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欄前圍了一圈人。
我擠進去的時候,有人讓了讓。那張紅榜貼得端端正正,上面印著六個名字。
我看了三遍。
沒有。
何建國三個字,哪一行都沒有。
身邊的嘈雜聲像是隔了一層水。
有人喊我名字,我聽不清。
我只看見考績表就貼在紅榜左邊,總分第一,工齡最長,年限最久。
兩張紙之間隔了不到十厘米。
十厘米。
我轉過身,往辦公樓走。陽光照在臉上,有點刺眼。
呂主任的辦公室在三樓,門開著。
他看見我進來,笑了一下:“建國來了?坐。”
我沒有坐。
“你也別多想,”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年輕人嘛,要給他們機會。你覺悟高,應該能理解。”
我看著他的眼睛,他躲開了。
我聽見自己說:“理解,主任說得對。”
我笑了。
那時候窗外正好有郵遞員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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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鄭薇已經把飯端上桌了。
她問我看榜了沒,我說看了。她又問有沒有我,我沒吭聲。
筷子在碗沿上劃了一下,她抬起頭看我。
“沒有?”
“嗯。”
我把碗端起來,夾了一筷子菜。她坐在對面,不動筷子,就那么看著我。空氣安靜得能聽見隔壁的電視聲。過了好一會兒,她說了句:“吃飯吧。”
那天晚上她沒再提這事。
但我半夜醒來的時候,看見她一個人坐在客廳里。
客廳的燈沒開,她就那么坐在黑暗里。窗簾被風吹起來,月光照在她側臉上,我看見她肩膀在抖。
我沒出聲。
第二天一早,我騎自行車去了單位。
剛進大門就碰見彭翰飛,他正蹲在花壇邊抽煙。
看見我,他站起來,張了張嘴,最后只說了一句:“老何,節哀。”
我沒接話,進了辦公樓。
走廊里有人看見我,刻意別過頭去。
有人跟我打招呼,聲音比平時小了幾分。
我推開辦公室的門,老李坐在我對面,正翻報紙,看見我進來就低下頭。
考勤表在桌面上,我把它翻了個面。
那個叫黃瑾瑜的年輕人上午來我們辦公室拿文件。
我這是第一次認真看他,三十出頭,戴眼鏡,頭發梳得整齊。
他進來的時候跟誰都沒打招呼,拿了東西就往外走。
老李等他走后,低聲說了句:“聽說跟呂主任有點關系。”
我沒追問。
中午在食堂吃飯,我打了飯剛坐下,就聽見旁邊那桌在小聲議論。
“聽說沒,是呂主任的外甥。”
“怪不得,考評第一都輪不上。”
“小聲點,你別在這兒說。”
聲音低了下去。
我一口一口扒著飯,沒什么味道。
吃完飯回到辦公室,我看了一眼墻上的鐘,又看了一眼窗外。
院子里的郵筒就立在大門右邊,綠色的,漆掉了一塊。
下午下班的時候,呂文博在樓道口叫住我。
“建國啊,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我跟著他上了三樓。他辦公室空調開著,涼颼颼的。他讓我坐,又倒了杯水。
“上午那事兒,你沒情緒吧?”
我搖頭說沒有。
他笑了:“那就好。我這個人你也知道,對事不對人。這次確實名額緊,下回肯定優先考慮你。”
他一邊說一邊翻桌上的文件,語氣很隨意,像是說一件跟自己沒關系的事。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涼的。
他又說:“你也知道,現在單位正處在改革的關鍵期。上面查得很嚴,什么都要講政策、講原則。不是我說了能算的。”
我說我明白。
他點了點頭:“我就知道你是個明白人。”
從辦公室出來,下樓的時候,我跟一個穿夾克的中年男人擦肩而過。他拎著一個黑色公文包,直接上了三樓。我沒在意,出了辦公樓。
那天的晚霞特別好看,把郵筒照得發紅。
我推著自行車往門口走,經過郵筒的時候,我看見信箱口敞著,像一張嘴。
02
第二天是周末。
鄭薇一大早就去超市上班了。我坐在家里,翻來覆去地看那張分房通知的復印件。這是我從公示欄上抄下來的,六個人的名字,還有分房面積。
最大的一套三居室給了黃瑾瑜。
八十平米。
我合上那張紙,放進了抽屜。
兒子何宇在我旁邊做作業,低著頭,一副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樣子。
他已經高二了,功課緊,每天早出晚歸。
我們爺倆平時話不多,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事。
去年他說過一句“同學家都有書房”,說完自己又把話咽了回去。
我坐在沙發上發呆。
電視開著,我根本沒看。
下午鄭薇回來的時候,提了一袋子菜。她把菜往廚房一撂,對我說:“我今天在超市碰見黃瑾瑜他媽了。”
我應了一聲。
“她那個得意的樣子,”鄭薇咬著牙,“逢人就說她兒子分房了,還是三居室。我聽見了,沒理她。”
我沒說話。
她轉過身去擇菜,聲音從廚房里傳出來:“何建國,你到底打算怎么辦?”
