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外那片荒地又冒芽了。碎碎的綠鋪在灰撲撲的土坡上,風一過,白星星便搖搖晃晃地亮出來——是一蓮蓬開了。這名字雅,可花小得像撒在草葉間的碎米粒,白花瓣尖上染著淡淡的黃,遠不如小時候喊的“棉花草”來得瓷實、親切。棉花草,多好,葉子上那層絨毛,摸一把軟乎乎的,真像剛彈過的棉絮。
其實村里老人還管它叫“白頭翁”。說它花謝之后,會結出一團蓬松的白絮,風一扯就散,像老頭子花白的頭發在風里亂顫。我爺爺就這么叫。每年開春,他蹲在田埂上拔草,嘴里念叨:“白頭翁又出來了,豬有口福了。”我那時小,總覺得這名字古怪,好好的草,怎么跟老頭兒扯上了關系?還不如“棉花草”好聽,軟軟糯糯的,像母親絮被胎時手里那團白。
三種叫法,三個世界。白頭翁是老人的,透著歲月磨出來的粗糙和直白;棉花草是孩子的,摸得著、掐得出漿,帶著游戲般的親昵;一蓮蓬是書本上的,斯斯文文地站在植物圖鑒里,冷清得像別人的故事。可說到底,它們指的都是同一株草——葉子毛茸茸的,掐一把能擠出白漿,豬嚼起來沙沙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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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放了學,書包往門檻上一扔,提起竹籃、攥緊小鐵鍬就往麥地里跑。麥苗才沒過腳踝,田埂上的露水還亮晶晶地掛著。棉花草最好認,葉片肥嘟嘟的,一掐一個準。豬最愛這一口,嚼起來沙沙的,像在磨牙。有一回我貪心,為了多剜幾株,鉆進麥地深處,褲腳、膝蓋全讓露水泡透了,回家母親一把揪住我耳朵,罵“野丫頭”,可籃子里那蓬棉花草堆得冒了尖,沉甸甸地墜在胳膊彎里,那分量,比什么獎賞都實在。
老家的地早承包出去了,村頭村尾再聽不見一聲豬哼。當年和小伙伴們躲在老榆樹下分豬草的場景,卻像刻在眼皮子底下似的,一閉眼就浮現出來:誰挖到一株肥嫩的蒲公英,便高高舉著,得意地晃兩晃,陽光從葉縫里篩下來,落在我們汗津津的腦門上。我們管這叫“交公糧”,把各自的勞動成果湊一起比多少,贏的人可以獨占第二天那根最甜的甘蔗。那時候,一籃子棉花草就是最大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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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路過小區外這片荒地,常見有老人領著孫子蹲在草叢里撥弄。小孩舉著一蓮蓬脆生生地喊:“奶奶你看,像不像小雛菊?”聲音清亮亮的,一下把我拽回三十多年前的田埂上——我也是這樣蹲著,一鍬一鍬地挖,籃子越壓越實,回家的腳步就越輕越快。推開院門,豬食槽“哐當”一聲敲響,豬拱食的呼嚕聲混著灶間母親的切菜聲,滿院子都是暖騰騰的煙火氣。爺爺坐在門檻上抽煙,瞇著眼看我把草倒進槽里,慢悠悠地說:“這白頭翁,比啥飼料都強。”
現在荒地一寸寸瘦下去,只剩墻角這一小片草甸子,像塊被遺忘的手帕。有次黃昏路過,看見一個中年男人蹲在那兒發呆,手里捏著一株棉花草,絨毛在夕照里細細地飄。他沒抬頭,我也沒打擾,只是心里輕輕動了一下——他大約也想起了什么吧?想起某個放學的午后,竹籃在胳膊上晃出的悠長弧線;想起豬草堆里偶爾夾著一兩朵紫花地丁,被我們悄悄別在辮梢上;想起暮色漫上來時,幾個孩子拖著長長的影子往家走,誰也不說話,只聽見鞋底擦過土路的沙沙聲。興許他也在心里默念著這草的名字——是棉花草,是白頭翁,還是一蓮蓬?說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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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下去掐了一截,指尖又沾上那點白漿,搓了搓,湊近鼻尖——還是那股青澀澀的味道,腥腥的、涼涼的,像把整個童年都揉碎了抹在手上。這味道不分叫法,不管你是喊它棉花草、白頭翁還是一蓮蓬,它都是那株草,長在田埂上,長在記憶里,長在風怎么吹也吹不散的那片麥地邊上。
管它叫什么呢。豬早不在了,爺爺早不在了,母親也不會再揪著耳朵罵我“野丫頭”。可風一來,那些小白瓣兒還是晃啊晃的,和三十多年前田埂上的風一模一樣。只是這回,再沒人催我彎腰,再沒人等著我把它們塞進竹籃里,壓得實實的,提回家去。
草還在長,風還在吹,棉花草的白絨、白頭翁的飛絮、一蓮蓬的碎花,都在風里飄來飄去。飄著飄著,就把一個人從童年飄到了中年。只是再也沒有人喊我割豬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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