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志毓：在大浪淘沙的年代里，一群青年的抉擇與命運

學人簡介：李志毓，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社會文化史，出版專著《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大浪淘沙：中國革命中的國民黨左派與知識青年》等，并曾在《歷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采訪者：劉遠鵬、倪道博，學人團隊成員。

學人：李老師您好！特別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專訪。去年，您的新著分別以《大浪淘沙》和《1920年代中國的黨派與青年研究》為題在兩岸學界出版。據說您對這部脫胎于博士論文的作品打磨了十年之久，當然，“國民黨左派”與中國現代革命的關系，是您從研究生階段開始就一直在探索的問題。您為什么會關注到這樣一個群體呢？

《1920年代中國的黨派與青年研究：以國民黨左派為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5年版

李志毓：國民黨左派是國民黨內比較激進的一個政治勢力，這個群體比較了解19世紀以來西方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想，比較關注底層民眾利益，比較重視農民問題。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內憂外患，階級矛盾激化的情況下，他們試圖推行一些社會改良政策，避免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例如主張停止內戰，發展實業，建立國家信貸機構，限制高利貸，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調和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政治路線，代表了一種改良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社會、政治、文化變革訴求。國民黨左派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

1928年北伐成功后，國民黨迅速腐化，出現了社會腐惡勢力紛紛混入國民黨中的局面。他們號召恢復國民黨的民眾運動，吸收青年人才入黨，為國民黨輸入新鮮血液。他們“理想中的以黨治國”，是將國民黨自上而下的集中統一領導與民選代議制政府結合起來，黨治是民治的形式，民治是黨治的實質。這套改良主義的社會整合方案，為當時同情底層民眾而恐懼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的人們打開了想象空間，吸引了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認同，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在后來我們熟悉的歷史敘述中，對這段歷史幾乎是一筆帶過了，對于國民黨左派失敗的原因，也缺乏深入分析，至少無法解釋我個人的困惑，因此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去一探究竟。但國民黨左派議題本身的延展性十分有限，并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處理。后來比較吸引我的，是國民黨左派提出的一些問題，例如小資產階級的問題，中下層知識青年的境遇問題，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更廣泛的左翼思潮和社會運動的問題，以及從國民黨左派的視野考察國民黨可能帶來哪些新的理解等等。這些問題或許可以為觀察二十世紀中國史打開一些新的視野，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更為全面的理解。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

學人：很多讀者都評價，臺版標題里的“大浪淘沙”可謂十分傳神。在近代中國的革命浪潮里，人們大多記住的是那些勇立潮頭的身影，但在暗涌之下，其實更多的人最終陷入了折戟沉沙的命運。比起您上一部著作討論的主角汪精衛，這本書似乎嘗試進行一種從“精英”到“大眾”的視角轉向，這是否能如您所說，為理解20世紀中國人的生命經驗和心靈世界帶來更加豐富的歷史真相和更復雜的分析框架？

李志毓：上一本書是關于一個政治人物個人生涯的研究，探討的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讀書人在具體時勢中的出處進退和成敗得失。希望使人——當然首先是自己，能夠有所反思，有所戒懼。人物研究只能圍繞具體人物展開，這種研究路徑有它的貢獻，也有很大局限。這本書將考察視野從一個高層政治人物，轉向“國民黨左派”。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國民黨左派”，最初并不是一個政治集團或政治派系，而是一種處于形成當中的力量。它承擔著改造國民黨，將其打造為改造中國的“中心勢力”的歷史任務。就像李大釗與《北京周報》記者談話時指出，要進行舉國上下的根本改造，“首先要創造出作為中心的東西”，當前中國的改造，是要“以中國國民黨作為中心”，全力扶植國民黨，使它更大，更有力量，將國民黨改造為一個有廣泛階級基礎的、維護工農利益的黨。同時，當時社會上有很多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紛紛投入革命組織，所謂“國民黨左派”，既有高層政治人物、軍事將領，還有大量基層黨部的知識青年，需要研究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但歸根結底，我們關心的是現代中國政治變革的“中心勢力”或者說政治主體怎樣形成的問題，本書研究的是這個過程的開端。說到為理解20世紀中國人的生命經驗和心靈世界帶來更加豐富的歷史真相和更加復雜的分析框架，這本書里做的還遠遠不夠，但它反映了我的訴求和方法。我們想要理解中國革命的過程和它的合理性，不是通過簡單地錨定某些價值，或者回歸某種關于革命的目的論敘事，而是希望回到特定歷史環境，看到不同階層的人如何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生活實踐中獲得“解放”。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