“什么怎么辦?”
“房子啊!咱家都多少年了,住這個破筒子樓。夏天熱蚊子多,冬天漏風,兒子連個寫作業的書桌都擠不下。你倒好,還在那兒裝沒事人。”
刀刃剁在砧板上,篤篤篤的響。
“人家黃瑾瑜才來幾年?三年不到吧?你呢?二十年!”
我說:“你別說了。”
“我憑什么不說?”她轉過身來,眼眶紅了,“我在超市站一天,站著給人家收錢,一個月幾百塊錢。你呢?你畫了多少張圖紙?熬了多少個通宵?到頭來呢?”
我看了她一眼。
她說:“我不怕窮,我就怕你認了。”
那晚我沒吃晚飯。
一個人坐在臥室里,窗戶開著,樓下有人在打牌,笑聲和罵聲混在一起,傳上來。
我翻出單位發的幾本獎狀和證書,紅皮的、綠皮的,疊了一摞。
我一本一本翻過去,有一本是八年前發的。
那時候我剛三十五歲,頭發還是黑的。
電話響了,是彭翰飛打來的。
“老何,你明天有空沒?”
“干嘛?”
“請你喝頓酒,咱倆好久沒聚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行。”
掛電話的時候,鄭薇從客廳走進來,看見我在翻證書,愣了一下。我沒抬頭,把證書收好,放回抽屜里。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彭翰飛說的小飯館。
他點了幾個菜,還開了一瓶白酒。我坐下以后,他先給我倒了一杯,然后自己倒上。碰了一下杯,他開口說:“昨天的事你別往心里去。”
“不會。”
“我聽說,那個黃瑾瑜,確實是呂主任的外甥。”他壓低聲音,“呂文博有個姐姐,嫁到隔壁市去了。黃瑾瑜是他姐的兒子,前年才調到咱們單位。”
我拿起筷子夾了口菜。
“還有,”他又倒了一杯,“你知道呂亮不?”
“后勤那個?”
“對,呂文博的親弟弟。”
他喝了一口酒,看我一眼:“我聽說,呂亮去年賣了一處廠房。那廠房是九十年代初建的,有兩千多平米。估價的時候壓得很低,買主是呂亮老婆姐夫的親戚。”
我放下筷子:“你有證據?”
“證據嘛……”他猶豫了一下,“有人看過合同。”
“誰?”
“老會計,徐保國。”
我腦子里閃過那個人的臉。瘦高個,頭發花白,平時不愛說話。他在單位干了三十多年,去年剛退休。
“他手里有東西?”
