，車子的水溫表開始往上躥。我把空調關了，打開車窗，熱風灌進來，整個人像坐在烤爐里。江小滿的額頭上滲出了細密的汗珠，順著鬢角往下淌，但她還是那副平靜的表情，只是偶爾拿袖子擦一下。我說熱吧，她說還行。我說還行什么還行，看你熱成啥樣了，她從后視鏡里看了我一眼，沒接話。

傍晚的時候我們在一個服務區停下來，我去加水加油，她在旁邊站著看。加完水我準備繼續趕路，她忽然說，周師傅，我看你從早上到現在開了十二個小時了，要不要歇一會兒。我說不用，趕路要緊。她說疲勞駕駛不安全。我看了她一眼，想說你個小丫頭懂什么，但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因為她說的確實沒錯。我在服務區多停了二十分鐘，泡了碗方便面。她吃面包，一邊吃一邊拿著個小本子在寫什么東西。我問她寫什么，她說記賬，路上的開銷。我看了一眼，她的字寫得不算好看，但一筆一劃很認真，油費、過路費、飯費，每一項都記得清清楚楚。老孫頭之前跟我說跑這趟車的賬要對清楚，我一直懶得記，沒想到她主動接了過去。

接下來兩天，我們繼續趕路。我發現江小滿這個人雖然話不多，但做事很有章法。她會在我需要的時候提前把水遞過來，不用我開口；會在我犯困的時候找話題跟我聊天，雖然聊的內容無非是路邊的風景和天氣；會在停車休息的時候繞著車子轉一圈，檢查輪胎有沒有癟、貨廂的鎖扣有沒有松。這些事以前都是我一個人干的，現在她主動分擔了一部分，雖然都是小事，但確實讓我省了不少心。我嘴上不說，心里對她的看法在一點一點地松動，當然也只是從“礙手礙腳”松動到了“不算太礙事”的程度。

第四天晚上，我們在川陜交界的一個小鎮上過夜。原計劃是連夜趕路直接到成都的，但突然下起了大雨，雨勢大得雨刷器開到最快檔都刮不干凈，路上的能見度不到二十米。為了安全起見，我決定在鎮上找個地方停下來，等雨小了再走。鎮子很小，只有一條街，路邊有一個廢棄的加油站，我把車停在了加油站的水泥棚子下面。雨點砸在車頂上，聲音大得像有人在上面敲鼓，砰砰砰的，震得耳朵發麻。我說看來今晚得在車上過夜了，你把座椅放倒睡吧。她嗯了一聲，把座椅調了個角度，蜷著腿側身躺著，很快就沒了動靜。

我坐在駕駛座上，把車窗搖下來一條縫透氣，點了一根煙。雨夜的山里很安靜，除了雨聲什么都聽不到，遠處的山影黑黢黢的，像一只巨大的野獸蹲在那里。我抽著煙想事情，想著這趟跑完了回去要跟老板說說，以后別再給我安排女跟車的了。正想著，突然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不是雨聲，是一種低沉的、悶悶的隆隆聲，像是從地底下傳上來的。我在山區跑了好幾年，這種聲音我再熟悉不過了——泥石流。

我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

往外一看，借著車燈的光，我看到山坡上有泥漿和碎石開始往下淌，速度不快，但范圍很大，沿著山坡慢慢往路上滑。泥石流的規模看起來不算太大，但如果繼續下雨，誰也不知道會不會變大。我當機立斷發動了車子，這時候江小滿也醒了，她坐起來往外看了一眼，臉上沒有一絲血色，但聲音還算鎮定，問怎么了。我說坐穩了。然后把方向盤打死，準備把車倒出加油站，往鎮子高處開。

但輪胎打滑了。

加油站的這片水泥地因為年久失修，上面長了一層滑溜溜的青苔，被雨水一泡，比冰面還滑。后輪在原地空轉，發出刺耳的摩擦聲，車身紋絲不動。我換擋、踩油門、打方向，折騰了好幾個來回，車子反而越陷越滑，半個車身歪在了一邊，再動下去搞不好就要側翻了。泥石流還在往下淌，已經漫到了山腳下，開始有一小股泥水沖到了公路上，速度比剛才快了不少。我的后背全是冷汗，腦子里飛速地轉著，能想的辦法都想了，但我一個人坐在駕駛座上，既要控制方向又要觀察路況，根本分不開身。

