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身邊有這樣一種人,身體被疾病困住,卻偏要干一件比健康人還難上百倍的事。
蔡磊就是這么一個人,漸凍癥把他按在輪椅上七年,連呼吸都要靠機器,可他硬是牽頭搞出一款新藥,剛剛完成二期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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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網上炸了鍋,評論區最高贊只有一句話:“他配享太廟。”這句話聽著夸張,細想卻讓人鼻子發酸。
一個人連命都快保不住的時候,還在給別人鋪路,這故事,值得從頭說起。
魯豫那期節目是2026年6月21日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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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坐在輪椅里,身體陷得很深,頭支不起來,后背靠一塊定制的托板撐著,兩只手搭在扶手上,手指蜷著,一動不動。
他現在說話要靠剩下的那點呼吸肌拼命擠氣流,聲音很輕,斷斷續續,像一臺信號不好的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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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豫把話筒湊得很近,有些字還是需要仔細聽才能分辨,聊到身體近況,蔡磊沒繞彎子。
“每一天都可能是在告別。”這句說完,錄音棚里安靜了好幾秒,魯豫沒有馬上接話,等他自己往下說。
他又補一句:“身體在萎縮,但大腦算力還在,意志力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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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混到什么份上才能把這種話說得跟報天氣預報一樣平淡,蔡磊混到這份上了。
他確診漸凍癥七年,七年把一個大步流星的人變成現在這樣,抬頭不行,抬手不行,連自主呼吸都在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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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睡醒先確認自己還能不能喘氣,然后打開眼控儀開始干活,魯豫問他,到了這一步,怎么還不肯歇著。
他的回答原話是:“既然生的就是這個病,我就把自己當成最后一顆子彈,打光為止。”
節目后半段聊遺囑,他沒有那種欲言又止的猶豫,直接講怎么安排的。
破冰驛站那個患者數據平臺以后誰接管,正在對接的藥企管線怎么交接,一條一條說清楚。
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眼神比剛才聊自己病情要專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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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電視機前的人可能都在想一個問題:他都這樣了,還在忙什么,二十多天后,答案來了。
7月17日,北京日報發了一條消息。
同一天新華社也發了,好幾家官媒同步,國產漸凍癥新藥完成二期臨床試驗,預計2027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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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癥這個病,醫學上叫肌萎縮側索硬化癥,運動神經元一個一個死掉,大腦發出的指令傳不到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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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走路不對勁,接著手拿不住筷子,再往后說話含糊、吞咽困難,最后呼吸肌罷工,整個過程人都清醒,眼睜睜看著自己被一點點鎖死。
過去幾十年,全球批下來的藥就那么幾個,效果都談不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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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一款新藥的正常周期是十年往上,燒掉的錢數以億計,十個項目能活下來一個就算運氣好。
所以“二期臨床完成”這幾個字在行內人眼里不是階段性小結,是一個坎邁過去了。
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拿到初步證據,接下來可以進入更大范圍的三期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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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件事背后站著一個連自主呼吸都難以維持的病人。
蔡磊在這條鏈條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醫生也不是研發人員,圈內人給他的定位更準:超級連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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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確診之后干了一件沒人干過的事,搭了一個漸凍癥患者數據庫,把上萬人的病歷、基因檢測結果、用藥記錄全部收進來,統一整理,定向開放給科研機構。
以前患者散在各地,醫院之間數據不通,實驗室拿不到足夠樣本,藥企評估不出市場體量,鏈條是斷的,各環節互相等對方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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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磊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斷頭一個一個接上,帶著自己這身病歷,帶著平臺上的數據,一家一家找藥企談合作,一家不成換下一家。
中間碰過多少釘子他沒公開講過,但生意場上的規律誰都懂:一個輪椅上的病人找上門談新藥研發,門都未必能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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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呢,從項目啟動到二期臨床過關,整條時間線被壓到了一個讓業內覺得不太真實的速度。
代價也擺在明面上,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直播間里坐不住就靠背板頂著,眼睛動不了的時候讓助手幫著眼控儀校準,一場直播下來衣服濕透好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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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靠胃造瘺進食好幾年,呼吸機是標配裝備,這種身體底子撐起這種工作量,數據本身就能說話。
呼吸肌功能已經衰退到需要外部輔助,身體機能的各項指標只降不升,時間對他不是按月算的。
二期臨床過關那天,蔡磊通過眼控儀打出一行字,“就算我自己用不上,后面確診的人能有藥,這事就沒白干。”
“他配享太廟。”這句話在評論區掛了很久,點贊量一直往上漲。
太廟,古時候供奉對國家有大功勛的人,拿來安在一個民間病人頭上,字面上看有點不搭。
但打字的人不是在玩梗,這背后有兩層東西可以拆開細看。
第一層是自救和渡人之間的那條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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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凍癥確診對于一個普通家庭意味著什么,經歷過的人不用多說,沒經歷過的說再多也體會不深。
四處求醫問藥,積蓄見底,看著身體一扇窗一扇窗關掉,最后時刻意識清醒地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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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多數患者家庭的真實路徑。能把眼前的日子應付過去已經耗盡全部力氣。
蔡磊選了另一條路,他成立公司,發起籌款,自己下場做直播帶貨,直播間名字叫破冰驛站,冰指的是什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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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辦法在鏡頭前走動,沒辦法拿產品展示,全靠眼控儀打字和觀眾溝通。
一場直播下來體力消耗到什么程度,不用形容詞也能想象。
這些錢流進研發賬戶,變成實驗室里的試劑和報告,變成二期臨床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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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純功利角度算賬,他推動出成果的周期遠遠超過自己預期生存時間,這件事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自己。
第二層是絕癥和希望之間的那道裂縫。
在蔡磊之前,漸凍癥三個字在大眾認知里和絕望是連在一起的,連在一起的還有信息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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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分散在全國,沒有成體系的病歷數據庫,科研機構拿不到樣本量,藥企看不到回報預期,整個鏈條誰都不挨著誰。
蔡磊把這些斷掉的地方焊了起來,用他自己的病歷當敲門磚,用平臺數據當談判籌碼,用最后那點時間當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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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臨床后面還有三期,三期后面還有審批,審批后面還有生產上市,每一步都是時間,而他的身體等不了那么久。
所以“配享太廟”不是廉價贊美,它對應一種樸素判斷:一個人把自己燒干凈,給后來者照亮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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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豫那期節目結尾收得很克制,沒有煽情音樂,沒有刻意特寫,就是一個蔡磊側臉的固定鏡頭,他正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想把話說清楚。
網上有個觀眾寫下一句評論,被轉了上萬次,“希望有一天醫生說出漸凍癥三個字的時候,后面能跟上一句:別怕,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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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不是蔡磊說的,但它指向的方向和他這七年跑的方向完全重合。
國產新藥二期臨床過關,離真正的終點還有路要趕,但路已經有了。
一個連手指都動不了的人,用眼睛打出來的字,正在變成紙面上實實在在的臨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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