彭翰飛看了看四周,壓低聲音說:“他跟我說過,那份合同的價格不對,差了起碼二十萬。他壓了幾年了,一直沒敢往外捅。”
我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辣得嗓子發緊。
“老何,”彭翰飛看著我,“你要是真想鬧,就別聲張。我就是告訴你一聲,你自己掂量。”
他說完就低頭吃菜了,不再看我。
我坐在那里,看著窗外。太陽很大,街上有個人推著三輪車在賣西瓜,有人彎腰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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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一早上我到單位時,看見黃瑾瑜在呂文博門口站著,手里捧著一摞文件。呂文博辦公的門半開著,里面傳出說話聲。
我低頭走過去。
上午的會我沒開完就出來了,坐在廁所里抽了支煙。
走廊里有人來回走動,腳步聲雜沓。
我掐滅煙頭走回辦公室,老李在接電話,看見我進門,沖我比了個手勢,壓著話筒說:“主任找你。”
呂文博坐在辦公桌后面,面前攤著一堆文件。
“建國啊,”他抬起頭,“老廠那邊有幾張圖紙要改,你辛苦一下,抽個時間去看看。”
我說好。
“另外,”他頓了頓,“下周局里要來檢查,你得寫個匯報材料。這個比較急,你這兩天弄出來。”
“行。”
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推到桌面上:“這個是上次評優的獎金,我幫你爭取的。你拿著。”
我看了看那個信封,沒接。
“拿著吧,”他笑著說,“這是你應得的。”
我伸手拿了,放進兜里。信封薄薄的,裝不了多少錢。
“你跟彭翰飛關系不錯?”他突然問了一句。
我心里緊了一下:“還行,老同事了。”
他嗯了一聲,沒再問什么,揮了揮手讓我走。
走廊里,我掏出那個信封,沒拆,隨手塞進抽屜里。老李不在辦公室,整層樓都很安靜。我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走向檔案室。
檔案室在二樓最里邊,平時很少有人去。門鎖著,我敲了敲,沒人應。我又敲了兩下,角落里傳來腳步聲,門開了條縫,露出一張瘦削的臉。
徐保國。
他穿著舊工作服,手里拿著一把鑰匙。看見是我,他愣了一下:“何工?”
“徐會計,”我壓低聲音,“我想跟您打聽點事。”
他往走廊兩頭看了一眼,側了側身體:“進來吧。”
檔案室里很暗,只有窗邊透進來一道光。桌上堆著一摞摞舊賬本,灰塵很大。他拉了一把椅子讓我坐,自己坐到對面。
“什么事?”
我看著他,舔了舔嘴唇:“去年賣廠房的事,您知道吧?”
他的臉色變了。
我不說話,他也不說話。過了好一會兒,他嘆了口氣:“你打聽這個做什么?”
“我想知道,那份合同的價格是多少?”
他站起來,走到一個鐵皮柜子前,打開鎖,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他猶豫了一下,還是遞給了我。
信封里是一張復印件,上面印著紅章。我拿出來看了一眼,心跳得很快。
“你別往外傳,”他說,“我壓了好幾年了,就怕出事。”
我看著那張紙,上面的數字很清楚。估價三十萬,實際賣價十萬。
差了二十萬。
“為啥賣這么低?”
“買主關系硬。后勤那邊說了算,我也攔不住,只能留一份底。”
我合上那張紙,又仔細看了幾眼。上面簽字的地方寫著呂亮。
“何工,”徐保國看著我說,“你要是想查,你查。但你別說是我給的。我家還有個孫子要養,經不起折騰。”
我說:“知道了。”
從檔案室出來,天已經快黑了。走廊里沒人,我走到窗口,把那份復印件小心折好,塞進內衣口袋里。
口袋里那個薄薄的信封硌得我胸口的肉有點疼。
04
我沒有馬上行動。
那些天我照常上班,畫圖、開材料、去老廠看現場。一切都和以前一樣。呂文博偶爾碰見我,還是那副笑呵呵的樣子,問我工作累不累,我說不累。
只有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每天晚上,等鄭薇和兒子都睡了,我就一個人坐在廚房里。
廚房的燈昏黃,我掏出那張復印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上面的每一個字我都能背出來了。
標的物、面積、價格、簽字、日期,全記得。
但我還是沒動。
我怕。
我在這個單位干了二十年,從小到大,從青工到骨干。我認識了所有人,所有人也認識我。我不想讓他們戳脊梁骨,更不想讓鄭薇跟著我遭罪。
那天晚上我睡不著,從床上爬起來去了陽臺。樓下有一排梧桐樹,風吹得葉子沙沙響。
鄭薇不知道什么時候醒了,站在我身后。
“幾點了?”
“兩點。”
“你天天這樣,身體扛不住的。”
我沒回頭:“我再想想。”
“你想什么?想二十年工齡被人頂替的事?想那張分房名單的事?”她的聲音平靜下來,“何建國,我不逼你。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你要是覺得算就算了,我沒意見。但你要是咽不下這口氣,就別半夜在這兒嘆氣。”
她說完就回屋了。
我蹲下來,點了一根煙。煙頭的火光在黑暗里閃了一下,很快滅了。
第三天,我去了一趟老廠。
老廠早就停工了,廠房空蕩蕩的,鐵門上了鎖。
我繞到后面,透過窗戶往里看。
里面什么都沒有,只剩下一地灰。
那臺舊機床還在墻角,上面蓋著帆布。
我蹲在墻角,用手摸了摸地面。
地面挺干凈的,不像停產很久的樣子。
回來的路上,我在單位門口碰見黃瑾瑜。他騎著一輛摩托車,副駕駛上坐了個年輕女人。他看見我,沒停車,只是點了一下頭就開過去了。
那輛摩托車是新款的,我看車行打過廣告,要一萬多。
一萬多。
他一個月工資才多少?