就在這時候，江小滿說了一句話，讓我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后背發涼。

她說，周師傅，你只管油門，方向盤我來幫你看著。后輪打滑的時候你往外打半圈，感覺到抓地力了再回正，一步到位，別猶豫。

她的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咬得清清楚楚，沒有一絲顫抖。我轉頭看了她一眼，副駕駛上的這個姑娘，剛才還因為暈山路臉色發白、因為高溫熱得滿頭大汗，現在卻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她的眼睛死死盯著前方，嘴唇緊抿著，兩只手穩穩地扶著儀表盤，渾身上下透出一種跟她年齡和身板完全不相符的冷靜。

沒有時間猶豫了。我咬了咬牙，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油門上，左腳踩著離合器，右腳轟著油門，同時按照她喊的節奏一下一下地往外打方向。半圈，回正，再半圈，再回正——后輪在泥漿和青苔之間劇烈地摩擦，發出刺耳的聲音，車身劇烈地晃動，我感覺整個車隨時都可能滑出路面翻進溝里。江小滿在旁邊穩穩地報著方向，左、右、穩住、再來一點。她的眼睛一直緊盯著右側后視鏡里輪子和地面的接觸面，一只手撐著儀表臺，另一只手隨時準備幫我換擋。

大概折騰了四十分鐘，在泥石流快要漫到公路正中央的時候，后輪終于找到了一個干燥的著力點，車身猛地一震，躥了出去。我一腳油門踩到底，貨車轟鳴著沖出了加油站的水泥棚子，駛上了公路，沿著盤山道一口氣開到了鎮子的高處。我把車停穩，拉上手剎，整個人癱在座椅上，雙手還在方向盤上抖個不停，兩條腿軟得像兩根面條，渾身上下被冷汗浸透了，衣服貼在身上又濕又冷。

我轉過頭看江小滿。她靠在副駕駛的椅背上，臉色煞白，額前的碎發被汗水黏在腦門上，嘴唇上有一道淺淺的血印，是她剛才咬嘴唇咬出來的。她的胸口劇烈地起伏著，大口大口地喘著氣，顯然剛才那幾十分鐘把她也嚇得不輕。但她看到我看她，居然咧了咧嘴，擠出一個笑容，說，周師傅，車保住了。

那一刻我說不出任何話來，所有的輕蔑、所有的不信任，被一場泥石流沖得干干凈凈。我靠在座椅上喘了好一會兒，等心跳平復了一些，才問她，你之前是不是學過修車？她說沒學過，但她爸活著的時候也是跑長途的，她從小跟著她爸在車場里長大，看多了，什么毛病都見過一些。她爸去世之后車子賣了，她才出來打工。她說得云淡風輕，但我注意到她說“我爸活著的時候”這幾個字時，語氣明顯輕了許多，像是怕用力過猛會碰碎什么。

天亮之后雨停了，泥石流也徹底平息了。我們小心翼翼地開過了那段被泥漿覆蓋的路面，繼續往成都方向趕。剩下的路程里，我再也沒有把她當成一個需要照顧的小姑娘。我開始主動教她一些東西——怎么看水溫表、怎么聽發動機的異響、怎么在坡道上換擋不溜車。她學得很認真，拿著那個小本子，把我說的要點一條一條記下來，遇到不懂的就問，一個問題能追著問好幾遍，直到徹底搞明白為止。有時候我問她，這些東西對你以后有啥用，她又抿嘴不吭聲，只是拿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看著我，搞得我也不好意思追問。

