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四五年初，張發奎翻到新編成的四個方面軍名單，手指停在最后一行。
第一方面軍盧漢，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第四方面軍王耀武。
他沒馬上說話。
紙上的墨還新，可這四個名字擺在一起，分量并不一樣。張發奎心里那句話壓不住：王耀武一個黃埔三期生，也和他平級了？
這不是單看官名的別扭。
一九二七年，張發奎已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又做過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那時的王耀武，還只是黃埔軍校畢業不久的基層軍官。
差了整整一截。
北伐時的第四軍有“鐵軍”名號，張發奎就是從那支隊伍里打出來的。廣州、武漢、兩廣，他的名字在軍政場里轉了二十多年。
一九三六年九月，張發奎已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到抗戰后期，他坐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位置上，名義上仍是一方大員。
可這名義，已經空了。
第四戰區從兩廣縮成廣西一省，廣東交給余漢謀，廣西又有桂系牽著。張發奎的長官部設在柳州，桌上有地圖，手里卻未必真能調動每一支部隊。
桂柳會戰打起來，桂林、柳州相繼失守。戰區司令長官這塊牌子，反倒成了壓在他肩上的賬本。
更要命的是六寨。
撤退路上，美軍飛機誤炸，張發奎差點丟了性命。硝煙散去，他從亂石和傷員中走出來，軍帽上落著塵土，身邊人說話都壓低了聲。
仗輸了，人還在。
就在這個時候，陸軍總司令部成立，何應欽任陸軍總司令。舊的戰區、集團軍架子被重新收拾，四個方面軍擺到臺前。
張發奎從“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改成“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只少一個“長”字，可味道變了。
司令長官管一片，司令官只管一軍。牌子換下來的那一刻，他心里清楚，這不是升，是降。
偏偏王耀武也上來了。
王耀武是山東泰安人，一九二四年入黃埔三期。抗戰中，他從第五十一師師長，做到第七十四軍軍長、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最后接第四方面軍。
這條路太快。
上高會戰后，第七十四軍有了“抗日鐵軍”的說法。諷刺的是，早年“鐵軍”的牌子在第四軍身上，如今新的“鐵軍”聲名，卻落到了王耀武部隊頭上。
張發奎看得明白。論資歷，王耀武不能和他比；論眼前可用的兵、可打的仗，王耀武正是蔣介石手里順手的一張牌。
老資格不再壓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張發奎以第二方面軍司令官身份，成了廣州區受降主官；王耀武則負責長沙、衡陽、岳陽一帶受降。
兩個人各站一地，手里都接過日軍投降文書。紙面上，他們終于平了。
可受降之后，去路不同。
張發奎同年十月晉任陸軍二級上將，出任廣州行營主任，名位更高，兵權卻輕了。王耀武不久轉入山東，掌第二綏靖區，又成了濟南棋局里的主角。
廣州受降那天，張發奎坐在會場正中，面前擺著文件，身后是軍官和旗幟。
他提筆簽字，筆尖壓在紙上。二十年前的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二十年后的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名字一樣，位置已經換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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