我回到家,把那份復印件又翻了出來,攤在桌上。鄭薇看見了,沒說話,只是把菜端到桌上,又擺了一雙筷子。
兒子埋頭吃飯,不知道大人們在想什么。
那頓飯吃得很安靜。
后來我進了屋,把門關上了。我拿起筆,找了一張白紙。
我決定寫一封信。
寫完第一行字,我停住了。窗外有人走路的聲音,皮鞋踏在水泥地上,咔咔的。
我沒有繼續寫。
我先把復印件收好,然后把筆放進了筆筒。
那封信,我在心里打了三遍草稿,一個字都沒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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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四下午,呂文博又在樓道里叫住我。
這次他沒讓我去他辦公室,而是把我拉到走廊盡頭的窗戶邊。
那里沒人,他壓低聲音說:“建國啊,我聽說你最近去了老廠,還在檔案室待了一陣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臉上沒露出來。
“呂主任,那幾張圖紙我得去現場看,檔案室是找幾年前的施工記錄。”
他看著我,眼神很平靜:“嗯,那就好。”
他沒再多說什么,拍了拍我肩膀,走了。
我站在原地,后背有點發涼。
晚上回到家,我把門反鎖了,在臥室里坐了很久。鄭薇敲了兩次門,我都沒開。她隔著門問:“你怎么了?”
我說:“沒事,在想圖紙。”
她沒再問。
我掏出那封還沒寫完的信,從頭看了一遍。只有幾行字,寫得很克制。舉報對象寫了呂亮,只提了廠房的事,沒提黃瑾瑜。
但我還是擔心。
彭翰飛消失好幾天了,電話打不通。我去他辦公室找他,他工位上的水杯還放著,但人不在。老李說他請假了,具體什么時候回來不知道。
沒人在身邊可以商量了。
周五早上,我在單位樓下碰見徐保國。他騎著一輛舊自行車,戴著草帽,像是專門來找我。
“何工,”他壓低聲音,“我聽說呂亮要調去后勤公司當經理了。”
我愣住了:“什么時候?”
“下個月,文件都擬好了。”
我站在門口,半天沒說話。他看了看我,嘆了口氣:“你要是不弄,他就走了。走了,那些事就沒人查了。”
他騎上自行車走了。我站在大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那天上午,我坐在辦公室里,一句話都沒說。老李跟我搭話,我沒聽見。他看看我,沒再說話。
下午三點,我站起來,去了趟廁所。
在廁所里,我掏出手機,給鄭薇打了個電話。
“我想好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說:“你決定了?”
“那我不攔你。”她又補了一句,“你能行嗎?”
我苦笑了一下:“不知道。”
掛掉電話,我把手機關了,裝在兜里。
下班前,我寫好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半頁紙。我把那天從徐保國那里復印的合同復印件折好,放進信封。
我站起來,把信封揣進褲兜里。
下班鈴響了。
我走出辦公樓,太陽正要落山,把地面照得發紅。我走到大門口,停下來。
那個綠色的郵筒就在我右手邊。
我站著沒動,周圍有人走過。有人跟我打招呼,我敷衍地應了一聲。
我看著那個郵筒。
手伸進褲兜,碰到了那封信。
我聽見呂文博的聲音在我腦子里響,他說“你覺悟高,應該能理解”。
我看見名單上那六個名字,沒有我。
我看見鄭薇坐在黑暗里,肩膀發抖。
我看見兒子埋頭吃飯,一句話不說。
我把信從兜里掏了出來。
信封上,我已經寫好了地址。
我握住它,走到郵筒邊,掀開了蓋子。信箱口開著,黑漆漆的,像一張嘴。
我把信塞了進去。
信落到信箱底部,發出輕輕的“啪”的一聲。然后蓋子落回去了。
我站在那里,沒有馬上走。
郵遞員還沒來取信。我站在郵筒邊,眼睛一直盯著那個口子。
我又走了。
不看了。
看了會后悔。
06
信寄出去的頭三天,風平浪靜。
第四天早上,我正在辦公室畫圖,彭翰飛突然出現了。他瘦了一圈,眼眶有些發青。他走進來看了我一眼,又往門外看了看,然后關上門。
他從兜里掏出一張紙,遞到我面前。
“你看看。”
我接過來,是一份會議記錄。上面寫著討論老廠土地處置方案,參會人有呂文博、呂亮,還有一個名字我不認識。
日期是去年三月。
“這個你從哪弄的?”