學人：您在引論里提到，“大浪淘沙”這個名字其實源于一部60年代的同名電影，我在這里先給不熟悉影片內容的讀者們簡單介紹一下情節：故事發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一群青年因為各種原因一同逃離家鄉，并因此成為義結金蘭的結拜兄弟。在進入學校讀書以后，他們和當時的進步學生們一樣投身革命，并由于出身、經歷和志向的不同，分別選擇了國共兩條道路。后面的劇情當然不出意外，在大革命落潮以后，國共合作破裂，四個結拜兄弟分道揚鑣——一些人成為了經受住考驗的忠誠共產黨人，一些“落伍者”要么因自身的“軟弱”“妥協”而退出歷史舞臺，要么通過被啟發、引導乃至“改造”的過程最終認識到“革命的正確道路”；當然，也有“不知悔改”“一心與人民為敵”的反派人物，最終遭到懲戒和處決。

這種革命歷史敘事的結構與母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大浪淘沙是歷史的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但是，上述理解在某種意義上或許是被建構的“后見之明”，革命歷史的真實機制遠比文藝作品的呈現來得復雜。從某種意義上說，國民黨左派或曰“小資產階級”也是在浪潮中被篩選和淘漉的對象，對此，您在研究中有什么感想和思考嗎？

《大浪淘沙》，珠江電影制片廠攝制于1965年，改編自朱道南回憶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李志毓：國民黨左派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的確是失敗了，我在書里從客觀的歷史條件到主觀的行動主體兩方面分析了國民黨左派失敗的原因。但一種政治力量的失敗，并不意味著他們提出的問題完全沒有價值。他提出的問題可能被勝利者以不同的方式面對和解決，也可能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被擱置或壓抑，而在后來變化了的歷史環境中再次凸顯出來。說到小資產階級，它與國民黨左派其實是兩個不同的議題。盡管國民黨左派宣傳小資產階級革命論，提倡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革命，但小資產階級議題遠遠超出了國民黨左派議題，它更復雜，更有延展性，貫穿整個中國革命。它既是一個社會分析概念，又是一個文化認同與思想批判概念。從國民黨左派進入到小資產階級，就從政治史進入到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這樣一些更廣闊的空間。中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批判，在政治上、組織上應該說是很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并不見得成功。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有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回潮，這個問題有學者做過非常好的研究，它的直接原因來自對“文革”時期極“左”政治的反感，而究其深因，則是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一直沒有建構起自己的“高級文化”（參見蔡翔：《1980年代：小說六記》）。所以所謂的“大浪淘沙”，并不是一個一次性的事件，不能做實體化的理解，我只是想用這個詞來描述一種歷史的動態過程。

學人：《大浪淘沙》電影里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節，“背叛革命”的余宏奎想要用結拜兄弟之情打動共產黨人顧達明、靳恭綬，但前者出生于地主家庭，而后者本身就是貧農出身，靳恭綬還曾因殺死地主受到通緝。可以想見，在抉擇關頭，“階級感情”必然占據上風，壓倒“手足相親”——二者最終親手槍決了曾經的好兄弟、如今的革命背叛者余宏奎。這其實也涉及您書中討論的若干重要問題，即“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與“革命的情感動員”。您提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要求一種“從下層看世界的眼光”，這也不可避免地帶來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而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正確處理階級斗爭與人道主義的辯證關系。靳恭綬之所以能戰勝“資產階級的人道之愛”，與他自己的階級出身不無關聯，事實上，《大浪淘沙》的人物命運幾乎從一開始就被出身所決定。而在您著作中討論的國民黨左派群體那里，對自我階級屬性的改造和革命主體性的錘煉是否構成了一個更加復雜和棘手的問題？

李志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國民黨左派恰恰不涉及自我改造和主體鍛造的問題。他們認為國民黨的腐敗問題主要應以制度手段加以解決，1928年改組派提出的口號是黨的“青年化”和“民主化”。所謂青年化，是要將那些真正有理想的熱血青年吸收到國民黨政權中來，解決國民黨革命精神衰退和政治人才不足的問題。所謂民主化，就是恢復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國民黨左派也意識到“組織”與“個人”之間的矛盾，提出黨員要服從黨的紀律，去除自私、自大、行為浪漫等“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還提出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員與民眾同甘共苦、接受民眾的監督教育等主張。《革命評論》的作者群，是國民黨內最具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理論團體，但他們的主張只停留在“評論”的層面。事實上，正是那些不愿走農工道路、不喜歡嚴密組織紀律的許多自我認同是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最容易響應改組派的號召。這反過來也說明了改組派在政治上的軟弱性。