到了成都卸完貨，我們在物流園附近的一家小面館里吃了頓飯。我點了兩碗牛肉面，一盤拍黃瓜。她吃面的時候把牛肉一片一片地挑出來，擱在碗沿上，等面吃完了，再把牛肉一片一片地夾回去，就著碗底的面湯慢慢吃。我說你把肉挑出來干嘛，她說留著最后吃。這個習慣我太熟悉了，我小時候家里窮也是這么吃的，好吃的留在最后，這樣整碗飯都覺得有盼頭。我什么都沒說，只是喊老板又切了半斤鹵牛肉，推到她的碗邊，說多吃點，跑了這幾天累壞了。她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有推辭，也沒有說謝謝，只是輕輕點了點頭，然后低下頭繼續吃。吃了幾口她忽然停下筷子，說了一句讓我很意外的話。她說，周師傅，你是好人。我愣了一下，不自然地擺了擺手，說吃什么好人，趕緊吃飯。

回到省城之后，我跟老板說，以后江小滿就跟我的車吧。老板還挺意外，說你不是嫌人家細胳膊細腿嗎。我說細胳膊細腿也不耽誤事，人家心里有數。老板笑了一聲，拍了拍我的肩膀沒說什么。

從那天開始，江小滿就成了我車上的固定跟車員。我們搭檔跑了一年多的長途，磨合得越來越默契。她知道我累了不愛說話，就在旁邊安安靜靜地幫忙看路；她知道我愛喝濃茶提神，每到一個服務區都會幫我把保溫杯灌滿；她知道我腰不好，停車休息的時候會催我下去活動活動。我教她開大貨車，她學得很快，半年就能在高速上幫我替一段了，換擋、超車、保持車距，開得有模有樣的，比我當年學車的時候快多了。

零九年底的時候，有一天跑完一趟長途回來，她把那個記賬的小本子往我手里一塞，說周師傅，我不干了。我一愣，問怎么了。她說她報了駕校，要考大貨車的駕照，以后自己開。我說你行不行啊，她又用那種不服輸的眼神看著我，說你不信？我說信，怎么不信。然后我從駕駛座后面的儲物格里翻出一副舊的勞保手套，是我備用的，塞到她手里，說開大貨車費手，留著用。她接過手套，低頭看了好一會兒，然后抬起頭沖我笑了一下。那個笑容跟泥石流那晚劫后余生的笑不一樣，這次是真正舒展的、帶著一點憧憬的笑。

后來她真的考下了駕照，去了另一家貨運公司開車，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偶爾在物流園碰到，她會遠遠地沖我招招手，喊一聲周師傅。再后來聽說她攢夠了錢，自己買了一輛二手的解放卡車，專跑成都線。有時候我在路上看到對面駛來一輛藍色的解放卡車，駕駛座上坐著一個扎馬尾的女人，就會想起二零零八年那個悶熱的傍晚，她站在車場里，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細胳膊細腿的，拎著個帆布包，安安靜靜地等我發車。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在傍晚的夕陽下閃著光，像是藏著一整個我不曾了解的世界。

去年物流園搞了一次老司機聚會，我去了。在停車場里，我看到一輛擦得锃亮的解放牌貨車，車頭掛著紅綢子，車門上印著幾個字——小滿貨運。我正盯著那幾個字發呆，身后傳來了一個聲音，周師傅，好久不見。

我轉過身，江小滿站在那里，穿著一件深色的工裝外套，頭發剪短了，人比以前結實了不少，臉上的輪廓也變得硬朗了些，但那雙眼睛還是跟當年一樣，又大又亮，看人的時候不躲不閃。她的身后停著三輛貨車，清一色的解放牌，車況都很好。她笑著說，怎么樣，沒給你丟人吧。我說豈止沒丟人，你這都當上老板了。她說是啊，所以今天這頓飯我請。我說那可不行，論輩分你還得叫我一聲師傅呢。她歪著頭想了想，認真地說，行，周師傅，那師傅您先請。

我們兩個都笑了。物流園的夕陽斜斜地掛在天邊，把停車場上那一排貨車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我記得當年那輛老解放也是這個顏色，二零零八年的夏天，一個叫江小滿的姑娘坐在副駕駛上，細胳膊細腿的，用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望著前方蜿蜒的盤山路，車窗外的熱風吹亂了她額前的碎發，她問都不問一句就跳進了我那輛顛簸的、充滿柴油味的、前途未卜的大貨車，從此再也沒有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