“別管從哪弄的,”他壓低聲音,“你那個信,是不是已經寄了?”
他急了:“你說實話!”
我點了點頭。
他臉一下子白了。
他往門外看了一眼,又回過來說:“你知道嗎,呂亮調到那邊,就是呂文博安排的。他一個人去,誰都不牽連。你舉報他,最多把他查了,呂文博還在。”
我說:“我知道。”
“那你還……”他話沒說完,門外傳來腳步聲。他立刻閉了嘴,裝作看墻上的公告牌。
腳步聲過去了,他才轉過身來:“老何,你要是真想干,就得把呂文博也拉進去。不然我就是個靶子,最后吃虧的是你。”
我看著那份會議記錄,上面呂文博的名字清晰可見。
“這個文件,能給我復印一份嗎?”
彭翰飛猶豫了一會兒,最后還是點了一下頭。
晚上,我拿著那份會議記錄的復印件回到家。鄭薇看見我臉色不好,也沒多問。她只是把飯端上來,坐到我旁邊說:“你先吃飯,別的再說。”
我扒了兩口飯,又放下了。
家里很安靜,只有電風扇嗡嗡響。
過了兩天,彭翰飛又來了。他臉色更差,壓低聲音跟我講:“呂亮那邊已經知道有人舉報了。”
我說:“你怎么知道?”
“昨天有人問我,問我最近在忙什么。還問我跟誰走得比較近。”他說完又補充了一句,“你要小心。”
我的心沉了一截。
但我沒停。
那兩天,我每天晚上都在整理材料。
我把能找到的、所有跟呂亮有關聯的材料都翻了出來。
有合同、有報銷單、有項目審批表。
有的我復印了,有的實在拿不到的,我就記下編號。
那個信封被我放在衣柜底層,鄭薇拿舊衣服蓋著。
第五天,事情來了。
早上我在辦公室,老李接了一個電話,叫我過去聽。
“何建國,你出來一下,外面有人找你。”
我走出去,看見兩個穿夾克的男人站在樓道里。其中一個亮了一下證件:“我們是市審計局的,想找你了解點情況。”
我點了點頭,跟他們下了樓。
在對面那間會議室里,他們問了將近一個小時。
都是關于老廠廠房的事。
我跟他們說了我知道的,也把那張復印件遞給了他們。
他們看了很久,其中一個點了兩下頭,把復印件裝進檔案袋。
“謝謝你的配合。”
他們站起來,跟我握了手。走出會議室的時候,我手心全是汗。
回到辦公室,老李問我怎么了,我說沒事。
他看了我一眼,沒再問。
傍晚下班,我騎車回家。走到一半,我忽然感覺有人跟著我。回頭看了看,路上沒什么人。
大概是我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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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審計結束后,單位的氣氛變了。
以前那些看我眼神躲閃的人,現在連看都不敢看了。
有些人在走廊里碰見我,快步繞過去。
也有人在食堂里議論什么,我端著飯走過去,他們就不說了。
黃瑾瑜也不怎么露面了。他辦公室的門經常關著,偶爾開門拿東西,也是一副急匆匆的樣子。
呂文博還是那副老樣子。他見了我還是笑,但那笑容明顯僵硬了很多。
有一天,他讓辦公室的人通知我,讓我去他那里一趟。
我去了。
他關上門,坐回到椅子上,半天沒開口。最后他抬起頭,看著我,緩緩說了一句:“建國,你這個人,我一直挺欣賞的。”
我沒接話。
“這些年,你在單位里干得如何,我心里都有數。”他拿出煙,點了一根,“但是有些事,你們這些做技術的不懂。”
他吸了一口煙,看著我。
“老廠那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樣。”
“那是什么樣?”