學人：“娜拉走后怎樣”是五四以來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在1920年代主要體現為女性在革命中的主體性。您在書中指出，中國革命女性似乎不能為西方女性主義所整合，因為后者的女權運動是在一個完整而明確的國家結構和政治秩序中實現的，并且，這一理論的“闖入”與90年代的后革命時代背景相契合。那么，在您看來，中國革命中的女性問題是否也擁有或需要像西方那樣的“研究范式”？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革命女性的主體性問題？

李志毓：是的，我認為中國革命女性的生命實踐還不能被當下流行的西方女性主義所整合，中國革命的婦女解放實踐應該成為全世界婦女解放斗爭的重要理論資源。1990年代社會性別理論傳入中國后，出現過一些研究，強調從女性“真實”的日常經驗與身心感受出發，揭露高舉“解放”旗幟的革命運動中所隱含的奴役/被奴役結構，揭示民族國家政權及其意識形態中的男權機制，以及各種宏大敘事對女性個體生存和身體欲望的壓抑。這個本身是沒有問題，但不能片面強調，否則，一種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革命效能的女性主義批判話語，在解釋中國經驗時反而可能出現認識偏差和去革命化的效果。所以我想婦女史和革命史應該結合起來。一方面婦女史研究要放在一個更大的結構里，不能僅僅從婦女的角度看問題，要看到婦女問題在中國革命整體處境和面對的各種問題中的位置，同時革命史也不應忽視千百萬婦女邁向新生活的真實經驗。

1935年，由“左聯”領導的上海電通影片公司拍攝了電影版《娜拉》

學人：感謝李志毓老師！最后，我們想問您一個更有現實感的問題。您在引論的結尾借海登·懷特之口提出，“歷史學家的任務在于讓人們認識到，他們當下的狀況從來都是人類選擇的結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人類的行為改變。”因此，在2026年的今天，重新思考一百年前的知識青年的處境和遭遇就顯得頗為重要。曾經的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境下投身革命，在“大浪”中鍛造新的自我，但在當下這個“后現代”或曰“后革命”的時代里，今天的青年似乎很難找到感召式的、信念般的方向，用一些人的話說，“孔乙己的長衫”脫掉后卻發現依舊遍地雞毛，新的一波小資產階級的精神困惑再次來臨。所以，我們想請問李老師的是，您在寫作的過程中是否有思考兩代青年人在抉擇和命運上的關聯或相似之處？在今天重審大革命“大浪淘沙”的歷史，對當代的我們有何鏡鑒？

李志毓：謝謝你的這個問題。的確，我的博士論文寫完之后就放下了，十多年來，我都沒有想要修改它的動力，因為我已經理解了“國民黨左派”作為一個政治力量的弱點和它失敗的原因，這個問題對于我來說就結束了。促使我重新討論“左派”“青年”“小資產階級”的，正是近些年來，我對青年人生存處境和自我狀態的觀察。包括“畢業即失業”的生存壓力，那種對于前途的迷茫和無所適從，那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同時又比較虛無和脆弱，很像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青年。但也有很大不同，可能一百年前的青年更容易選擇“相信”，而今天的青年更容易“懷疑”。如果說在今天，重新講述“大浪淘沙”的故事有什么意義，我想引用一段洪子誠老師在《內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問題》這篇文章中的一段話：“這并不意味著轉而選擇懷疑，‘而是決心相信睜開的眼睛’，‘去重新獲得我們的確信’；其中重要的一項是，重新思考革命文化實踐主體的性質和位置。加羅蒂的表述是，‘自我’不應是消失于集體主義文化要求之中，對這種要求將‘既作為一種強制的必然來經受，又由一種自由而孤獨的選擇的責任來承擔’，因而為實踐個體的獨立思考打開空間，……為實踐主體的創造爭取必需的空間——而這一空間在過去被極大地擠壓。”

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學人：好的，那我們的訪談就到這里。非常榮幸能請李老師為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的介紹，期待您越來越多的大著問世！

（文中配圖為訪談者所加，資源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