他笑了一下:“我呢,不是不想說。但有些事,說出來對誰都沒好處。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看著他,他也看著我。我們倆誰都沒說話。
過了很久,他說:“你回去吧。”
我站起身,走到門口。他叫住我:“建國,你想清楚了。有些事,捅出去收不回來。”
我沒回頭,直接開門走了。
那幾天晚上,我幾乎睡不著。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看著天花板。鄭薇醒了,問我怎么了,我說在想事情。
第八天,彭翰飛給我打電話了。
“何哥,出事了。”他的聲音很急促,“剛才審計局那邊傳消息過來,說那個案子他們查不了了。”
“為什么?”
“呂亮的大舅子,跟上面有關系。我聽說,那邊來函了,說‘案情復雜,暫緩處理’。”
我放下電話,坐著發愣。
那天下午,我接到一個陌生號碼的電話。對方自稱是呂亮的律師,說想跟我見面談一談。我說我沒興趣,就掛了。
掛完后我一直在想:他們怕了。
但他們怕的方式,不是認錯,而是封口。
我坐在床邊,拿出那份還沒送出去的第二封信。
我本來想等審計結果出來再寄的,但現在看來,等不了了。
那天夜里,我一個人去了郵筒。
這回我多留了一個心眼,把第二封信換了一個信封,沒在封面寫地址,而是寫了一個外面的地址——我在外地的朋友。
我把信寄了。
回來的時候,街上一個人都沒有。路燈很暗,影子被拉得很長。
我回到樓下,抽了一根煙才上樓。推門進去,鄭薇還沒睡,坐在客廳里等我。
她說:“寄了?”
我說:“寄了。”
她站起來,去了廚房。過了一會兒,她端出一碗熱湯,擱在我面前。
我喝了。
湯有點咸。
08
那封信寄出去以后,最明顯的反應是安靜。
徹底安靜。
過了兩天,審計局那邊的人又來了。
這次來了一個小組,在單位待了整整三天。
我刻意回避著他們,該畫圖畫圖,該開會開會,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
但我注意到,呂文博的辦公室門一直關著。
第四天,審計組撤走了。
沒人告訴我結果,也沒人來問我什么。
同樣奇怪的是,彭翰飛失蹤了。
他請了年假,手機打不通,家里的電話也沒人接。我去他家敲門,鄰居說他去了外地。至于去了哪里,沒人知道。
徐保國那邊,倒是有一天在街上碰見了我。
他騎著自行車,看見我,停下來。他沒提審計的事,只是說:“這事,比想象的深。”
“你也小心點,別把自己搭進去。”
他說完就騎走了。
我站在路邊,看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小。
那幾天,我把所有材料又整理了一遍。我擔心這些證據會不會斷,該復印的都做了復印,該記的都記了。
但我也知道,如果這次還是沒有結果,我也許真的扛不住了。
半年了。
我等了大半年,結果還是沒變。
名單還是那個名單,房子還是那個房子。我每天騎著自行車上班,每天在同一條路上來來回回,每天面對同一張辦公桌。
日子像沒發生過什么事一樣。
但我心里知道,不一樣了。
有一天晚上,鄭薇說了一句話:“何建國,你變了。”
我愣了一下:“哪里變了?”
“你以前不會想這么多。”她看著我,“你以前就是一個畫圖的。畫完就下班,什么都不想。現在你什么都想,想得越多,臉色越難看。”
“我不是怪你,”她又說,“我就是怕你太累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陽臺上。樓下那排梧桐樹還在,葉子已經落了不少。秋天快過去了。
我又掏出那封信的底稿,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寫得很克制,很克制。
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萬一沒用呢?
我掐滅煙頭。
那一夜,我睡得比平時早。
不是我不想了,是我實在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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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單位來了一份文件。
紅頭,印著省里的大章。
上面說,根據舉報線索,經查,呂亮在單位后勤管理期間存在嚴重違紀行為,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決定給予呂亮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處分,并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文件里沒提呂文博。
我看到這份文件的時候,正在會議室里。外面有人在小聲議論,說這是上面的意思。也有人說,呂文博是保不住了,只是還沒公布。
我坐在椅子上,看著那張紅頭文件,腦子里一片空白。
下午,辦公室的人通知我,說呂文博被叫去談話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談話。但我知道,他沒回來。
第二天上午,單位大門口貼出了一張新的通知。
分房名單,重新公示。
這次,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個。
有人恭喜我,有人不敢看我。有人拍我肩膀說“老何這次該你了”,也有人小聲罵我“舉報別人換來的”。
我什么都沒說。
彭翰飛后來給我打了個電話。
“老何,聽說名單重了?”
“你拿到了?”
他沉默了很久,說:“恭喜你。”
我說:“謝謝。”
他又說:“你贏了。”
我說:“我不覺得自己贏了。”
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會兒,他說:“我知道。”
然后掛了。
那天晚上,鄭薇做了一桌子菜。兒子回來得早,看著滿滿一桌菜問:“媽,今天什么日子?”
鄭薇說:“你爸分到房了。”
兒子沒說話,但我知道他笑了。
后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
鄭薇說了很多話,說新房子怎么裝修,說兒子終于可以有自己的房間,說陽臺可以放一張小茶幾。
她說了很多,我聽著,也笑。
但笑不出來。
那份文件還在我心里掛著。
呂亮被查了,呂文博被叫去談話了。但負責調查的,還是那些人。
那些本來應該幾年前就查清楚的事,非要等到有人把信塞進信箱,才會被真正處理。
我想起徐保國那張復印的合同,那份壓在檔案室里好幾年、沒人敢動的證據。
我忽然覺得有些東西卡在喉嚨里,上不去,也下不來。
10
搬家的那天,是十二月中旬。
天很冷,風刮在臉上像刀子。鄭薇請了一天假,我們找了輛小貨車,把筒子樓里的東西一趟一趟往下搬。
其實也沒多少東西。
一張舊沙發、一個老衣柜、兩口箱子、幾摞書,還有我那些年攢的獎狀和證書。鄭薇把它們包好,放在箱子里,搬上車。
兒子抱著自己的書包,坐在貨車后斗里。
我站在樓下,看了一會兒那棟筒子樓。樓下的梧桐樹葉子落光了,光禿禿的,風一吹,樹枝嘎嘎響。
有人從窗口探出頭來,看了又縮回去。
我問鄭薇:“還落下什么沒?”
她說:“沒有了,都搬完了。”
我上了車。
新房子是六樓,三室一廳,八十平。窗戶很大,陽光照進來,把地板曬得發亮。鄭薇把窗戶打開,讓風進來,吹得窗簾鼓起很大的包。
兒子站在陽臺上,看著樓下。
“爸,這里對面那塊空地要建什么?”
我走過去看了看,說:“不知道,可能是小區。”
“要是建公園就好了。”
陽臺上有一盆枯死的花,不知道是以前的主人家留下的。我把它拎起來,想扔掉。鄭薇在屋里喊:“那花別丟,洗干凈了還能用。”
我停住了,把花盆放在窗臺上。
新家的墻上,什么裝飾都沒有。四面白墻,空蕩蕩的。鄭薇說改天去買個掛歷,再貼張畫。
兒子在房間里把自己的書一本一本擺好,又走出來,靠在門框上,看著客廳。
“爸,這房子好大。”
“比咱以前那間大好多。”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陽臺上。
對面那片空地被圍了起來,上面插著一塊牌子,寫著“待建樓盤”。
遠處,夕陽把天染成橘紅色,像那天的晚霞一樣。
鄭薇走過來,遞給我一杯水。
“你坐這里發什么呆?”
“沒有。”
她站在我旁邊,看著遠處:“你還在想那件事?”
我沒吭聲。
“都過去了。”
我喝了口水,水是溫的。
“我知道。就是有些東西,翻過去了,心里還是會有印子。”
她沒有再說話,只是站在我旁邊,跟我一起看著遠處。
風又吹起來,窗簾被刮起很高。樓下傳來汽車的喇叭聲,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很快又飄遠了。
兒子在屋里喊:“媽,我書柜能放這邊嗎?”
鄭薇應了一聲:“來了來了。”
她轉身進屋了。
我還坐在那里。
對面那片空地,不知道要建什么。挖土機停在中間,鐵臂朝天,一動不動。
遠處,那棟筒子樓被擋在另一棟樓的后面。我看不見它了。
我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喝完,站起來,關上了陽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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